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自选集》丛书付梓在即，责编要求我写一篇序。初闻此言，颇感错愕：老朽何德何能，哪有资格为大师的文集作序？继而思之，季先生的同辈学人，已经渐去渐远，即使我的师兄师姐，也是寥若晨星。我作为先生的及门弟子和读者，同时还是先生传记的作者，谈点心得体会，作为引玉之砖，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应该的。于是我鼓足勇气，写点一孔之见，与诸位读者交流。
说起季羡林先生的自选集，据我所知，最早是在1988年，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要求季先生自选精华，编成《季羡林学术论著自选集》，季先生从过去几十年所写的200万字的学术著作中，选出几十篇，还为这本集子写了自序。他发现，所选文章基本上都是考证方面的，这说明，自己的兴趣和能力即在于此。清代大文豪姚鼐说：“天下学问之事有义理、文章、考证三者之分，异趋而同为不可废。”
《季羡林自选集》。
“我的工作主要是爬格子”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季羡林的治学主要是考证。他师承陈寅恪和瓦尔德施米特，认为考证是做学问的必由之路。至于考证的方法，他十分佩服并身体力行胡适提出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他认为，过去批判这两句话，批判一些人，是在极“左”思想的支配下，以形而上学冒充辩证法来进行的。他反对把结论当成先验的真理，不许怀疑，只准阐释，代圣人立言，为经典作注。他认为这样只能使学术堕落。他说：“我过去五六十年的学术活动，走的基本上是一条考证的道路。”“考证要达到什么目的呢？无非是寻求真理而已。”“什么叫真理？大家的理解也未必一致。有的人心目中的真理有伦理意义。我不认为是这样。我觉得，事情是什么样子，你就说它是什么样子。这是唯物主义，同时也是真理。”
要想了解季羡林是如何考证，如何寻求真理的，请读一读本丛书中的《谈佛》。季羡林曾经多次说“不喜欢义理”。可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他在“义理”的研究方面，投入了不少的精力，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其原因是，他看到，西方文化引领世界数百年，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利益，同时也造成了巨大的生存危机，诸如环境污染、人口爆炸、淡水不足、气候变暖、臭氧出洞、物种灭绝、战争频发、贫富差距扩大，等等。他在思考人类的出路在哪里。当然不只是季羡林，世界上有些有识之士也在考虑同样的问题。英国的汤因比对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势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日本的池田大作在考虑如何把“战争与暴力的世纪”改造成“和平与共生的世纪”，并与季羡林展开隔空对谈。季羡林从中国古代圣贤那里受到启发，提出了“天人合一”的新解，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在人与人、国与国的关系方面，主张和为贵，和而不同，建立和谐世界；在东西方文化关系方面，主张坚持“拿来”，强调“送去”，用东方的药，治西方的病；他提出“河东河西论”，大胆预言：21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这些，为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供了理论支撑。我们这套丛书中的《季羡林谈国学》《季羡林谈东西方文化》无疑是其代表作品。
至于文章，季羡林先生是广受读者欢迎的散文大家。他笔耕七十余载，创作散文五百余篇，其中许多是脍炙人口、清新隽永的名篇。1980年香港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季羡林选集》和1986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季羡林散文集》就是较早的散文自选集，在这前一本书的跋和后一本书的自序中，他详细介绍了自己的创作过程和“惨淡经营”的创作理念。此后，各家出版单位编辑出版的季羡林散文集可以说数不胜数。记得2006年初，有一家出版社找到我，要编一本季先生的学者散文。我去医院请示季先生，季先生说：“我的散文已经出了七八种，有的还没有经过我同意。这些书大同小异，你选这几篇，他选那几篇，重复的不少。这对读者不负责任。你不要凑这个热闹。人家不编的，你编。”本套丛书大多是散文。对季先生的散文，方家评论多矣，我这里只引用林江东的评语——“季先生散文的特点是：在朴实中蕴含着优美，在静穆中饱含着热情，在飘逸秀丽中不失遒劲和锋刃，在淳朴亲切的娓娓道来中给人以强烈的震撼，在诙谐隽永的语言中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在行云流水般的字里行间凸显先生的人格魅力。”我认为此言不虚，读季先生的散文，确实是一种美的享受。
电影《无问西东》（2018）剧照。
季羡林先生是著名翻译家，他的译著在三十卷《季羡林全集》中占三分之一。1994年初，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季羡林译著自选集。季羡林为这本《沙恭达罗—中国翻译名家自选集·季羡林卷》写了篇小引，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则，“不改少作，意在存真”。他说：“除了明显的错误或者错排，其余的我一概不加改动，意在存真，给历史留下些真实的影子。有的作家到了老年拼命改动自己青年和中年时代的文章，好像一个老年人想借助美容院之力把自己修饰得返老还童。我认为此举不足取。”季羡林先生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的《清华园日记》和早年许多著述，都是以本来面目示人。令人欣喜的是，本套丛书的编者，严格遵循作者的本意，不辞辛劳追根溯源，坚决剔除某些版本的不当修饰，奉献给读者的是季先生的原玉。
季羡林先生走了，留给我们丰厚的精神遗产。印刷机轰鸣，指示灯闪烁，一套新书很快就要和读者见面了。这套书里的文章是季先生亲自挑选，出版社精心打造的；是值得认真品读，值得珍藏，传诸后世的。季羡林说：“我的工作主要是爬格子。几十年来，我已经爬出了上千万的字。这些东西都值得爬吗？我认为是值得的。我爬出的东西不见得都是精金粹玉，都是甘露醍醐，吃了能让人升天成仙，但是其中绝没有毒药，绝没有假冒伪劣，读了以后至少能让人获得点享受，能让人爱国、爱乡、爱人类、爱自然、爱儿童，爱一切美好的东西。总之一句话，能让人在精神境界中有所收益。”
季羡林先生为学为人都达到了很高的境界
季羡林被评为“感动中国”2006年度人物，评委们称赞他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一面旗帜和榜样”。他是如何做到的呢？在人生的最后岁月，季羡林考虑最多的是和谐。他对《人民日报》的记者说：“要想达到个人和谐的境界，需要具备两个条件，良知和良能。知是认识，能是本领。良知是基础，良能是保障，两者缺一不可。知行合一，天人合一，方能和谐。良知是什么？概括起来就是八个字—爱国、孝亲、尊师、重友，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都有。一个人如果做到了这一点，就可以说他是个人和谐了，而每一个人都和谐了，那整个社会也就和谐了。”至于良能是什么，季羡林没有说。窃以为，从事不同的行业，良能当各有特色。而对学者与教师而言，季羡林为聊城大学题写的校训“敬业、博学、求实、创新”似可概括。良知和良能的完美结合，季羡林不仅是倡导者，而且是模范的实践者。限于篇幅，我不能展开讲，只能扼要说说。
说到爱国，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季羡林先生提倡的爱国，是具有世界眼光的爱国，是和国际主义相统一的爱国，不是义和团式的“爱国”，那样的“爱国”其实是害国。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20岁的季羡林和清华同学躺在铁轨上拦火车，去南京请愿要求政府出兵抗日；1942年，德国当局承认汪伪政权，季羡林和张维等留学生坚决反对汉奸政府，他们不顾生死，宣布自己“无国籍”；朝鲜战争爆发后，他积极签名，捐献稿费支援抗美援朝。他的爱国，更多表现在实际工作中，融汇在本职岗位的敬业里。20世纪80年代，他担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针对国际学术界“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某国”的说法，响亮地提出“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的口号，带领我国敦煌学者与国际学术界密切合作开展敦煌学研究，取得了骄人的业绩，他本人更是在耄耋之年学术冲刺，完成了《糖史》和《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剧本〉译释》两部顶尖的科学巨著，为祖国争得了荣誉。季羡林的爱国，还表现在他深谙“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针对那场给国家民族带来巨大灾难的“十年浩劫”，他主张总结亿金难买的深刻教训，绝不允许悲剧重演。他用自己的切身经历，和着血和泪写成《牛棚杂忆》，令一时“洛阳纸贵”。他还发出振聋发聩的四问，不仅震撼国人心灵，而且展现了一个有良知者对祖国的拳拳赤子之心。
季羡林提倡尊师，是以爱生为前提的。作为北京大学的资深教授，季羡林对学生如亲人，他为新生看行李的故事，几乎尽人皆知。我再说几件不那么家喻户晓的事。1964年新生入学，季羡林到男生宿舍看望新生，他看见盥洗室水槽里放着几个瓦盆，就问：“怎么把尿盆放在这里？”我怯怯地说了句：“不是尿盆。”季先生没有再说什么，第二天，系学生会通知：季先生自掏腰包买了二十个搪瓷脸盆，没有脸盆的同学可以来领。我虽然没有去领盆，但心里暖暖的。1980年海淀区人民代表选举，中文系一名女学生自荐参加竞选，结果代表没有选上，反遭大字报围攻。季副校长知道这位同学承受着巨大压力，吩咐身边工作人员暗中呵护，以免发生不测。1985年新生入学，一位从广东农村来的同学没有带被褥和棉衣，季先生发动老师们为他捐钱捐布票置办被褥，还找出自己的旧棉袄给他御寒。同学们都知道，季先生学问好，人更好，所以他深受学生的爱戴和崇敬。
电影《无问西东》（2018）剧照。
季羡林先生为学为人都达到了很高的境界，绝非偶然。我们读他怀念师友的文章，可清楚地发现，他从恩师陈寅恪、汤用彤、胡适和瓦尔德施米特、西克、哈隆身上传承了什么，还有鞠思敏、王寿彭、胡也频、董秋芳、吴宓、朱光潜等对他的影响和帮助，原来他是站在大师的肩膀上啊！
读季先生的书，不难看出，他一生走过曲折的路。回国后的三十多年，他是在战争和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中度过的。在极“左”乌云压城的时候，运动来了，他不停地检讨自己“智育第一、业务至上”的“修正主义”，运动一过，就“死不悔改、我行我素”。有人会说，这是典型的“人格分裂”。我认为不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像陈寅恪那样始终清醒的是凤毛麟角。大多数人都与季羡林遭遇类似。我们要听其言，观其行。在高压下违心或诚心地检讨是“言”，是为了“过关”。而其行，坚持死不悔改，坚持业务至上，坚持教书育人，才是其良知使然。而且，季羡林死守一条底线，就是只检查自己，绝不攻击他人，这才是更加难能可贵的。
不仅仅如此，有人问他，一生最敬佩什么人？他回答是彭德怀和梁漱溟，由此不难窥见他的风骨。季羡林晚年，致力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掘和传承，他曾多次与人讨论“侠”和“士”的问题，可惜没有来得及写成文章。这样的文章只能由后人来写了。我相信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一定能够出现越来越多造福人类的国侠和国士。
以上体会尽管浅陋，但是我的肺腑之言。遵照季先生吩咐，“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就此打住。我想重复一句季先生对我耳提面命的话，作为这篇序的结尾：“记住，书好不好，读者说了算。”
2023年7月30日于北京大兴
撰文/梁志刚（中央档案馆原司长，《季羡林大传》作者）
编辑/张婷 何安安
校对/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