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新中国为军队将领授衔，空军领导中，刘亚楼、刘震被授予上将；吴法宪、成钧、曹怀里、王秉璋、谭家述、常乾坤、徐深吉、罗元法、吴富善、聂凤智、曾国华、余立金、郑任农、王辉球等被授予中将；而少将多达几十位。
在吴法宪看来，自己被授予中将还是满意的。根据评军衔的几条硬性规定，自己在土地革命时期担任过团职，没有当过师以上职务，所以中将军衔是当时他能达到的最高军衔，也是对自己过去的肯定。
他对刘亚楼司令员被授予上将，也是非常认可的。
刘亚楼在土地革命是担任过师职，在抗战时当过抗大训练部部长；在解放战争时担任过野战军参谋长。有人说他可以被评为大将，其实不然。
刘亚楼最耀眼的战绩是在解放战争时期，抗战七年多在苏联。十大大将中，都是各个“山头”的代表，刘亚楼出身红1方面军红1军团，他的资历可没有罗瑞卿高，罗瑞卿当过他的领导，人家在三个时期贡献都很大。
吴法宪也在回忆录里说道，没有听过刘亚楼对军衔高低不满意。相反，在授予上将军衔的57人中， 他排名在第30，排名在他的后面的还有不少比他资历要老的同志。
吴法宪对刘震被授予上将，似乎有些自己的看法。
刘震是红25军徐海东的老部下，从鄂豫皖一路打到陕北，与陕北红军合并为红15军团担任师政委。
1931年，刘震正式加入红军，相比很多上将，他显得有些晚。在1934年，成为基层指挥员，担任连指导员，在长征路上升为营教导员，抵达陕北后担任团政委。1936年4月，223团扩编为73师出任师政委。
抗战时期，刘震所在的红15军团改编为344旅，吴法宪所在的红1军团改编为343旅，成为兄弟部队。
1941年，黄克诚率领八路军4纵抵达苏北，与八路军苏皖支队等，改编为新四军3师，刘震担任旅长，而吴法宪担任师政治部主任。
抗战结束后，刘震升为新四军3师副师长，与黄克诚等人进入东北作战。而3师主力在战斗中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2纵，刘震担任司令员、吴法宪担任政委。两人并肩作战3年多。平津战役后，东野改编为4野，成立兵团，刘震担任兵团副司令员兼军长，吴法宪调离39军，担任兵团副政委。
1952年，军队评级时，吴法宪、刘震按照职务都被评为副兵团级。副兵团级是有资格参与上将的评选的。在1955年授衔的上将中，有33位是正兵团级，19位是副兵团级。
能被评为正兵团级的将领，正常情况下都会被授予上将，因徐立清多次让衔才改为中将，属于一个例外。而副兵团级一共42位，选谁担任上将，是一个需要多方位衡量的问题。
当时的标准，除了依据现任职务，政治品质，资历、对革命的贡献以外。还要适当照顾各方面军干部，照顾少数民族干部，起义将领等。
这样在同级别情况下，就找“山头”代表，如红7军，李天佑、韦国清；红25军：韩先楚、刘震；起义将领：吕正操；少数民族将领：杨至诚、乌兰夫等。这样下来，刘震有了优先权，并不能说受到照顾，因为他的三个时期的职务都够得上上将条件。
当然，如果没这个“优先权”，单论资历、战绩，王近山、王必成、杜义德实力也都不俗。
正因为“优先权”，吴法宪认为刘震代表红25军或红15军团授予了上将，俩人虽然是多年搭档，同级别，最终不同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