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相之后，“开明派”王安石何以变成了自己最厌恶的模样?
作者/慧超
（一）
千年来，人们对王安石的评价，可谓毁誉参半。
欣赏、支持他的人，夸荆公是一世之伟人，“平生行止无污点”。赞熙宁变法是经世济民、富国强兵的伟大变革。
比如梁启超就对王安石推崇备至，在《王荆公》一书中，盛赞王安石为夏商周以来的“第一完人”。
鄙视、反对他的人，则骂介甫“大奸似忠，大诈似信”，批评王安石变法是聚敛害民、剥民兴利之举。
这其中，对王安石变法最严重的指斥，是一些人认为北宋的灭亡，“靖康之耻”的祸首，根源便在王安石。譬如南宋高宗那段对王安石变法的著名论断：
“安石之学杂以伯道，取商鞅富国强兵，今日之祸（即靖康之变），人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不知天下之乱生于安石。”
很有意思。
历史的生动性就在于，同一个人，同一件事，不同的评述者站在各自不同的历史时期，因应不同的时代氛围和现实境遇，往往会给出截然相反的不同评价。
因此这些评价，往往还包含评议者自身的处境、心迹和抱负。
典型如梁启超对荆公的推崇，其实多多少少暗含了梁启超自己内心的宏愿——站在他所处的历史节点，民族危亡之际，他多么盼望能有一个像王安石那样的强人站出来，通过变法革除旧弊，重振国威。
评价王安石，是不容易的。他本身就具有文学家、政治家、思想家和改革者的诸多面向，尤其是作为政治家的王安石，其变法改革所掀起的现实波澜与历史涟漪，本就不同凡响。
何况，人本身就是多面的，分裂的，矛盾的。审视一下我们自身，成长过程中一以贯之的东西，也是极其罕有的。
历史上的王安石，身上确实呈现着极为“分裂”的两面性，甚至在很多事情上，他的所作所为显得反复无常，自相矛盾。
这其中，1070年（熙宁三年）是个关键节点。这一年，王安石的变法举措获得了宋神宗全然的信任和绝对的支持（详见我写的上一篇文章《1070年，皇帝选择“再苦一苦百姓”》，点击标题即可阅读）。
当时，王安石虽然职位上只是副宰相，但由于获得了皇权的加持，他已成为事实上的“中枢第一权臣”。
也是在这一年，王安石开始变得令人陌生。
他的所言所行，与拜相之前可谓大相径庭。这种巨大的变化，令许多曾经的故交师友，都与王安石渐行渐远，甚至反目成仇。
是什么因素造就了“双面权相”的强烈反差？
或许，是为推行变法，王安石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难言苦衷。
亦或许，是大权在握后，“拗相公”王安石终于露出了自己的真正“底色”。
（二）
因为政治改革的理念不同，王安石和司马光“斗争”了半辈子，但这对冤家，其实曾有过一段“友谊的蜜月期”。
司马光和王安石在早年间就做过同事，1059年左右，他们同在三司工作，顶头上司是大名鼎鼎的包拯——就是那个动不动就要为贪官污吏做“人体无用组织切除术”的包青天包大人。
何况，二人都是文学大家，诗词文章都盛名在外，他们在青年时确实曾彼此欣赏、相互钦佩。民间一度流传有“嘉佑四友”的友谊美谈，说的就是司马光、王安石、吕公著和韩维这四个人。
在主流的严肃史料中，司马光对王安石入京为官，推动改革，一开始的确是双手欢迎，极为期待的。
在神宗皇帝不顾反对声音，执意提拔王安石升任副宰相时，司马光就公开说：真为国家得到王安石这样的人才感到欣喜和高兴。
在御史吕诲弹劾王安石“权臣盗弄其柄”，罗列其十大罪状时，司马光还感到不解，他写文章说：
有王安石这样的人才当政，是国家之福呀，怎么你吕诲还弹劾他呢？我们大家都感到奇怪。
这个感到奇怪的“我们”，除了为王安石呱呱鼓掌的司马光，还包括欧阳修、吕公著、韩维等一众王安石的师友故交。
这些人，都曾对初入中书的王安石寄予厚望，后来又都对王安石的变法颇有微词，也因此得罪了这位已经大权在握的当朝宰辅。
许多王安石曾经的至交知己，在极度的惊诧与失望之后，或与王安石反目成仇，“以故交情不终”；或“恳辞勇退”，对官场生态心灰意冷；或直接因得罪王安石而被贬黜出京。
后来，朱熹曾唏嘘地写道：“是时想见其意好，后来尽背初意，所以诸贤尽不从。”
总之，变法遭遇到沸反盈天的反对与批判，恐怕是王安石始料未及的。在与反对者博弈、斗争的过程中，一些旁人难以察觉的现实变量，也在悄然间扭转着王安石的政治理念与行事准则。
若有心比对，分明可以看到荆公在变法前后，其言其行，简直犹如脱胎换骨一般。
如果说王安石变法前的所言所行是真诚的，那么变法后的王安石，其所作所为，几乎异变为了自己曾经最警惕，最厌恶的模样。
（三）
司马光之所以对王安石进入中书持欢迎态度，是因为那时的王安石看起来，是一位有着和自己有相近政治理念，开明、包容、崇尚儒家君子之风的改革者。
在刚刚入京，尚未取得神宗信任和实权之前，王安石写了很多漂亮文章，阐述自己的政治理念，同时为后来的变法做铺垫。
掌权之前，王安石说，当今大宋朝最为迫切的任务，是变风俗，立法度，而达成这个目标的关键是“长君子，消小人”，那么朝廷如何才能做到任贤使能呢？
其中的关键是要保持言路畅通，兼听则明，不同的意见建议、施政理念和改革思路都应该被听见，都应该允许被讨论。
一句话，咱大宋的朝堂上就应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泰者通而治，否者闭而乱”，王安石认为，言路通畅才能实现天下大治，禁止批评、堵塞言论只会导致政治混乱，社会动荡。
这样的发言，司马光怎会不喜欢？介甫弟弟，你简直就是光哥的嘴替啊！
可是上台之后，实权握紧，这个曾经倡议朝廷应广开言路，海纳百川的“开明派”王安石，却转眼间变了一副陌生面孔。
王安石二月进入中央，到四月，他挤走了滕甫；五月，又以不正当的方式，驱逐了郑獬；六月，因为两篇弹劾变法的奏折，王安石又赶走了吕诲。
这些当朝高官，都有一个共同点：
他们与王安石的政见不合，对变法持批评或反对意见。
自从王安石在大宋中枢彻底站稳脚跟之后，这股排斥异己的歪风就愈刮愈烈。
甚至对自己曾经赏识、提拔、倚重的人，只要他们对变法稍有微词，王安石下手也同样凌厉，毫不手软。
谏官李常的遭遇就是其中的典型，他是被王安石一手提拔到中央的人，结果这小子“不识时务”，对青苗法的种种弊端纠缠不清。
王安石就安排心腹吕惠卿去“提醒”李常，然后便有了这段著名的对话。
吕惠卿对李常说，不要再继续批评新法了，如果你辜负背叛了介甫：
“我能使君终身不如人！”
以北宋士大夫的道德标准看，吕惠卿的这句话已属卑鄙下流，因为这不是讲道理，这就是一句明晃晃的威胁。
说起来，李常也是一位有风骨的文士，他最终也没认怂。
不过王安石、吕惠卿的威胁也不是说说而已，很快李常就从人人趋之若鹜的京官，被贬为了滑州（今河南滑县）通判。
吕公著的被贬，也如出一辙。他和王安石的关系，曾经十分亲密。王安石当了宰相之后，把吕公著提拔到御史中丞的位置上。
结果，也是因为对新法说了几句不中听的话，吕公著竟被王安石以极其歹毒的方式，下狠手罗织罪名，最终被贬斥出京。
王安石弹劾吕公著，说他污蔑韩琦意欲谋反。这完全是“欲加之罪”，吕公著根本没说过类似的话，那时韩琦已身在地方，和吕公著连政见上的矛盾都谈不上，他根本没有污蔑韩琦的动机。
何况，韩吕两家的关系非常亲密，韩琦的两个儿子，娶的就是吕公著的两个侄女——诬蔑韩琦谋反，对吕家能有什么好处？
德高望重的文坛领袖欧阳修，曾经多次举荐过王安石，还逢人就夸王安石的德行文学，甚至把王安石的才华，和自己的偶像李白、韩愈相比，可以说对王安石有知遇之恩。
王安石拜相之后，欧阳修当时已在地方任职，他觉得青苗法不好，有盘剥百姓之嫌，就拒绝在自己的辖区范围内推行青苗法，还给神宗皇帝上疏，请求废掉青苗法。
上疏的结果，当然是无果。
有宋一代，在朝为官的士大夫都有一个“毛病”，就是动不动请辞。眼看自己无法撼动青苗法，欧阳修又不愿意推行这个自己觉得扰民、害民的青苗法，就选择了请辞。
以欧阳修当时的为人和地位，当然是一片挽留之声。可王安石却对神宗皇帝说了这样一句话：
“（欧阳修）善附流俗。如此人，在一郡则坏一郡，在朝廷则坏朝廷，留之何用？”
你瞧，这哪里还有半点“君子德风”？对曾经提携过自己的恩人、老师，只要他们对新法持有异议，王安石同样不留情面，口诛笔伐冷酷至极。
所以后来朱熹评价王安石时，说他“引用凶邪，排摈忠直，躁迫强戾”。
总而言之，那份因批评新法而遭到贬斥、驱逐的御史、台谏官员名单，正变得越来越长：
四月八日，吕公著罢御史中丞，出知颍州；
四月十九日，监察御史里行程颢，被贬为京西路同提点刑狱；同日，参知政事赵抃因反对青苗法，被贬出知杭州；
四月二十二日，监察御史里行张戬、王子韶和李常一同被贬；
四月二十三日，侍御史知杂事陈襄被贬。同日，一个德行劣迹斑斑的混蛋李定，因为支持新法，则被升任为监察御史里行；
熙宁元年至四年，北宋的台谏官员完成了彻底的清洗与换血，短短四年光景，朝廷一共罢免了19位台谏官。
毫无疑问，掀起这场政治风暴，推动台谏言官“大换血”的幕后主导者，正是王安石。
经此一戮，大宋朝本可以“风闻言事”的御史台谏，终于明白“批评新法”将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足以终结自身政治生命的禁忌话题。
（四）
这场对御史台谏官员的“大清洗”，只是神宗一朝，风气崩坏的开始。
刚刚入京时，王安石满东京嚷嚷，朝廷当务之急就是“长君子消小人”，可等他坐稳了宰相椅，干的尽是些“长小人祛君子”的事。
比如神宗皇帝非常欣赏当时已有些名气的青年才俊苏轼，神宗想把苏轼提拔到宰相府工作，但王安石实名反对，理由非常直白：
“苏轼和我的思想、观点都不一致，我们没法一起共事”——其实就是苏轼反对青苗法。
苏轼的弟弟苏辙，当时由神宗钦点进入了“中央财政改革领导小组”工作，苏辙很有才华，可惜他对财政改革的观点和司马光相近，与王安石相悖，结果是他变成了改革小组里的“空气人”，被严重边缘化，无奈之下只能请辞。
王安石的变化，耐人寻味。
在尚未站稳权力中心时，他呼吁广开言路，包容异己，用君子弃小人，或许也是真诚的——因为那时他要把自己变革的理念讲出来，他要冒天下之大不韪，与现行的主流制度作对，要一改天下风俗，当然要呼吁朝堂之上包容异己，广开言路。
及至大权在握，当了宰相，他却发现，改革太难了，“反对派”们太烦，太令人厌恶了，如果每天将时间精力都放在朝堂争论上，那自己改革的目标根本不可能实现。
掌权之后，他所追求的便不再是“包容异己”，也没有耐心再去考察谁是君子，谁是小人。这时的王安石所需要的，是办事高效，听话顺从的新法执行者。
说到底，此时王安石并不在乎所用之人，道德品行是否高尚，政治理想是否崇高。
别思考，别质疑，别多问，只看执行力不论贤与德，你肯跟着我王安石一起干，那就会得到提拔奖励。
典型如邓绾的升迁，他原本只是一个小小的宁州通判，王安石变法之后，他给神宗皇帝写了一篇赞美、吹嘘青苗法的奏折，说当地百姓载歌载舞地“喜迎新法”，日夜不停地歌颂皇帝和宰相的恩德，此外，他还单独给王安石写了肉麻的赞誉信和颂诗。
可以说，邓绾这样的人纯粹是一个趋炎附势、溜须拍马的投机分子。
可就是这样的人，却因马屁功夫了得，因为几篇称颂新法的文章书信，便从一个边远地区的通判小官，一步登天，直接被王安石提拔到宰相办公厅工作，升迁速度堪比坐火箭。
要知道，这是多少地方小官努力工作一辈子，都不敢奢望的事。
当这样的人事任免故事在大宋官场流传开后，它所搅动起的微妙氛围和人心起伏，可想而知。
那些放弃了独立思考，独立判断，只求官运亨通的人，当然是最高效，对新法也是最支持的——不过，他们本质上支持的并不是王安石的新法，而是王安石手中的权柄，这是一群不论是非，趋炎附势的政治投机者。
1070年，完成了对御史台谏官员的“肃清”之后，北宋王朝的政治中心迎来了短暂的平静。
彼时，大宋朝堂之上看起来群情欢洽，新法的“反对派”一个又一个地离开了东京，新晋升的官员一个个地皆对新法交口称赞，真是好一片和谐景象。可在看不见的地方，在人心里，那些足以令帝国崩溃的裂痕，正在迅速生长。
一个势利媚权，风气晦浊的时代，已悄然逼近。
这里是思维补丁，谢谢你的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