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红军正式改编为八路军。但在这过程中，却发生了一件较为荒唐的事情。原本担任红30军政委的李先念，接到的任命居然是去129师当营长。从军政委直接降为营长，这中间整整差了六级。
虽说当时八路军争取到的番号有限，只有三个师的编制，在军队缩减、军制缩编的情况下，干部降级使用也是普遍现象。但按正常标准来应该是官降三级，偏偏到李先念这里却翻了番，直接降六级。
李先念
此事在八路军中引发了不小的争议，特别是因为李先念的“特殊”身份，更是让不少人为他鸣不平。那么这件事的根源究竟在哪？毛主席得知消息后，又为何罕见地发了火，甚至因此耿耿于怀了16年之久？
一、鏖战河西，李先念功劳太大
为什么说李先念身份特殊？
因为在八路军改编前，他刚用47天的时间创造一个军事奇迹，救下了400多位老红军，其中多数人后来都成为了开国将军。说李先念是“大功臣”，毫不为过。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完成历史性的大会师。为了开辟新局面，连通西北，打通与苏联的联系，红四方面军主力奉命组建西路军，前往宁夏、甘肃建立根据地，并发起与西北马家军作战的宁夏战役。
但此次西征，最终因为特殊的历史背景，留下了历史性的遗憾。在孤军深入、后援不济的绝境下，红四方面军主力红9军、红30军，包括由一方面军合编过去的红5军，在河西走廊与马家军拼到弹尽粮绝，无力再战。
最后关头，上级电令西路军余部寻机突围，同时命令总政委陈昌浩、总指挥徐向前即刻离开部队，返回陕北。同时调离两位最高首长，是防止意外的无奈之举，也是一招险棋。没了主心骨，西路军群龙无首，部队谁来指挥？
作为西路军实界上的“一把手”，陈昌浩在整个西征过程中，行为处事都过于优柔寡断，瞻前顾后。直到最后选择接班人时，他才彰显出久违的魄力，当众宣布由红30军政委李先念全权接手西路军的军事指挥。
陈昌浩
这其实是一项不符合常规的命令，因为当时西路军中名将云集，总指挥一职怎么也不该轮到李先念。
比职务、资历，王树声是红四方面军的副总指挥、李卓然是西路军政治部主任，两人都是李先念的顶头上司。论行军打仗，红30军军长程世才、红9军军长孙玉清，那都是军中出了名的骁将。特别是红9军军长孙玉清，还是他当初亲手教着刚参军的李先念骑马打枪，两人算来应是师徒关系。
陈昌浩为何要力排众议，选中李先念？
两点原因：
第一、 当时西路军剩下的部队中以红30军人数最多，这都是李先念带出来的兵，他能服众。
第二、 虽说只是政委，但李先念却是实打实的全才，军事能力、组织协调能力都非常突出，而且关键时刻敢于决断。论综合能力，整个西路军中李先念恐怕只逊色于徐向前，甚至要超过陈昌浩。
李先念的地位，是拼出来的。整个西征，他从头打到尾。红军西渡黄河，徐向前曾交给李先念两个任务：一是想办法秘密打造40只木船，供大军西渡黄河；二是让他率领红30军当先锋，率先强渡黄河，突破马家军防线。
徐向前
两个任务，都有难度，但李先念却完成得非常出色。他本是木匠出身，造船算是看家的本事，亲自率领技术队就地取材，仅用一周时间就打造了一批可用的战船。紧接着，李先念又借着夜色掩护，率部抢渡黄河天险，让30军7000余人在一夜之间全部渡过黄河。
同马家军的作战中，一战河北湾，二战吴家川，三战尾泉，李先念如同马尾穿豆腐，兵贵神速，连战连胜，把马家军两个旅及地方守军打得四散溃逃。后来转攻为守，他又亲自带队阻击，用步兵死死挡住马家骑兵，掩护总部机关撤退。
李先念是帅才，这点毋容置疑。也正因如此，陈昌浩才把西路军的命运交到他手中，绝境之下的选择，必然全无私心。但李先念临危受命，并未做好心理准备，他曾坦言：
“当时要把西路军剩下的三千余人，交给我统一指挥，我心中无底，但组织上已经做了决定，也很难改变了。”
但没有时间适应，李先念接手西路军指挥权后，上来就是雷霆手段，甚至全面推翻了陈昌浩原本制定的突围计划。
陈昌浩离开前，将西路军余部分为三个支队，除保护伤员妇女的干部支队外，还有李先念和王树声率领的左右支队。原本的计划是三个支队分散突围，到西、南两个方向的大山中去打游击，等待后续支援。
但李先念却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计划：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奋力一搏争取生机。分散行动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必须统一兵力，全军突围方向向西，翻越祁连山，进入新疆。
李先念的话引起了巨大争议，不说要推翻陈昌浩的方案，单说翻越海拔高，且终年积雪的祁连山，很多干部就不相信红军能做得到。况且就算过了祁连山，山的南面也是戈壁，根本无法生存。包括找来一些当地的藏民问意见，回答也是：“没试过，不敢说能过去。”
但李先念的态度非常坚决，他从军事角度分析说：
“敌人在三个方向集结重兵，根本没有我们的立足之地，只有向西，西面虽然是人迹罕至的冰山雪地，但是正好可以借此来摆脱敌人。我们红军长征过雪山，走草地，不都是借绝地摆脱敌人，或被动为主动吗？”
事实证明，李先念的提议是当时摆脱绝境的唯一出路。三个支队，除了李先念的左支队外，其他两个支队后来都被打散了，仅有少数人辗转回到陕北。
当然，李先念这边问题也不少，不敢翻越祁连山主动退队的、逃跑的战士，比比皆是，仗着资历老不服李先念，要带部队单走一路的干部也有。李先念的指挥风格很明确：你服我，我豁出命都要保着你突围，你不服要走，我也绝对不拦。
西路军翻越祁连山，比长征翻越雪山更为艰苦，紧靠着仅有的一点干粮，47天走了740公里（1400余里）的冰雪山路，穿越号称“死亡之海”的茫茫戈壁，沿途还有大批敌人围追堵截，最终只有400余人安全抵达新疆。
但400人可不简单，其中师级干部以上10多人，团营连干部70多人，战士都是3年以上的老兵，还有译电员、医生等技术人员30多人。他们中很多人都在建国后被授予将军衔，或是担任要职。
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李先念的力挽狂澜。
二、林彪的”双一原则“公不公平？
回到陕北后，李先念在抗大学习并休整了一段时间，直到后来八路军改编，负责干部工作的谭政突然主动找到李先念谈话：
“先念同志，组织上决定你到八路军129师当营长，你有什么意见吗？”
军政委到营长，连降六级，换个脾气烈一点的将军，估计当场就要拍桌子。但李先念当时求战心切，脑子里想的是只要能扛枪打鬼子，干什么都行，于是一口应了下来。
李先念甘愿做出牺牲，关于职务的问题闭口不谈，但这件事却还是迅速在军中发酵，原因很简单：这次的人事安排太离谱了。
要知道当时129师两个旅的正副旅长，除了老资格的陈赓外，王宏坤、王新亭、许世友原来都是军级干部，和李先念平级。而团级干部像陈锡联、叶成焕等人，原来都是师长、师政委，算是李先念的下级。
那么问题根源究竟在哪？
首先要弄明白一个流程，抗战初期，红四方面高级干部都在抗大进行军事学习，在学业完成后再分配到各部队任职。但在职务安排上，四方面军出身的干部却往往要比红一、红二方面军的干部要低上几级。
这里就要提到一个人，当时担任抗大校长的林彪。林彪在干部任用上，曾提出过一个有名的“双一标准”，即：三个方面军中，优先使用红一方面军的干部；红一方面军中，优先使用红一军团的干部。
这个标准过于偏心？这其实也要结合当时的情况辩证来看。
首先从干部质量讲，红一方面军的干部，特别是红一军团的干部，大部分都是老井冈红军，参加过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其中不少还是黄埔系出身，无论是资历还是能力，都是军中翘楚。
相比之下，红二方面军是贺龙从湘西拉起来的部队，成分比较多元，既有老红军的底子，也不乏一些江湖豪杰、草莽英雄，比如当时红二方面军最能打的战将贺炳炎，就是打铁出身，少年时行侠仗义，16岁就跟着贺龙闯天下。
而红四方面军，更特殊。虽然它曾是人数最多，实力最强的一个方面军，但正因为扩编快，加上曾有“排除知识分子”这一历史旧事，军中大部分干部的文化水平都不高。而且很多干部都是“红小鬼”出身，十五六岁就参军，到改编八路军时也就二十出头，资历、威望都有限。再加上长征途中，四方面军一些干部曾被迫执行过“南下路线”，一些单位在用人时难免会有成见。
再说林彪个人，他是出了名的爱用熟人，包括后来解放战争期间在东北主导一纵换司令，让老红军的李天佑替下出身东北军的万毅，就曾惹出过不少风波。但林彪用人，一般也是基于军事上考虑，谁能打仗就用谁，谁用着顺手就用谁，也没那么多道道。
一方面军干部素质高，四方面军能打仗的不少，但文化水平、过往资历的问题也复杂。特别是以四方面军原本的实力，编成两个师绰绰有余，但经历几场大仗之后，只能改编为人数最少的129师，原本两个师的干部要压缩到一个师里，自然有人职务会降得多一点。
李先念的身份就更特殊了，他不仅是红四方面军的干部，还是西路军回来的。
红军三大主力改编为八路军三个师，115和120师在人员配置方面没有大改动。只有红四方面军改编而来的129师，干部任用普遍存在多降级、多副职的状况，甚至出现李先念这种极端情况。
这种鲜明对比，自然会引起红军内部的舆论。比如刚上任129师769团团长的陈锡联，在率部进入晋东北抗战前，就曾特意找到徐向前，抱怨过两个“难以接受”的问题：
第一、将红军的番号、帽徽改成国民党的，感情上接受不了。
第二、八路军改编，很多干部层层下放，原来的红军军长、师长，明明能带一个军、一个师作战，现在却只能带一个团、一个营，有些人觉得委屈。
有问题就要解决，谁来解决？
三、毛主席特殊命令，再次促成军事奇迹
对于李先念，毛主席的印象很深刻。当年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懋功会师时，26岁的红30军政委李先念作为代表出城八里迎接，给毛主席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西路军返回后，毛主席也给予了李先念高度评价：
“李先念是将军不下马的。”
毛主席认为李先念是人才，应该重用、大用。所以当听说他只被安排担任营长时，非常诧异，特意找来李先念询问情况：“听说要你去129师当个营长，有这个事吗？”
看到李先念没有否认，毛主席脸色沉了下来，重重地说了句：“这太不公平了！林彪他们怎么这么干？”停顿了半响，主席突然又问道：“高敬亭这个人，你认识吗？这样吧，你到他哪里去当参谋长怎么样？不过，听说高敬亭这个人脾气不好，难共事，你怕不怕？”
“不怕。”李先念继续说，“在鄂豫皖苏区时，我跟他在一起打过游击。后来建设根据地，我俩工作中也有很多接触，无话不谈，还在一个铺上打过滚呢！”
直到这里，毛主席才满意地点了点头。
高敬亭所在新四军第四支队，是由坚持在鄂豫皖苏区三年游击战争的红28军改编，是当时新四军中实力最强的一支部队，相当于旅级编制。调李先念担任旅级干部，符合当时红军军一级干部的使用规格。
高敬亭
事情解决了吗？没有。安排好一个李先念，还不足以让四方面军的干部们解开心结。在了解到干部使用情况上的区别化现象后，主席也是亲自出面纠偏，批评所谓的“双一原则”。直到后来的1961年6月12日，毛主席回忆起这次事件，还不点名地批评了林彪，并强调：
“我说三个方面军都是一尺，不是一方面军是一尺，四方面军九寸，四方面军就抬不起头，只有九寸，矮一寸。四方面军的光荣历史是抛不掉的，跟一、二方面军有一样的光荣历史。”
主席的这番话，说到了四方面军广大将士的心窝里，为这次的事件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而毛主席的这一番行动，也意外促成了另一次军事奇迹。
毛主席点名李先念去鄂豫边区，独当一面领导华中抗日游击战争和根据地建设，最后创建发展了新四军五师。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时，李先念开创的中原抗日根据地，已经拥有5万正规军和民兵30余万人。
解放战争打响后，蒋介石动用30万大军，将中原解放军压缩围困在方圆不到一百公里的狭小地域，妄图“一举包围歼灭”。危难时刻，李先念再次临危受命，统一指挥中原各部队。
中原突围，是不可能中的可能。李先念临危不乱、运筹帷幄，把几股力量拧成一股绳，重压之下连续突破敌人的钢铁防线。这一切，都仿佛当年西北突围的翻版。
建国之后，李先念逐步走向台前，为新中国的改革与开放立下了汗马功劳。
1992年6月21日，李先念病逝，享年83岁。遵照他的遗愿，骨灰一部分被洒向大别山、大巴山、祁连山，另一部分被埋葬在了八宝山的国家公墓里。墓碑上没有名字，也没有生平，只有24个大字：
“先天下之忧而忧，与天地同在；念人间之乐而乐，共日月齐光。”
这24个大字，是李先念这一生最真实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