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美苏两国进行了历史上，首次破天荒的文化交流。
美苏双方打着文化交流的招牌，表面上看一团和气，实则剑拔弩张，时刻不忘“冷战”。7月24日，莫斯科美国国家博览会开幕，时任美国副总统的尼克松和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一起参加了开幕式。
尼克松正值年轻气盛，赫鲁晓夫又是个直肠子、火爆脾气。不同阵营的两个超级大国元首，一见面就有了一番到底是社會主义制度好，还是资本主义制度先进的激烈争论，双方各执一词，谁也说服不了谁。
最后，还是尼克松想出一个好办法：“要么我们开放东德和西德边境，让人民自己选择居住在哪里！”
赫鲁晓夫一听，顿时语塞。
停顿了一会儿，两人又唇枪舌剑起来。随后，赫鲁晓夫跟尼克松打起了赌，赫鲁晓夫说：“我敢保证，将来你的孙子，一定会生活在共产主义旗帜之下！”
尼克松针锋相对：“我的孙子，会不会生活在共产主义旗帜之下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你的儿子，一定会生活在资本主义旗帜之下！”
尼克松一语成谶，大获全胜。1991年，苏联轰然解体倒塌，就在当年，赫鲁晓夫的儿子谢尔盖•赫鲁晓夫移民美国，并于8年后加入美国国籍，成为第二个定居美国的“苏二代”。
据说谢尔盖在参加加入美国国籍考试时，20道题目答对19道，唯一答错的是“美国政府是三权分立还是行政主导”，未能得到满分。
第一个定居美国的“苏二代”，是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与谢尔盖不同，斯维特兰娜不是移民而是叛逃到美国。
1963年10月，离过两次婚的斯维特兰娜，与来莫斯科治病的、大她17岁的印度共产党员布里杰什•辛格一见钟情，第三次结婚。但由于时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相当于总理）柯西金的坚决反对，他们最终没能得到一张合法的结婚证。
1966年辛格病逝，斯维特兰娜随后表示，希望能到爱人的故乡去，将他的骨灰撒进恒河。经过漫长的等待，柯西金终于同意了她的出国申请。
就这样，斯维特兰娜带着辛格的骨灰，去了印度。随她一起去的，还有两位克格勃特工。到了印度之后，斯维特兰娜试图向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寻求政治避难，但被拒绝，理由是会给印度带来不可预测的外交风波。
于是，斯维特兰娜隐居在辛格家乡，与他的两位遗孀共同生活。但是，苏联方面不准她长期滞留印度。1967年3月，斯维特兰娜接到苏联政府立即回国的最后通牒。
此时，斯维特兰娜已经酝酿了一个惊天计划，她以回国看望孩子为由，从苏联驻印度大使馆骗回护照。3月6日，原定回苏联的前一天，斯维特兰娜巧妙摆脱特工跟踪，径直走进美国驻新德里大使馆，要求政治避难。
征得约翰逊总统同意之后，美国中央情报局派员到印度接应，斯维特兰娜经意大利转道瑞士，六周之后抵达纽约，由此产生了一条惊天动地的爆炸性新闻。
1970年，斯维特兰娜与美国人维斯勒•彼得斯结婚，生下女儿奥尔佳•彼得斯。这段婚姻也没有维持多久，1973年，两人平静离婚，斯维特兰娜再未结婚。
1982年，斯维特兰娜带着女儿移居英国，或许太过思念家乡和亲人，1984年，斯维特兰娜重返苏联。虽然斯维特兰娜之前的叛逃令苏联很难堪，但她的回归又让苏联找回面子，不但恢复了她的国籍，还允许她在美国出生的小女儿，加入苏联国籍，并为她提供豪华住宅和生活上的一切便利。
然而，一切早已物是人非，由于当初自己的无情出走，留在苏联的儿女，对斯维特兰娜非常冷淡，这让她非常伤心灰心。1987年，斯维特兰娜重返美国，隐居在一个小村子里，靠救济金度日，2001年11月30日病逝，享年85岁。
1990年，苏联解体前一年，勃列日涅夫的侄女柳波芙•勃列日涅娃，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马特奥小镇定居下来。美国当局发给她移民签证，但不承认她是难民。
大树底下好乘凉，在大伯的关照下，柳波芙过得其实不错，从家乡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来到莫斯科，进入国立中央外国语函授班，也享受着一定的特权。
但是，她和斯维特兰娜一样，是个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女性，看到苏联上流社会触目惊心的腐败和酗酒现象，内心非常反感，多次与克格勃发生冲突，想改变一下生活环境，想方设法来到了美国。
美国不承认柳波芙是难民，意味着苏联总书记的亲侄女，不能享受美国赐予高级叛逃者的种种优厚待遇。生活拮据的她，为了增加收入，在美国朋友的建议下，创作并出版了《柳波芙·勃列日涅娃：我离开的那个世界》一书，但是没多大影响，没赚到多少钱。
赫鲁晓夫的曾孙女——“苏三代”尼娜，也生活在美国。从莫斯科国立大学毕业后，尼娜在普林斯顿继续深造并留在美国，在纽约一所大学任教，研究政治学。对于国籍问题，她表示自己是世界公民和纽约居民。
斯大林的曾孙别萨里翁也在美国，于2003年获得难民身份，他曾在俄罗斯担任导演，执导的多部电影短片，在知名电影节获奖。到了美国后改行当司机。
苏联解体后，安德罗波夫的孙女塔季扬娜和丈夫赴美生活，女儿尼科利出生后，塔季扬娜的婚姻破裂，独自回到俄罗斯并死于癌症，尼科利至今生活在迈阿密。
戈尔巴乔夫死后，长外孙女克谢尼娅跟随母亲伊琳娜定居德国，但伊琳娜更多时候住在旧金山。小外孙女阿纳斯塔西娅，则一直生活在德国。
写到这里，不由想起戈尔巴乔夫时代的两个笑话：
戈尔巴乔夫上台不久，下令开放边境。
第二天早上，戈尔巴乔夫一觉醒来，发现老婆没在身边，出门一瞧，整个克里姆林宫空空荡荡，走上马路，不见一个人影。
戈尔巴乔夫大为惊讶，这时身边公用电话亭的电话响了。戈尔巴乔夫拿起话筒，里面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你还好吗？我是利加乔夫……”
利加乔夫曾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一度支持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他的政治盟友，后因政见不同闹翻。
戈尔巴乔夫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人都跑哪儿去了？”
利加乔夫说：“我警告过你，不能开放边境。现在怎么样？人都跑光了，全苏联的人都跑光了……”
戈尔巴乔夫说：“老天爷啊，要这么说，莫斯科就剩咱俩啦？”
利加乔夫说：“什么咱俩，我在瑞士给你打电话，你自求多福吧！”
利加乔夫说罢，啪地挂断电话。
又一天，戈尔巴乔夫问利加乔夫：“我们总共有多少犹太裔？“
利加乔夫说：“110万到115万。”
戈尔巴乔夫又问：“如果允许他们自由离境，多少人会走?”
利加乔夫说：“220万到230万。”
这两个笑话和“苏二代”“苏三代”的移居，验证尼克松的那个“好办法”是多么好、多么有说服力、多么讽刺：要么我们开放东德和西德边境，让人民自己选择居住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