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结束的2026年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18强赛中，中国男足以0比7的比分客场惨败于日本，创下了两队交锋史上的最大失利纪录。整场比赛的过程可用一句名言形容：“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面对技术与战术层面全面占优的对手，中国队几乎毫无还手之力。
成年队的事情就不谈了，聊一聊中国的青少年梯队，中国足球真正的希望或许在他们身上。先说一个小故事，2023年5月30日，中国足协曾发布一则关于公开选聘U15国家男子足球队教练工作团队的通知，选拔包括主教练和助理教练在内的7个岗位，为的是备战2025年的U17亚洲杯和世界杯。但是因为选帅的时间点非常敏感，导致工作最终不了了之。刚巧，2023年的8月份，中国足协在河北唐山组织了一个U15精英球员训练营，以恒大足校和鲁能足校的球员居多，索性就以他们为班底临时组建了这支U15国家队，时任球队主教练—来自恒大足校的中村雅昭因为不满足中国足协的选帅标准，甚至都没有和足协签订正式合同。在这次东亚杯中，这支U15小组赛净胜球达到夸张的42个（包括23比0战胜北马里亚纳群岛），1比1战平韩国，决赛依靠点球大战战胜日本，是中国各级别国字号自2010年东亚杯夺冠以来唯一的一座冠军。由于这支球队的组建存在程序上的问题，不符合“规定”，所以夺冠后就解散了。
不过就在今年，中国足协接连请来了日本教练上村健一和浮嶋敏分别担任U16和U15的主教练，这是历史上首次由日本人担任中国国字号足球队的主教练，组队后两支国字号球队和日韩交锋时踢得有来有回，那么这是不是就意味着中国足球又重燃希望了呢，并不尽然。根据2023年《足球之夜》公布的中国足协2021和2022年的财务报告显示，中国足协这几年的债务在大幅增加，青训投入却在逐年减少。同年，新华社曾经发布过一则新闻，报道了中国足球运动员“12岁退役”的现象，简单来说，就是12岁以后还在踢球的人数断崖式下跌，因为在中国通过足球让孩子成才的风险太高，一旦无法依靠足球糊口，想再回到普通人的生活就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刘邵子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作为武汉三镇和拜仁慕尼黑合作开展的青训项目培养的首位球员，2020年以100万欧元转会拜仁慕尼黑，但是和拜仁青年队一起训练没多久，刘邵子洋就被租借至低级别联赛，2023年正式离队加盟奥地利乙级联赛霍恩队，在低级别联赛弱旅中担任第三门将，想必薪资不会太高。当然，即便你侥幸踢出来了，还有可能遇到“张玉宁式”的对手，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足球青少年梯队时不时地能给大家一些惊喜，但是成年国家队水平一如既往保持稳定的原因。
那为什么不走回举国体制的老路呢，和中日大战同时进行的还有U20女足世界杯，朝鲜小组赛前两轮分别以6-2和9-0的比分战胜阿根廷，曾经两次夺得过这项赛事的冠军，可谓举国体制的典范，我们的铿锵玫瑰也曾经在这一模式下迅速崛起。但是举国体制能成功，主要还是因为女足的职业化历程比较短，梯队建设不完善，过去强国不重视，即便是英格兰这样的现代足球发源地，直到2018年英超女子足球联赛才成为职业化联赛。而在高度职业化的男子足球世界里，举国体制显然是玩不转的，否则朝鲜男足为什么没有复刻女足的成功呢？
说白了，举国体制只适用于那些商业化程度和职业化程度都不高的项目，足球显然不在此列。虽然我们意识到举国体制走不通，开始向职业化转型，但是却过早地实现了高度商业化，这使得一众外籍明星蜂拥而至，奥斯卡更是以夸张的40万英镑周薪加盟，和现役第一中场德布劳内在同一水平。大牌的加盟造成了联赛的虚假繁荣，使得中超联赛的薪金支出仅次于五大联赛，但凡有这样的好事，那就与你我无关了，青年队的表现好坏也就与人才选拔无关了。
为了抑制“金元足球”带来的危害，中国足协又在2021年出台了为期3年的限薪令，规定从2021赛季起三个赛季，中超联赛外籍球员的年薪将不得超过300万欧元，本土球员的年薪不得超过500万人民币，2022年这个标准又被降到了200万欧元和300万人民币。首先这个措施本身并没有什么逻辑上的问题，很多联赛都有类似的限制，比如J联赛针对年轻球员的ABC合同，但是问题是这些联赛都是有长期的足球发展历史和深厚的足球底蕴为基础，最终这个举措是能够促进本土球员的成长还是变成吃大锅饭大家一起躺拍仍是个未知数。
2023年12月，恒大足校又选送了一批球员远赴西班牙，其中就包括帮助U15夺得东亚杯的胡喜文，到2030年，也就是日本提出要杀入世界杯四强的那年，胡喜文将年满23岁，祝他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