中央红军经过长征转战来到延安迎来相对稳定的环境，1938年春天，中央决定举办建党纪念日活动。时光荏苒，岁月流逝，人们对党的一大记忆模糊，已经没有一人记得开会的具体日期。最后，由毛泽东与董必武商量后，把7月1日定为党的生日。5月，毛泽东在延安发表了《论持久战》著名讲演，他首次提出：“今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17周年纪念日。”
为什么是由毛泽东和董必武来商量确定党的成立日期呢？
答案是这样的。1921年7月23日至31日，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现改兴业路76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来为保证会议安全而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一条船上，出席大会的各地代表共13人，代表全国57名党员。
这13名代表为：
上海小组：李达、李汉俊。
武汉小组：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
长沙小组：毛泽东、何叔衡。
济南小组：王尽美、邓恩铭。
北京小组：张国焘、刘仁静。
广州小组：陈公博。
旅日小组：周佛海。
为创立党组织作出了重要贡献的李大钊、陈独秀因工作脱不开身而没有出席大会。共产国际派马林(荷兰人)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克尔斯基(俄国人)出席了会议。
历史选择了上面的13人参加一大，本来有着一样的初心，同心同德走到底，都将成为国家功勋。但不同选择造成了各自迥然不同的人生归宿。从1921年到1949年，28年奋斗历程里，有人经受住了考验，有人在关键时刻掉链子，当逃兵，逃避承担历史赋予的使命，被历史遗忘在角落里。经过大浪淘沙，4人牺牲7人脱党、叛党，只有毛泽东、董必武走到了终点，建立了新中国，都成为正国级国家领导人。
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时，没有什么大动作和一些实质性影响，可以说是波澜不惊。曾担任过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说：“‘一大’开过了，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连报纸上也没有一点报道。但是中国的伟大事变在实质上却开始了。”
中国共产党“童年”时期几次濒临绝境，遭遇数不尽的围追堵截和背叛。从1927年4月至1928年上半年，死难的共产党人、共青团员、工农群众和其他革命者达33.7万人，他们平均年龄不到30岁，最小的只有16岁。世界上再没有哪个政党，像中国共产党那样遭到如此残酷的屠杀与背弃。
建党之初的共产党人，没人、没钱、没地位、没影响，有的只是一颗信仰之心。凭着这颗初心，一支仅有50多人的小组织最终发展成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到了西柏坡七届二中全会召开时，牺牲的党员有360万，而新生党员人数已经达到了300万。
1941年6月，中央发出《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提及“今年七一是中共产生的20周年”。这是以中共中央名义作出的把“七一”作为党的生日进行纪念的第一个文件。从此，“七一”就作为党的生日固定下来。
1945年4月21日，在延安举行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作报告中回忆了中共一大的情况：“1921年，我们党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会是在7月间开的，我们现在定7月1日为党的周年纪念日。本来是在上海开的，因为巡捕房要捉人，跑到浙江嘉兴南湖，是在船上开的……所谓代表，哪有同志们现在这样高明，懂得这样，懂得那样。什么经济、文化、党务、整风等等，一样也不晓得。当时我就是这样，其他人也差不多……我们那时候就是自己搞的，知道的事也并不多，可谓年幼无知，不知世事。但是这以后24年就不得了，翻天覆地！整个世界也是翻天覆地的。”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董必武和诸多革命功勋走上天安门参加开国大典。董必武站在毛泽东的身旁，聆听着毛泽东庄严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1957年，毛泽东在莫斯科讲道：“历史上从来就是弱者战胜强者，没有枪的人战胜全副武装的人。……我们中国也是如此，开头是稀稀拉拉几十个人的共产主义小组，现在也是领导着整个国家，领导着六亿四千万人口的大党。”
关于中共一大的具体开会日期，党史工作者一直没有放弃寻找相关文献资料，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才最终确定为1921年7月23日。但“七一”已经成了共识，没必要再较真改过来。
董必武出席“一大”，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坚定地与毛泽东经过了长征，全程参与了革命解放战争，成为开国功勋，为矢志不移、初心不改，终见彩虹，写上了最完美的篇章。
1934年10月，董必武被编入干部团随红军大部队开始长征。已经年龄半百的董必武当了妇女队的“胡子队长”，他不辱使命，率领30名革命女战士黯然完成了长征。红军总部为董必武等老同志每人配备了一匹马。董必武那匹马不是用来驮书，就是用来驮粮食，要不就是让伤病员骑着，自己一次也没骑过，总是拉着缰绳在前面引路。
看到董必武这样任劳任怨，一心无悔，毛泽东十分感动，将自己未舍得穿的一双胶鞋送给了董必武。还将他调至林伯渠主管的“没收征集委员会”任委员，兼任中央纵队干部休养连党支部书记。
到达陕北后，董必武任中央党校校长。
1947年，董必武出任共产党主抓经济的“总司令”，负责组建华北财经办事处，建立共产党的“战时经济内阁”。1948年11月22日，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在华北银行总行签发了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统一货币的训令。12月1日，董必武宣布成立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发行第一套人民币。这两件事，为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为即将建立的新中国的经济稳定，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历任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政务院副总理，政务院政法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理主席。
董必武十分谦虚和低调，他说：“我现在老了，做不了什么事了，跑跑龙套就是了。其实我的一生也只是跑龙套。”
1975年，董必武已90高龄，虽然身体健康大不如以前，但仍坚持国务活动。1月16日，他接见了马来西亚首任驻华大使。这是董老生前最后一次外事和国务活动。
1975年4月2日，90岁的董必武在北京逝世，安葬于红安县烈士陵园。
毛泽东得到董必武逝世消息后，一整天不说话，也不吃东西，孤独地放了一天宋人张元干词《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的唱片，来寄托哀思，缅怀他和董必武一起走过的革命岁月。
周恩来在病榻上亲自修改了中共中央为董老拟的悼词稿，叶剑英在代表中央致的悼词中深情地说：“董必武同志真正做到了一辈子做好事，不愧为无限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李先念曾说：“董老是湖北革命的老祖宗，是湖北和大别山革命的一面旗帜，我们这些人都是他的徒子徒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