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2月，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上报八路军总部一件事，引得彭老总大发雷霆。
原来就在不久之前，晋察冀军区一分区支队参谋长杨上堃、侦察科长袁彪、侦察股股长罗昭辉以及一名侦察连长等20余人竟然拖枪离开驻地，虽然后来经证实并非是投敌，但此类事件，性质最是恶劣，上报后自然引起上级震怒。
图|杨上堃
“这些人胆子太大了，必须枪毙。”
彭老总一贯严厉，更加上此类事件性质恶劣，自然是主张严惩，但上报中央后，毛主席却有不同的看法。
对于准备拖枪叛逃的袁彪、罗昭辉，毛主席的态度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侦察连长是受裹挟随队行动，因此仅撤职处分。
至于杨上堃，组织上考虑到他过去战功卓著，又于事发后能主动认错，态度较好，因此从宽处理，给予行政撤职，开除党籍。
按理来说，在此次事件中，杨上堃职务最高，理应负有最重大之责任，但毛主席却予以从宽处理，这还要从杨上堃本身说起。
一
杨上堃是个老红军出身。
1913年，杨上堃出生于江西兴国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因贫穷自幼给地主放牛为生，因受尽欺压，杨上堃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对地主刻骨的仇恨。1929年4月，毛主席、朱老总率红四军打下了兴国县，杨上堃也在这一年参加了县里的赤卫队。
1930年9月，杨上堃所在的赤卫队被编入红军独立第六师，经兴国当地共青团委书记介绍，杨上堃被安排到少年先锋队当队长，1931年2月，杨上堃随同少年先锋队一起参加红军，被编入红一军团第12师35团。
尽管历经艰难困苦，但杨上堃始终没有放弃，随着跟随部队南征北战，杨上堃立下赫赫战功，被提拔历任团教导队排长、一军团二师四团一营二连连长。
1934年10月，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失败，被迫踏上长征之路，那时杨上堃所在的红一军团2师是全军的先锋部队，一路上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为大部队的推进开辟生路。
红军渡过湘江后，毛主席提议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杨上堃所率领的红一军团2师4团一营2连作为全军的前卫，一路攻占黎平、银屏、剑河等县城，向遵义、桐梓进发。
遵义是黔北重镇，桐梓是贵州军阀王家烈的老家，因而王家烈在当地囤积了不少兵力，更为关键的是，遵义、桐梓以南有号称天险的乌江，整体易守难攻。
可就算再难再险，红军也要夺取遵义，这是关键的一战。
1934年年底，中央下令，要求迅速强渡乌江。
乌江天线自古南渡，江面宽度近百米，水流湍急，两岸高山壁立，并且还有黔军防守，当时防守江岸的黔军访话称：
“共军远征，长途跋涉，疲备之师必难飞渡。”
1935年1月1日，红一军团一师一团抵达乌江龙场渡口时，杨得志立马命人四下寻找船只，但因为国民党当局已经收缴了破坏了百姓船只，杨得志在村子里甚至连一根船桨也没有搜到。
几乎与此同时，二师在师长陈光、政委刘亚楼的率领下抵达了江界河渡口。在迎接新年的军人同乐会上，师政委刘亚楼将这一重要任务交给了耿飚、杨成武的的4团。
第二天，红四团开始组织人员力量强渡乌江。
图|强渡乌江
第一次渡河，杨成武命令团里挑选一批水性较好的战士，计划泅渡到对岸，并利用绳索架起浮桥，但因国民党炮击炸断绳索，导致架设浮桥的计划失败，第一批泅渡过河的战士也因为精疲力尽，无力再战。
第二次渡河，三连长毛振华连夜组织了18名战士乘木筏偷渡，但除了连长毛振华所乘坐的竹筏飞渡到了对岸，其余战士所乘坐的竹筏尽皆被河水吞没，按照预定计划，毛振华率领部分战士埋伏在对岸，等到大部队过江时再行策应。
经过一夜的准备，红四团又挑选出杨上堃等十余名战士，准备渡江后配合第二批渡江的战士发起对敌人作战，掩护大部队过江。
杨上堃那时心里很清楚，乘坐木筏渡江很危险，不仅仅要面临对岸敌军的枪炮，还要面对湍急的水流，临走前，杨上堃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他把自己随身一些比较有纪念意义的东西用衣服包成包裹，写上名字和家庭住址，交给相熟的老乡：
“如果我回不来了，就把东西交给我的家人。”
交代完后事，杨上堃头也不回的踏上征程。
天刚蒙蒙亮，杨上堃与战士们一起上了木筏驶向对岸，结果还没走到一半，就被对岸的黔军发现，铺天盖地的枪弹以及炮火袭向江面上的三个木筏，与此同时，为了吸引敌人火力，我军在岸边也同时开火。
在战友的掩护下，杨上堃与战友顺利的抵达了对岸，并于前一天就潜伏在崖下的第二批渡河的战士毛振华等人会合，几十名战士一起分成三个战斗小组，向敌人猛扑，连续突破了敌人三道防线。
惊慌失措之余，敌人立即派来了三个团增援，而且居高临下，压制着我军攻势，关键时刻，杨上堃带着一个战斗小组攀登石壁，攻下了敌人右侧一处制高点，敌人惊骇之余，纷纷后撤，随着我军后续部队陆续赶来，敌人不战自溃。
强渡乌江一战，歼敌200余人，缴获步枪200余支，为我军夺取遵义奠定了基础。也为中央红军提供了宝贵的休整时间。
战斗结束后，中央军委决定给予红2连署名表彰和嘉奖，红2师全师召开庆功会，师政委刘亚楼受上级委托，授予杨上堃等十几人“勇士”称号，并赠给每人一套列宁服，上边绣着“军委奖励”4个字。
应该说，杨上堃的革命意志是不容怀疑的。
红军后来强渡大渡河后，担负在雅安警戒任务的杨上堃以及红一连（强渡乌江后，杨上堃调任红一连连长）与大部队失去了联系，尽管如此，杨上堃率领红一连在与敌人连续作战，深陷敌后的情况下，突破重重阻碍，甚至孤军翻越了大雪山，一直赶到两河口，才又与主力部队重逢。
图|红军强渡乌江江界河战斗遗址
1936年5月，杨上堃调红军大学学习，半年结业后，杨上堃正式调任红一军团一师一团任团长。
抗战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杨上堃又担任了八路军115师独立团一营营长。
二
那么，身经百战的杨上堃，为何会做出拖枪企图离开部队的糊涂事呢？
抗战爆发初年，八路军115师独立团全团共1700余人，之后随着部队多次对日寇作战，部队规模逐渐扩大至7000余人，根据中央的命令，独立团扩编为八路军独立第一师，师长仍由杨成武担任。
1937年9月，八路军115师在平型关战役后，由副师长聂荣臻率领独立团以及一部分队伍总计3000余人兵力，留在山西、河北、察哈尔三省边界，开创晋察冀根据地，随着部队的规模越来越大，中央决定以五台山地区为中心，建立晋察冀军区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唐延杰任参谋长、舒同任政治部主任。辖4个军分区。
事实上，在后来两年多时间里，晋察冀根据地部队的发展过快过猛，特别是收编了不少地方武装力量，这些武装力量的领导者，素质参差不齐，思想也各异，因而造成的问题也非常多。
图|杨成武
让杨成武非常头痛的是，他所管辖的一分区，曾出现过数次叛逃，第五支队司令赵侗叛变，第三支队司令赵玉昆投敌。
不过，因人而异，无论是赵桐亦或是赵玉昆，都是八路军在进入河北以后所收编的地方武装，思想存在问题也属正常，只能说我军在当时对于收编改编这些地方武装力量时，对他们的教育不够重视。
可杨上堃事件的发生，却着实让杨成武头痛不少。
1939年9月，部队开赴松山休整。杨上堃被提拔为晋察冀军区一分区一团参谋长。不久之后，杨上堃又被提拔为一分区一支队参谋长。
对杨上堃而言，这应该算是提拔重用，但在他看来，却是一次“降职”。
杨上堃是一员战将，从长征途中几次披荆斩棘不难看出这一点，他一直渴望上带着部队上前线杀敌，却几次在参谋长的位置上，当时晋察冀根据地部队扩张快，杨上堃总以为，自己能够被提拔到作战岗位上，但几次任命，均让杨上堃感觉有些失望。
当时侦察科长袁彪、侦查股股长罗昭辉也是老红军出身，几个人关系一直很不错，但都有同一个问题，就是对组织上对自己的安排很不满意，袁彪、罗昭辉自觉也是战功赫赫，一来二去，心里也产生了些许不公平的想法。
袁彪、罗昭辉找到杨上堃，几个人三言两语之下，萌生了离开部队的想法，当然，杨上堃的想法更单纯一些，他只是想带着几个人到外面去，打几仗，拉起一支队伍然后再回来。
1940年2月的一天，杨上堃、袁彪、罗昭辉等人带着一分区20几名骨干一起离开了驻地，准备前往徐水。
消息传来后，让军分区司令员杨成武大吃一惊。
杨上堃是个老红军，是土地革命时期走过来的老干部，连他也要拖枪离开部队，对于军心打击是非常严重的。
更为关键的是，军分区参谋长黄寿发来报告说，杨上堃一行人正在王日伪控制区保定疾驰。
难道说，一个经历过长征，走过雪山草地的老红军干部，竟然萌生了投降日伪的打算。
要知道此前赵玉昆投降日伪，就给根据地带来很坏的影响，如果加上杨上堃，两人联合后对一分区战士们进行策反，那么届时造成的后果将会更加恶劣。
杨成武当机立断，抽调军分区四个团的侦察连，连同军分区直属侦察连一起，由作战科副科长指挥，穿上便装一起赶往保定。
“抢在他们前面赶到保定郊外，严密监视进城的所有通道，发现杨上堃他们立即捉拿，敢于顽抗，格杀勿论！”
三
杨上堃一行人并非是叛逃，所以路上走的很慢。
侦察连的战士们当先一步，赶到了距离保定不远的徐水，向保定方向警戒的同时，又派人沿着来路不断的搜索。杨上堃身经百战，当他走到一个村子时，发现了侦察兵化妆的便衣，立马就缩到了路边的村子里，侦察连的战士们在了解情况后，立即出动，将村子团团包围。
图|1939年9月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在阜平合家庄合影留念
杨上堃这时可能已经意识到自己行为的恶劣，提出想要重回部队，可袁彪自觉已经骑虎难下，他怒斥杨上堃：
“你以为八路军是旅馆，想进就进，想出就出？”
罗昭辉也很顽固，他附和袁彪的话说：
“只要迈出这一步，就没有回头路，回去的话八成是要掉脑袋的，你难道不知？”
即便已经是被侦察连包围的情况下，袁彪、罗昭辉依然固执的决定一条道走到黑。
杨上堃这时也骑虎难下，不好再回头了。
可袁彪在这一群人中，无疑最为狡诈，他知道自己绝难逃脱，于是想了个主意为自己洗脱罪名，他指挥几名亲信战士，将杨上堃、罗昭辉等人绑起来，交给外面的侦察连，回去后还报告杨成武：
“杨司令，杨上堃、罗昭辉他们投敌想拉上我，被我急中生智给控制了！”
可袁彪想错了一点，杨成武本身身经百战，没那么好糊弄。
图|彭老总
等到杨上堃一行人被押送回分区驻地后，杨成武立即下令，将几人全部控制，并上报军区请示处理办法。聂荣臻接报后，一面指示将人押送至军区驻地阜平，一面紧急上报八路军总部。
彭德怀接到聂荣臻报告后，勃然大怒，当即就要下令：
“这些人胆子太大了，必须枪毙。”
杨上堃一事上报中央后，毛主席却有不同看法。
袁彪、罗昭辉虽然从主观意识上来讲，不是叛变投敌，但蛊惑带领部队战士们脱离组织，不管有多少理由，其行为是属于严重违反军法，最终判处枪毙是死有余辜，而侦察连长作为被裹挟的人，其情可悯，但军法不容情，因此予以撤至处分。
可真正作为两人的上级，杨上堃本身应该为此负担责任，但考虑到作为一员红军老战士，过去所立下的战功颇多，特别是强渡乌江一战，毛主席认为，像这样一员为革命出生入死的将领，不可能会叛变投敌，因此力主对杨上堃从宽处理。
毛主席的一句话，改变了杨上堃的命运，从此以后，他更加认识了自己身上的错误。
5个月后，组织上考察杨上堃，认为他对错误认识比较彻底，于是派他到抗大二分校高级干部科一队学习，1941年底，又转到延安抗大总校学习。
基本上整个抗战期间，杨上堃就一直在延安学习。
1945年5月，党的七大结束后，杨上堃原定参加杨尚奎率领的南下广赣干部大队去开辟新区，但走到洛阳后，抗战胜利结束，随即又接到开赴东北的命令，在晋东南潞城，经北上干部大队党委批准，杨上堃被恢复了党籍。
被恢复党籍的杨上堃是发自内心的感激，他后来在日记中写道：
“恢复我的党籍，使我真正体会到党对一个革命同志永远是关心和爱护的，永远不会抛弃的，我深受感动，暗下决心，努力工作，报答党的关怀。”
图|毛主席
不过，不管如何，拖枪离开部队的行为，对杨上堃确实造成了打击，与具有同样革命经历的战友来看，杨上堃要落后太远。
1955年9月，杨上堃被授予上校军衔，而与他同资历的许多战友，多数都是被授予了少将军衔。
杨上堃如果不出那档子事，大概率也会被授予少将。
可惜历史不相信假设。
也有传言称，杨上堃对自己被授予上校军衔一事很不满，但被证实此乃谣传。
经历过太多大风大浪，杨上堃将军的个性无疑更加沉稳，无论在什么岗位上，始终勤勤恳恳，努力学习，为部队的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
1982年，杨上堃按照正军职待遇离休。
1984年5月21日，杨上堃将军因病医治无效，在南昌去世，享年8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