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图|毛主席、周恩来与张治中合影
1949年开国大典前夕，周恩来专程到爱国民主人士张治中住所探望。
两人本就是多年的老友，两人聊起了即将建立的新中国，一直有说不完的话题，聊着聊着，两人谈到了生活上的一些事情，周恩来知道张治中刚到北平，衣食住行都很不适应，于是主动提出：
“生活上要是有什么难处，你就跟我说。”
张治中本来想说没什么困难，但在潜意识深处，却突然想起来一件事，让他很不痛快。
想到这里，张治中面露不悦之色，诚恳的对周恩来说：
“在我的住所和我每天出行时,总有不少哨兵和便衣盯梢和监督,几乎与我形影不离,是不是还不信任我？”
周恩来一听张治中向他“告状”，先是一愣，然后哈哈大笑起来：
“张先生,咱们都了解蒋介石委员长,他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出来,国共两党和谈破裂后你留在北平,他派遣了大批特务对你跟踪暗杀,阴谋在开国大典前制造惊天流血惨案,我们要对你的安全负责,实行特级警卫,不派兵日夜守护能行吗？”
图|张治中
张治中闻言，心里的疙瘩这才被解开，两人对视一眼，均哈哈大笑起来。
话说回来，周恩来的这番话，绝对不是危言耸听，尽管国民党当局已经败退，但在当时的北平，却依然危机四伏，暗流涌动。
一
1949年1月21日，傅作义在北平召集高级将领开会，宣布和平起义的决定，从这天开始一直到31日。
按照事先签署的协议，傅作义率国民党军华北剿总司令部第4、第9兵团部及8个军部、24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连同特种部队及非正规军，总计25万人，全部开到城外指定地点，听候改编。
到1月31日，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顺利入城，接管了北平防务。
因为傅作义宣布起义的突然性，当时国民党许多特务组织以及机构都滞留在北平，不仅如此，北平市周边还有不少的地痞流氓、土匪恶霸，时时刻刻威胁着北平的安全。
对大城市的接管工作，党中央毛主席一直很关注，在平津战役结束前，毛主席就曾指示过叶剑英、彭真：
“这次接管北平，影响中外，你们务必办到如同沈阳、济南那样的接收和管理成绩，不要落在沈阳和济南之后。特别要注意，不要犯接手石家庄初期时的那些错误。”
在城市的接管工作中，最重要的无疑是治安问题。而一个城市治安管理问题，离不开公安部门。
考虑到人手不足的情况，北平市公安局在一开始留用了不少旧警务人员，除了少数一些劣迹斑斑者，这些人无疑具备着丰富的治安管理经验，当然这也不排除这些人身上本身就存在的劣性。
原公安部党组成员、边防保卫总局局长慕丰韵在北平解放之初任崇文门分局局长，因为辖区土匪众多，因此他每天晚上都要出门去抓土匪。
慕丰韵记得很清楚，当时崇文门分局留用了许多旧警务人员，这些人本身并无大的罪行，但身上的毛病也格外多，有时抓捕土匪不敢上前，甚至于有的旧警务人员还与土匪以及地方小偷勾结。
一次，一个农民到警察局报案，丢了80万买粮食的钱（旧币），慕丰韵当即将旧刑警队长找来，要求他三天之内破案，结果这名刑警队长几次推脱，甚至还包庇罪犯，一直到第三天晚上，才在慕丰韵的要求下，将小偷送到公安局。
需要指出的是，在旧北平市警察局中，不仅仅是警务人员，其中还有不少都具有特务身份。
图|《冯基平传》
原国民党北平市警察局机构组织庞大，所属分局就有20多个，主要的负责人多数都是特务头子，加上随着平津战役的推进，华北大多数地区的军警头子后来都聚集到了北平，应该说北平解放前，国民党警察局就是特务分子主要的聚集地。
当然少数具有军统身份的特务，在北平解放之初就选择了弃暗投明，比如原北平市警察局侦缉大队大队长聂士庆，他在北平解放前，就选择与中共地下党员合作，在北平解放后，不仅将所有的特务名单悉数交代，还积极配合逮捕，维持地方治安。
当时新上任的北平市公安局侦讯处长冯基平的钢笔被偷，后来找到聂士庆说明了此事，聂士庆立马交待下去，结果第二天下午，钢笔原封不动的还了回来。
不过，地痞流氓、土匪恶霸毕竟是明面上，处理起来相对容易，最难对付的还是潜伏在北平市的特务，而且其中不乏一些肩负特殊任务的土匪。
1949年1月31日，从解放军入城这天开始，北平市军管会就组织了一支精干的小分队，由时任北平市警察局二处副处长任远牵头，对潜伏特务可能的破坏行为进行暗中调查。
时任保密局北平站站长的徐宗尧选择弃暗投明后，任远与他联系，双方密切配合，在徐宗尧的帮助下，任远起获了保密局留在北平站的七部电台。
不仅如此，任远还在1949年3月下旬，破获了一起美国中情局特务远东情报组。
图|任远
针对特务组织潜伏隐秘以及顾虑重重等因素，北平市公安局决定采取秘密自首的策略，鼓励特务缴械，从3月初开始一直到6月，短短3个月内，登记的特务就有3533名，之后在全市的户口清查中，又找到特务1800多名。
根据一组数据统计，从最初的逮捕到秘密自首再到户口登记、反动党团登记，从北平市清查出的特务有上万人。
经过一番细致的整顿调查，北平市的特务组织基本上被一扫而空。
二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后，原定在哈尔滨举行的新政协也顺势迁到了北平，大批的爱国民主人士，有的是之前就已经到了解放区哈尔滨，有的是陆续乘船北上，后来全都汇聚在北平。
蒋介石当然是不甘心失败的，于是把矛头对准了那些在北平参加新政协的民主人士。其中以李济深、蔡廷锴、张澜、张治中等民主人士，自然成为特务攻击的首选目标。
这其中蒋介石尤恨张治中。
事实上一直到国民党当局败退台湾后，蒋介石对张治中依然耿耿于怀。
秘书曾评价张治中：
“他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复杂人物。他的主要矛盾在于一方面和中共有长期密切的关系，另方面又与蒋介石血肉难分，在政治上既有自己的主观愿望与实践，又无法摆脱国民党的桎梏。”
这句话对张治中可以说是一个精准的评价。
图|张治中家庭照
早在大革命时期，张治中就与中国共产党有着很深厚的交往，并同周恩来结下深厚友谊，1926年时，张治中就曾向周恩来提出入党的请求，但考虑到他在国民党当局中地位以及影响，周恩来没同意。
张治中也是国民党军将领中，唯一一个既没有在土地革命时期对红军作战，也没有在解放战争时期对解放军作战的将领。
毛主席后来称张治中：
“是真正希望和平的人。”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布引退，李宗仁以副总统的身份代理总统，重启和平谈判。当时国民政府和谈代表团是以张治中为团长，其成员包括邵力子、黄绍竑、刘斐、章士钊、李蒸。
应该说这场和平谈判，张治中是被赶鸭子上架。当时三大战役已经落幕，长江以北除了尚未开打的太原战役以及大西北，实际上已经没有再大的战事，国民党当局日暮穷途，战场上都打不赢，谈判桌上怎么谈，结果都是一样的。
可是为了和平，张治中还是硬着头皮谈了一场。
图|《国内和平协定》
1949年4月15日晚，和平谈判结束，周恩来向张治中提交了最后一份《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张治中没有最后拍板决定的权力，只能表示原则上接受草案，并派人通知南京方面。
按照周恩来的观点：
“中共代表团尽可能吸收和采纳了南京政府代表团的许多意见。但是，对于国民党军队改编和人民解放军过江接收地方政权两点，我们决不能让步。”
并且周恩来限定，南京国民党政府应该在20日以前答复，如到20日不接受，我们一定打过长江去。
可想而知这份文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自然不可能接受，当黄绍竑、屈武带着文件回到南京时，白崇禧首先大发雷霆：
“亏难你，像这样的条件也带得回来！”
蒋介石在溪口看了文件后，气得拍的桌子大骂：
“文白无能，丧权辱国。”
和平谈判宣告破裂，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渡过长江，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一触即溃。
图|蒋介石
尽管当时国民党和谈代表团一致认为，既然谈判失败，回到南京一定没好结果，不如留在北平观望，但张治中坚持要回到南京汇报情况，周恩来得知后，亲自出面挽留，言辞恳切：
“西安事变后，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指张学良）了，今天，我们不能再对不起你了呀。”
在周恩来诚意邀请下，张治中最终决定留在北平，并参与即将举行的新政协，不仅如此，张治中还促成了新疆和平起义，为解放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
张治中的行为，自然又惹得蒋介石勃然大怒。
败退台湾后，蒋介石看到了张治中1949年发表的《对时局的声明》，仍然气得长吁短叹：
“别人背叛我犹有可说，文白竟然如此。”
三
为了防止特务的暗杀，李克农命令中央警卫师，挑选一批精干的干部战士，对张治中实行特级警卫。
不仅仅如此，在开国大典前夕，为了防止特务破坏，中央警卫师出动近万名指战员，对北平东城、西城、宣武等市区进行地毯式的搜查，破获了不少敌特组织，但即便网撒的再大，难免仍有漏网之鱼，其行为与手段势必更加恶劣，为此中央警卫处下达严令，特别是在开国大典前夕，一定要小心防范，并在中南海内外增加40多处岗哨以及流动哨，确保绝对安全。
1949年9月24日礼拜六，新政协会议期间，执勤的警卫战士破获了一起案件，特务吴瑞金化妆成买菜的小贩，企图混入民主人士居住的亚洲饭店安装炸弹。
吴瑞金本来已经获得了成功，甚至在事前便调查清楚经常往亚洲饭店送菜人员的名字以及家庭情况，但仍然被敏锐的执勤警卫察觉，原来就在吴瑞金擦汗的时候，大意之下露出了胳膊白嫩的皮肤。
“一个在地里经常劳动的农民，风吹日晒，胳膊却又白又胖。”
战士们当即上前，一拥而上，将人逮捕，吴瑞金一直到被捕，仍然企图服毒自杀。
经战士们再三闻讯得知，原来吴瑞金是经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委派，为破坏新政协会议以及即将举行的开国大典，化妆成送菜员潜入亚洲饭店，伺机进行暗杀破坏。
为保证开国大典的绝对安全，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公安部，并调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兼十九兵团政委罗瑞卿担任公安部部长，并组建了集军事以及公安任务于一身的公安中央纵队，隶属于中央军委公安部下辖，负责党和国家中央机关、中央首长的安全警卫和维护北平治安等任务。
在开国大典前夕，公安中央纵队1师2团排长刘铨虎化装成便衣在北海一带巡逻，意外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发现了一个“飞马牌”香烟的烟头。
按说在这样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很少有人会过来，更为关键的是，“飞马牌”香烟本身是新四军四师供给部“新群烟草公司”生产的，北平的市民很少抽这种烟，考虑到这个地方距离中南海怀仁堂很近，时常会有参加政协会议的民主人士经过。
仅仅凭借一个烟头，刘铨虎就上了心，每天都要专程到这个地方巡视一番。
一直到第五天，一个戴着礼帽的中年男子出现在这里，并不时地用手中的笔写写画画，刘铨虎漫不经心的走了上去，随口问了一句：
“你是干啥的？画的是啥图？”
没想到来人也不含糊，直接掏出匕首就刺，刘铨虎身经百战，自然不可能被撂倒，三两下的功夫就生擒了眼前这个人。
带回去问了以后才知道，原来这个人名叫王以才，是国民党国防部二厅华北督察二组北平情报组的特务，他的任务是，在开国大典前侦查清楚行动路线，以便在当天对党中央毛主席以及各个民主党派人士的车队实施爆炸。
不仅仅如此，当时国民党保密局特务，还打算直接化妆成民主人士，混入新政协搜集情报，伺机刺杀。
早在1949年8月11日，时任中央社会部部长的李克农就收到情报，称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准备派人伺机潜入破坏新政协会议，时任国民党内政部部长季源博还暗中接见了一位“体态较胖”的中年男人。
因为这个线索很模糊，当时北平市公安局刑侦处处长冯基平只能利用同李济深、张治中等民主党派人士的人中查找线索，并重点关注一位“体态较胖”的中年男人。
一直到9月19日，时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徐冰接到李济深的秘书陈此生的信，建议注意一个叫赵冰谷的人。
早在几天前，赵冰谷就携夫人一起住在了前门外廊房撷英饭店23号房间，表面的身份是香港安通公司的总经理，他在到北平后的十多天时间里，便与李济深等民主党派人士接触，并希望获得新政协代表的身份。
图|李济深
经过数天紧锣密鼓的调查，赵冰谷的真实身份逐渐浮出水面。
事实上，赵冰谷可不是什么弃暗投明的民主人士，而是一个隐藏很深的特务，分别管理过国民党四川反省院和行营感化所，专门用于迫害共产党人以及民主人士。早在1947年2月，赵冰谷便弃官从商，表面上是因受到迫害心灰意冷，实际上是奉了国民党CC系头子陈立夫的命令，以经商为名，到香港监视李济深，并准备随时以民主人士的面貌，伺机暗中破坏。
1949年7月，赵冰谷前往广州，从陈立夫处获取任务：
一、谋取政协代表以及民革中委的身份，便于长期潜伏；
二、伺机刺探情报，特别是新政协会议的筹备与开会情况、会议情况；
三、打探李济深、张治中、邵力子等民主党派人士的实际生活和居住情况；
四、建立政治性的俱乐部，挑拨分化，并利用小报散布政治谣言。
1949年9月20日，距离新政协开会前一天，市公安局逮捕了赵冰谷夫妇，并从其处获得了电台密码以及国民党“东南工作团”证件。
不过，以上这些调查，基本上都是秘密进行的，李济深、张治中等参会的民主人士并不清楚，张治中也对自己出行时常受哨兵监视而困苦不堪，一直到周恩来亲自出面解释，张治中才恍然大悟。
之后几天时间里，张治中不再对哨兵以及卫士怒目相视，而是点头示意，有时还上前攀谈，外出时也常买一些糖果、烟等分给哨兵、卫士，待他们如同子女一样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