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男已经烂到根里了。
大男子主义，爱破防，搞偷拍不说，搞犯罪前有N号房，现在又出了个deepfake事件。
熟悉的电报群组，不熟悉的订阅者数量，新的犯罪方式——AI换脸。
而韩国女孩们走投无路到什么程度呢？
她们弃本土软件，跑到微博和小红书求助。
“韩国换脸的问题太严重了。”
Telegram（电报）是聊天通信软件，以其信息加密性而闻名。
媒体称它为“口袋里的暗网”，因为有人在上面谈论走私、售卖毒品、出售儿童虐待影像。
这次大规模的deepfake（深度伪造）换脸事件和臭名昭彰的N号房事件一样，主要发生在电报里的群组。
人们发现一个用deepfake制造女性色情视频的机器人账号有22.7万人订阅。
deepfake本是用AI和深度学习伪造图片/视频/声音的技术，可以把真人照片的面部信息和已有的照片/视频拼起来。
有人用它做洋葱新闻，恶搞名人，也有不法分子利用它搞信息诈骗，制作色情视频。
而韩男用它来给身边的女性换脸，制造色情视频进行消费，不知情的受害者包括他们的同学、教师、母亲和妹妹。
受害者的范围从小学到大学，蔓延到职场、家庭和军队。
大部分制作这类视频的都是未成年人，受害者大部分也是未成年人。
都说如果在家发现了一只蟑螂，那家里看不见的阴暗角落肯定已经有不计其数的蟑螂了。
韩国是一个只有5100万人口的小国家，其中970多万人都是65岁以上的老人，2023年的总出生人口也就只有23万人而已。
很难想象22万人订阅deepfake bot，会有多少女孩会成为受害者，又有多少男性成为帮凶。
他们拿着女孩们的姓名、照片、住址、学校等真实信息，寻找彼此认识的受害者，然后进入小的秘密凌辱房。
这些秘密的凌辱房细分到每个地区甚至是学校，类似的犯罪房间从今年四月起数量就超过了3.8万个，仅一个中学就有900多名加害者。
几乎是一片全红
有人制作了受害者分布地图，几乎没有地区能够幸免。加害者们除了给女性下药、拍摄和伪造色情视频之外，还会去线下跟踪、勒索，进行性骚扰。
用deepfake制造色情视频，只需要一张清晰的面部照片，耗费时间不到半小时，且不需要花钱。
特别的是，有记者发现电报的deepfake bot只会制造出女性的照片和视频，如上传男性的照片，生成的内容也会被替换成女性的裸体。
在Deepfake Abuse研讨会上的数据表示，至今网上的deepfake视频中98%都含有色情和露骨内容，而这些色情作品99%的受害者都是女性。
同时，世界上有53%的deepfake色情内容的目标对象都是韩国人，特别是韩国的演员和歌手。
整个事件的恶劣性在于其传播的广度和加害者的年龄之小。韩国警方表示，近年deepfake性犯罪激增，近三年里中有超过三分之二的相关案件犯罪者都是青少年。
N号房事件里，消费和订阅性剥削视频内容的都是成年男性，如警察高官、艺人、体育明星、创业公司CEO等等，而在deepfake事件中进行犯罪的则大多是未成年人。
不夸张地说，deepfake技术成了韩国男性青少年肆意造谣和玩弄女性的帮凶。
身边的男性同学、同事或是上司都有可能在网络上肆意蔑视、侮辱自己，这让无数的韩国女性感到恐慌，韩国女性民友会表示：这已经是国家危机了。
和女性的恐慌形成巨大反差的是韩国社会各种组织的反应。
比如学校的应对措施是，提醒女孩子们要小心。
当女孩们告诉父母此事后父母的反应是“这个世界上有坏人。”
女孩子们只能相互提醒，删掉所有社交媒体上的照片，包括半身照。
但我们都知道，提醒可能的被害者更加注重防范，并不能阻止犯罪发生，只能加重恐惧的情绪。
有女性希望韩国媒体JTBC报道此事，而JTBC工作人员则是表示“举报太多，不予受理”。
当她们自发把事件翻译到X，微博和各种国际媒体后，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韩国媒体才姗姗来迟地进行报道。
韩国的女孩们在向世界求助的博文里写道：“女性没有国家。”
韩国现任总统尹锡悦上台前曾表示：针对韩国女性的结构性歧视已经消失。但韩国的社会表现并非如此。
消费和利用deepfake的加害者，有的是为了增加男性之间的认同感，为了所谓的“荣誉感”参与其中，有的青少年只是把这当作游戏。
N号房的主犯之一godgod称自己进行性犯罪是“出于兴趣”，另一位主犯赵主彬则是为了榨取更多商业利益，有参与的会员还认为自己只是消费者，没有任何过错。
部分韩国男性一边对女性羞辱和性剥削事件参与感极强，一边大声强调自己是女权主义、#Metoo运动的受害者。
2021年韩国的一家报纸调查发现，韩国79%的年轻男性都感觉受到严重的性别歧视。他们声称男性是“反向歧视”的受害者。
换言之，在他们的脑海中，女性是加害者和敌人，同时是被客体化和物化的对象，还是唤起性快感和增进同性情感的工具，强烈的厌女情绪是整个韩国男性年轻一代的共鸣。
他们最大的焦虑还是就业。韩国每个30岁以下的成年男性都要承担近两年的兵役，他们认为女性在就业市场上凭此“弯道超车”。
2015年，韩国的青年失业率达到9.2%，创1999年以来的历史新高，在此后六年间韩国青年失业率一直维持在高位，在7%至13%间浮动。
在汉江奇迹后出生的韩国年轻一代，并没有迎来更加宽松的社会，相反在升学考试更高压，就业压力更大的世界艰难生存着。
医美与教育培训产业迎来泡沫性增长，高考时人人接受着“四当五落”的学习压力，梦想着进入SKY大学（首尔大学、高丽大学、延世大学），毕业后希望成为公务员或者大企业的职员。
而现实是，竞争者多，赢者寥寥。SKY大学出身进入大企业的概率都只有1%左右，而公务员考试合格率则也高不到哪里去，仅有3%。
年轻人在失业，50岁以上的劳动者越来越多。韩国女性发展研究所的研究员说：“与父母辈的生活相比，年轻人感到非常挫折，特别是男性。”
倍感挫折的韩国男性没有把怨恨对准创造不平等的筛选机制，崇拜精英政治思想、内化优绩主义和厌女的他们恨上了在竞争中看似更有优势的女性。
这种情绪出口甚至是有传统的，统治了韩国近五百年“新儒家思想”，起源于中国，横跨整个朝鲜王朝时期（1392-1910），“夫为妻纲”的传统意识仍在发挥作用。
经济不振加重社会竞争压力，男性在社会竞争中感到挫败就更加仇女，性别矛盾愈发激烈，女性就越发选择不婚不育，人口减少就让振兴经济难上加难，几乎是个死循环。
韩国年轻男性厌女情绪和仇恨也来自公共领域和媒体场上的引导和纵容。
韩国的性别矛盾在2000年以来愈演愈烈，出现了很多厌女词汇。
比如什么“泡菜婊”“大酱女”“妈虫”，分别指在恋爱中消费过度依赖男性的女性；生活精打细算却过度追求奢侈品的女性；以及讽刺全职妈妈不事生产，只会在家花丈夫的钱。
在电视和网络等社交媒体上，如有女性发表关于反对性别歧视的言论，都可能会被网暴，公众人物都不敢碰这个议题。
韩国女团Red Velvet成员Irene只是表示自己阅读了小说《82年生的金智英》（这部作品有着“女性主义代表作“标签），就遭到了网络暴力，大批的男粉丝表示脱粉，撕毁她的小卡，甚至发去死亡威胁，经纪公司迫于无奈只得道歉。
游戏主播BJ Jammi在直播中做出某个手势，被厌女博主指责为“女权主义者”，遭遇网暴后自杀。
尹锡悦上任前都在打厌女牌，来吸引年轻的男性选民，他把上任后会废除“女性家庭部”作为竞选的核心承诺。这个部门只占政府预算的0.2%，主要用于支持女性和保护遭遇性侵和家庭暴力的女性。
2022年，韩国政府还试图教科书里删除“性别平等”“性少数”等用语”。
不过好消息是，韩国的女性们正在用自己的方式改变这样的国家，这样的社会。
2023年，韩国的生育率降低至全球最低，为0.72%，韩女实现着“我的胯下不能生出歧视我的性别，我的血肉不能变成刺向我的尖刀。“
2018年，韩国爆发了东亚地区最成功的#MeToo反性骚扰运动，曝光各个领域广泛存在的性骚扰行为，并且获得了法律上的成就，推进了韩国关于性别暴力的法律和政策。
2016年，韩国名门女校梨花女子大学的学生们爆发了抗议，反对校方增设“未来life学院”，这件事成为朴槿惠“闺蜜干政”事件曝光的导火索。
当时的女学生们和警察对峙时，大家合唱着偶像团体少女时代的出道曲《再次重逢的世界》给彼此打气，这首歌被媒体视为新一代韩国女性的“斗争歌谣”，后来数次在韩国女性们进行反抗运动和斗争时响起。
这首歌的歌词里写道：
不要等待特别的奇迹 眼前是我们崎岖坎坷的路
虽然未知的未来和险阻不能更改 但我不会放弃
这世上一直反复无常的悲伤 现在说再见
在无数未知的道路上 我追赶着模糊的光芒
永远都在一起，直到再次重逢我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