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初入功德林抵触心理强烈，杜聿明劝导：共产党是我的再生父母
青青河边
2024-09-07 20:48山西
前言
1949年10月，蒋介石在逃离台湾时，特意给沈醉下令：让他为国民党站住脚跟，守住云南！
为能让沈醉全身心地贯彻这项决策，为此蒋介石便将他的全家老小都送往香港。
阴差阳错成为战犯
1946年，戴笠飞机失事身亡后，毛人凤当上军统局局长。
沈醉因“功高震主”，被毛人凤视为前途大患。不过机智的沈醉主动“申请”避祸，为此便前往云南担任军统云南站站长，同时监视云南省主席卢汉。
1949年，随着三大战役的胜利，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摇摇欲坠。全国解放在即，看破时局的云南省主席卢汉便开始加紧与地下党的联系，这也使得蒋介石深感不安。
同年8月，毛人凤电令沈醉火速除掉卢汉身边反蒋的杨杰、陈复光、谢崇文等人。
沈醉明知卢汉正向共产党靠拢，但是考虑到自己的将来，为此便对毛人凤的命令采取拖延时间之法，暗中却帮助杨杰脱了身。
后来毛人凤从台湾乘坐专机赶到昆明，亲自监督沈醉的行动。
沈醉尽管表面点头答应，但是内心却极为不满。尤其是想到自己多年来的忍受，为此便对毛人凤起了杀机，想用一种慢性毒药将毛人凤给杀害。
就在沈醉决定行动的当晚，沈醉来到毛人凤的房间，毛人凤则拍着沈醉的肩膀略带歉意地说道：“老沈啊，这些年你待我始终如一……”
一向重义气的沈醉被毛人凤的“这半句话和那诚恳的面部表情”所迷惑，遂放弃了杀机。
随着重庆的解放，解放军大举进军四川，云南省主席卢汉通电起义，并软禁了从台湾来当说客的西南绥靖公署主任张群以及包括沈醉在内的在昆明国民党军政高官！
当时，沈醉是参加了起义的。
不过当时卢汉为了报答张群以往的恩情，为此便在起义之后擅自将张群给放走了，打乱了周总理用张群换回张学良的计划。卢汉“因而怕共产党不能原谅他”，为此在办理起义移交时，便将沈醉等人当成要犯全都交给了解放军。
对于卢汉的所作所为，沈醉自己是不清楚的。
在沈醉看来：自己是签了通电起义的，在战局平定后，自己的问题总该得到处理！
不过事情的发展，却事与愿违。解放军在接管陆军监狱之后，原有的看守和负责人都已撤换，制度相比较过去也严格很多，沈醉本人的行为也受到限制，最关键的是关押的性质也变了。
为此作为战犯的沈醉最初心情也很惶恐，对共产党有抵触情绪。
当时昆明军管会公安部的领导，经常会找沈醉谈话，对他进行开导、教育。沈醉虽然表面看上去很是配合，不过内心却是在想：不放我出去，说什么都是空头支票，再也不上你们的当了。
这一段时期内的沈醉，对我党的政策抵触心理很是强烈。我们可以通过沈醉当时写的诗词，来看看他内心的想法：
对镜无言只自伤，懒从邻院学新装。承恩怕问前朝事，未启朱唇自断肠。
沈醉通过这首诗，来表达自己对蒋家王朝的怀念，不愿像别人那样去接受改造，揭发国民党的罪行。
不久后镇反运动开始了，尽管当时没有枪毙沈醉，但是他对共产党的抵触情绪并没有丝毫减少。在沈醉自己看来：共产党枪毙自己是必然的，无非是迟早的问题！
某天，昆明军管会公安部领导便找沈醉进行谈话：
现在正在镇反高潮中，过去许多被你关过的人，以及亲人被你杀害的人，天天找到公安部来，要求镇压你，特别是你过去几个学生的家属，经常来找我们。我们想把你转移到重庆去……
对于这位领导的话，沈醉是半信半疑的。在他看来，共产党不会因为真的怕别人找自己麻烦，而将自己转移到重庆。如果真的被转移到重庆，那么也是准备要处决自己！
1950年12月底的一个早晨，沈醉刚刚起床便接到看守的通知去钉脚链。沈醉心里明白，这是准备将自己押往重庆了。
当时，为了防止昆明的人将沈醉给认出来，为此便在他的头上套了一个绵口袋，只露出两只眼睛。对于这段历史，晚年的沈醉曾回忆道：
记得当时我乘坐的那架客机是“上海号”。飞机起飞了，那时我的心禁不住一阵酸楚：两年前，我从这里送走了妻儿老小，她们日日夜夜在盼望我从这里放飞到她们身边。而今，我离开这里却是飞往重庆，何时能再见亲人！
此去重庆，是凶是吉？真是未可预卜啊！
可以说在重庆开始，沈醉的观念开始慢慢发生转变。在过去，沈醉一直认为：共产党只讲阶级仇恨、阶级斗争，不讲私人交往！
在抵达重庆后，沈醉才渐渐发现，并不完全是这样。
某次，中共高级领导人陈赓大将前来重庆，并特意前来管理所看望他在黄埔一期的同学，比如说：宋希濂、刘进、钟彬等人！
陈赓将军还专门请自己的老同学去吃饭，并邀请西南公安部部长作陪。在餐桌上，陈赓大将谈笑风生，气氛十分融洽。最后，陈赓大将还指着西南公安部部长对宋希濂等人说道：“有什么困难可以向他反映，他会帮你们解决的。”
宋希濂等人每提起此事，就显得很激动。正是如此，这也让心灰意冷的沈醉看到了希望。
沈醉本身就是干特务出身，为此在闲暇时便喜欢留心观察看守所干部的言行。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后，沈醉便发现干部处处与国民党不同，特别是在执行政策方面，绝对不像国民党那样阴奉阳违。
为此沈醉便开始试着接近一些管理人员，向他们谈点自己的思想，从而得到他们耐心地教育和启发，从而改变了自己对共产党的一些错误看法。
不久后，由于西南公安部撤销了，为此沈醉等战犯便被转移到西南公安局。然而没过多久，西南公安局又撤销了，为此沈醉等一行人便被送到重庆石板坡的市监狱里。
在转移的路上，沈醉便也看到重庆解放后的崭新面貌，加上从报纸上经常看到有关国家建设迅速发展、蒸蒸日上的报道，为此沈醉思想上很是苦恼：
认为国家的前途光芒万丈，而自己的前途漆黑一团；新中国再好，对我们而言不过是‘水中月’‘镜中花’。
沈醉一行人在被送到重庆市监狱后，很担心自己像一般的犯人一样，在这里关一辈子，为此对于共产党的抵触情绪又抬头了！
后来，监狱便要求沈醉、宋希濂等人整理自己的档案，并要求他们在一个月的时间内整理完成。对于这件事情，沈醉等人一头雾水，在面对自己的档案时疑虑重重，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为此他们的心情都不太好。
一个月后，沈醉等人的档案整理完成，他们便焦急地等待下文。最终，他们从看守人员口中得知一个好消息：中美合作所的房子腾出来了，专门做你们这些国民的高级军政人员集中训练的场所！
1956年初，沈醉等人便从重庆市监狱转到战犯管理所。
其他的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也从各地监狱、劳改农场和看守所等处陆续集中到了这里，总共约有100多人。
在重庆战犯管理所关押的几年中，沈醉和他的“同学”开始了真正的思想转变，尤其是采取的集中学习与安排到重庆各地参观新中国成立后的新成就，给了沈醉等人极大的触动。用沈醉自己的话来说：春风化雨、开始认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