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赋闲在家的卢见曾收到了一封信。打开一看，里边只有一包茶叶和一包盐，卢见曾见状颇为纳闷：
茶叶、盐……茶盐……查盐！
这一想，他不禁冷汗直冒。
是的！卢见曾此前曾两次出任两淮盐运使，负责征收税厘，疏销积盐，管理水利。在大清国中，卢大人这活是妥妥的“肥缺”。因此，以前在这个位置上出事的官员也不少。明白个中含义的卢大人赶紧把家中财产进行了转移。
事情果如卢见曾所料，不日，朝廷便派钦差大臣火速前来抄家。
令所有人倍感意外的是，两任盐运使的卢大人家中竟无余财，清廉之象可见一斑。
好在对此事颇为关注的乾隆皇帝智商还在线，下令秘密彻查此事，最终经过严密调查，两淮盐引案真相水落石出。
原来，在乾隆身边潜伏着一个“告密者”，此人与卢见曾是联姻关系。因担心卢家出事可能连累自己，遂偷偷用哑谜的方式告知卢见曾，让对方早做准备。
到底是谁这么大胆子？
纪晓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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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淮盐引案东窗事发后，相关人等下狱从重论罪。纪晓岚作为泄密人，也遭到了严厉处罚。不过，与其他案犯不同，在这起案件中，居然无一名朝廷大臣为纪晓岚求情。
考虑到其仅仅参与告密，而未涉贪污，乾隆皇帝最终决定将纪晓岚流放新疆，以儆效尤。
关于纪晓岚以一包茶和一包盐告密的情节，出自野史记载。在这段野史中，写作的人还推断出纪晓岚不得朝廷大臣同情，与其长相有关。
纪昀，字晓岚，以字闻名于世。与如今通过影视剧演绎的纪晓岚形象反差较大的是，在当年一些野史记载中，纪晓岚的样貌跟“帅”这个字毫不沾边。甚至，他还被列为“丑”的典型。
据民国史学家邓之诚描述，“文达（纪晓岚）貌寝短视，且江北人，故不为帝所喜”。所谓“貌寝”即状貌丑陋短小，“短视”就是高度近视，合着纪晓岚就是一个丑男。
▲纪晓岚（1724-1805）
另外，纪晓岚可能有些口吃，因为他的朋友曾打趣他说：“口吃善著书。”
不过，从纪晓岚的仕途升迁以及乾隆皇帝对其喜爱的程度来看，纪晓岚虽然貌丑，但绝对不至于丑到不能见人。而且，即便他有口吃，也是极度轻微。要知道，明朝江南四大才子之一的徐祯卿，26岁中进士后却因貌丑不得入翰林院，那才叫真的丑。
导致朝中无人替其求情的尴尬，或许跟他性喜诙谐，朝中官员多遭过他的侮弄有关。说白了，可能是他的同事关系处理得一般。
颜值一般的纪晓岚却从小表现出一副神童的模样。他出生在直隶河间府献县（今河北沧州市献县）一个书香门第，自5岁开始，便在父亲的安排下，拜当地名人及孺爱先生为师，接受启蒙教育。
及孺爱看他年纪太小，便每日从《三字经》中抽取一小段文字教他。谁知他竟过目不忘，不出半个月，已把《三字经》背得滚瓜烂熟。
纪晓岚与其同父异母的哥哥纪晴湖感情很好。据说，某日，纪晓岚下了学回家吃过午饭后，却仍未见兄长回来，一问才知纪晴湖还在学塾中留堂。因为对子没对上，老师不让他回家吃饭。
纪晓岚一听，这还不简单吗？赶忙冲过去问对联的内容。只听先生给出上联：“苇子编席席盖苇。”好家伙！这条上联虽字数不多，却首尾两字相同，中间两字又相同，意思通畅合理，搭配工整。
这下估计纪晓岚也得留下来陪哥哥受罚了。
可纪晓岚聪明就在于，他善于观察周围环境，且将环境反应与脑海中的艺术创作相结合。沉吟片刻后，他瞧见了门外一老汉挥鞭催赶牛车经过，当即答出下联：“牛皮拧鞭鞭打牛。”与上联一样，意思通畅合理，对仗工整。先生听后，连声称好。
也正因如此，刚入学不久的纪晓岚便由家人陪同，早早地到县学参加考试，提前接受科举的“毒打”。
在清代，童试包括县试、府试及院试三个阶段，考过之后即成秀才，相当于进入士大夫阶层，可免除徭役，享有见县官不跪的特权，还能到官办的学府中接受进阶教育，准备之后的科举考试。
纪晓岚凭借聪明才智，以优异成绩通过了童子试第一阶段。当时他仅虚龄7岁，在当地被称为“神童”。
此后，纪晓岚渐渐变得极有个性，目空一切。凭着自己对对联的特殊兴趣及敏感程度，他在接下来的考试中，常常怼天怼地怼考官。
据说，在县试之后，他很快进入了下一轮比拼。当时，主管府试的主考官是个登科才三年的举人老爷。眼见前来考试的纪晓岚是个半大的小孩，举人老爷有意试试他的才学，便出了一道对联：“十岁顽童，岂有登科大志。”
结果，纪晓岚上来开口便怼：“三年经历，料无报国雄心。”其毒舌可见一斑。
2
当科举制发展到清朝之后，考试程式已经十分完善。对于帝国学子而言，这就相当于如今“金字塔”式的阶层攀登。
在这条路上，有的人一辈子都爬不上去。比如著名小说家蒲松龄，应试大半生，老来也不过混得个加恩拔贡的名额。
怼天怼地怼考官的纪晓岚，并没有因为他的才华而得到赏识。反之，在之后的数次科考中，他常常因为太能嘚瑟，加上没给考官好脸色看，而“试试不顺”。
直到乾隆十二年（1747年），以“神童”闻名的纪晓岚才在24岁这一年，一举在乡试中取得头名，高中解元。
当然，这个年纪今天看来不过大学刚毕业，在当时竞争程度比今天高考还激烈的科举考试中，24岁能考上举人，且获得头名，不是天才，估计也做不到。故而，一高兴，纪晓岚的“尾巴”又翘了起来。
第二年，信心满满的纪晓岚踏上了他视如探囊取物的科考最后旅途。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这位去年刚考中举人的解元公，因太过自负，失去考试资格，回家待考。
就在这次会试后不久，纪晓岚的母亲去世了。
会试大比，三年一次；替母丁忧，守孝三年。直到乾隆十九年（1754年），而立之年的纪晓岚总算如愿所偿，通过会试后，在殿试中考中二甲第四名，授翰林院庶吉士，正式进入仕途。
说来也巧，在乾隆十九年的这科会试中，除了纪晓岚外，钱大昕、王昶、朱筠等一批乾嘉时期的著名学者也位列其中。纪晓岚这二甲第四名的成绩，也足以乐呵乐呵了。
▲纪晓岚的同科好友朱筠（1729－1781）
翰林院庶吉士虽说是清朝中央的入门级官员，但时常在皇帝身边舞文弄墨，想要获得个恩赏，外放为官，机会也很大。
不过，宦海沉浮自有规律。碰上个喜欢帅哥的乾隆爷，纪晓岚想出名估计也没啥子好机会。
自命天才的纪晓岚却有办法，进入翰林院后，他搞了一波“大动作”。据《纪文达公遗集》记载，纪晓岚“入翰苑，当时即有昌黎北斗、永叔洪河之目。厥后高文典册，多为人提刀，然随手散失并不存稿，总谓尽系古人糟粕，将来何必灾梨祸枣为”。就是说，纪晓岚进入翰林院时即被同僚视为韩愈、欧阳修这类人物，但他对自己的著述并不在意，虽然替很多名人代笔，然而都不留底稿。
如此一来，纪晓岚的大名传开了。由于没有保存底稿，可想而知，乾隆皇帝的胃口被吊得有多高。
终于，纪晓岚等待的机会到了。
就在纪晓岚考中进士的同一年，新疆准噶尔部发生内乱。从清朝康熙年间开始，居住在新疆地区的准噶尔部就时不时触发些大的动荡，历经三代皇帝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趁这次准噶尔内乱之机，乾隆二十年（1755年），乾隆皇帝亲发大军剿灭叛乱，大获全胜。
▲清军平定伊犁受降图局部
高兴之余，乾隆给纪晓岚布置了个任务，回翰林院写一篇《平定准噶尔赋》，以歌咏此战，功载史册。
纪晓岚当场便作出了洋洋洒洒三千字的大赋，其中不乏“四极四合，大定永清”这样的语句，将乾隆的光辉形象推上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好大喜功的乾隆爷，听得直叫好。
从此，纪晓岚成了乾隆极度认可的“御用文人”。
3
在影视剧中，被乾隆赏识后，牛掰格拉斯的纪晓岚常常与皇帝、和珅称兄道弟，一起到民间惩恶扬善，匡扶社稷。但这都是编剧瞎编的。
那么，乾隆看到纪晓岚的文学才能后，让他干嘛去了？
修书！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乾隆巡幸热河行宫（今避暑山庄）时，特地带上了纪晓岚，让他跟着吏部尚书汪由敦一块编撰《热河志》，记载当地的天文、地理、历史等内容。
从这时开始，到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纪晓岚只有写书的时间，并无从政的机会。除了《热河志》外，大清国百科全书《四库全书》，以及《契丹国志》《八旗通志》等编撰工作也由他来参与负责。
但在纪晓岚的心里，一直都有一种忧国的情怀。只能用文字和笔墨，以另一种方式去针砭。
最直接的例子，便是发生于乾隆八十大寿之际（1790年）的“尹壮图事件”。当时，和珅首创“议罪银”制度，即官员可根据所缴纳银两获得减刑的机会。尹壮图上书直言，指其不妥，称大清国只是表面上的繁荣，内里潜藏着诸多危机，稍有不慎，即一触就发。
这些话对自诩十全老人的乾隆而言，简直是打脸。
为了挽回皇帝的尊严，所有维护皇权的大臣配合乾隆演了一出好戏，告诉不懂事的尹壮图，什么叫大清力量，什么叫乾隆盛世。再顺理成章找个理由贬了尹壮图。
作为皇帝身边的近臣，纪晓岚看完了整个演绎过程。于心不忍的他，上书替尹壮图求了情。
结果，却得到乾隆一句话：“朕以你文学优长，故使领四库全书，实不过以倡优蓄之，尔何妄谈国事！”
可笑不，纪晓岚原以为替乾隆编了这么多书，皇帝不念其有功劳，也会看在苦劳的份上，宽宥则个。谁曾想，乾隆内心竟当纪晓岚是下九流的玩意。虽然这话，乾隆在气头上，换谁去都会挨骂，但骂得这么难听，也是只有纪晓岚“独享殊荣”了。
在编书的岁月中，纪晓岚用闲暇时间创作了《阅微草堂笔记》。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本书相当于一本现实主义的志怪小说。
《阅微草堂笔记》实际上是纪晓岚观察帝国官场生态的样本。比如书中写了一个“四救四不救”的讼师，平生只接四种稳赢的官司，即“救生不救死，救官不救民，救大不救小，救旧不救新”，至于“死者衔冤与否”“官之枉断与否”这些涉及正义的问题，不是他所在乎的。
很明显，纪晓岚写这些人物，说明他对现实生活中昏官庸吏滥用私权，深恶痛绝。可身在体制内，自己就是朝廷命官，且只有修书的命，没有从政的机会，想改变，也改不了。
于是，在书中，他又借姚安公、鬼神等视角，对那群鱼肉百姓、巧取豪夺的官员进行了思想上的讽刺，以抒发其心中压抑已久的情绪。
有学者统计，终乾隆一朝，清政府兴起的文字狱达130多起，其中有47起的主犯被处以死刑，受株连者甚广。纪晓岚虽然借鬼怪批判现实，但在当时来说，还是颇有风险的。难怪鲁迅说，纪晓岚“生在乾隆间法纪最严的时代，竟敢借文章以攻击社会上不通的礼法，荒谬的习俗，以当时的眼光看去，真算得很有魄力的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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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么“有魄力的一个人”，也会被亲情蒙蔽了双眼，被人当枪使。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夏天，正当纪晓岚在修书大业上有所成就之时，两淮盐引案爆发。这起案件的影响力不亚于后来的甘肃冒赈案。其牵连之广，上至皇亲国戚，下至普通官员，所有案犯加一起超过100人。
当时有个新上任的两淮巡盐道御史叫尤拔世。他十分清楚盐商的积弊，于是想利用商人向朝廷购买合法运销盐凭证——盐引的空当，向商人们勒索钱财。结果，江南的盐商都不吃他这一套。恼羞成怒的他，遂向乾隆奏报说两淮盐务以前存在官商勾结。盐引案追查拉开序幕。
纪晓岚有四子三女。受家风影响，儿子们都早早参加科举，进入仕途。而女儿们，也都分别嫁入了当时的书香官宦之家。其中，长女就嫁给了卢见曾的孙子卢荫文。
彼时，已升任翰林院侍读学士的纪晓岚日常工作除了修书外，还“常直内廷，微闻其说”。换句话说，就是可以随时跟在乾隆身后，聆听乾隆爷的教诲，同时发表相关的意见，供乾隆爷参考。
按野史记载，这就相当于给纪晓岚告密创造了条件。
问题是，乾隆是个公私相对分明的人，像这种涉及面这么广的案件，他一般都只会与身边的军机大臣、大学士等重臣商量。纪晓岚此时不过区区四品官，乾隆多半不会搭理他。那么，纪晓岚最后是怎样完成告密工作的？
一个最大的可能，消息是纪晓岚的同科进士王昶提供的。
▲清代学者王昶（1725-1806）
原因很简单，因为王昶就是东窗事发前的最后一任两淮盐运使。按尤拔世这个告法，乾隆皇帝肯定会把之前那几任盐运使翻出来，洗一洗，拾掇拾掇。照此下去，不管最终哪一任盐运使出事，王昶都得落得一个知情不报的罪名。所以，尤拔世这么一弄，前面几任盐运使反倒成了一条绳上的蚂蚱。于是，这个消息就泄露给了纪晓岚。纪晓岚随后偷偷向卢见曾通风报信。如此，这出“无间道”大戏成功上映。
但聪明反被聪明误，东窗事发后，所有人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乾隆爷下旨：“纪昀瞻顾亲情，擅行通信，情罪亦重，发往乌鲁木齐效力赎罪。”
对于这通判决，纪晓岚倒也不觉得冤。在《阅微草堂笔记》中，他说：“事皆前定，岂不信然。”似乎对于自己发配新疆，早有心理准备。
然而，作为一名从中举之后就一直在北京工作的天子近臣、翰林学者来说，流放新疆就是跌到了谷底。
流放期间，纪晓岚的人生观、世界观都发生了重大转变。好在他还是个很豁达的人，既然归期无望，不如好好在此过好每一天，把新疆当作自己的家。
在新疆的两年多时间里，纪晓岚的足迹踏遍了乌鲁木齐、昌吉等当年清军开垦新疆的据点，也将新疆当地的风土人情全印在了脑子里。在他后来回京后所作的《乌鲁木齐杂诗》中，人们能够看到一个既有天灾人祸，也有歌舞升平的的新疆。
一段人生苦旅，就此过去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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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终究没有轻易放过他。
在纪晓岚流放新疆期间，他的一对儿女去世了。怎么死的？说来也巧，大儿子纪汝佶沉迷于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竟沈沈不返，以迄于亡”，看书看死的，而小女儿也不幸病死。
孩子们的去世对他打击很大，再加上皇帝的不信任，纪晓岚像是变了一个人。
于是，在《啸亭杂录》等清代笔记中，纪晓岚的形象变成了“八十犹好色不衰，日食肉数十斤，终日不啖一谷”的怪胎。
“日食肉数十斤”，光看数字很夸张。但乾隆朝编撰的《国朝宫史》记载，“皇后每天可消耗盘肉16斤、汤肉10斤、猪肉10斤、羊2只、鸡5只”，要按照这个量，皇后非得吃撑死不可。所以，这个量实际上是包括了皇后宫中一切人等的食量。换而言之，清朝宗室爱新觉罗·昭梿所著的《啸亭杂录》，很有可能也用了这种计量方式。
关于纪晓岚好色的记载，倒真的很夸张。清代笔记《栖霞阁野乘》记载，纪晓岚“一日不御女，则肤欲裂，筋欲抽”，编辑《四库全书》期间，轮到他值宿内廷，数日无法近女色，变得“两睛暴赤，颧红如火”。乾隆看到后以为他得了什么病，纪晓岚也不害臊，如实相告。乾隆听后，直接赏了他两个宫女，助他泻火。
另一部笔记也记载，纪晓岚“日御数女，五鼓如朝一次，归寓一次，午间一次，薄暮一次，临卧一次”。数下来，一天五次郎。
也许纪晓岚好色和好吃肉是真的，但如野史笔记所列的数据，则可能是添油加醋。因为他好写志怪小说，野史便传说他是野怪转世，以肉当饭，好色宣淫。这或许是当时对于志怪小说作者的一种偏见。
纪晓岚的烟瘾很大，人送外号“纪大烟锅”。根据清代文人所述，自清朝立国以来，“烟量之宏，烟具之大，以纪河间（纪晓岚）为第一”。他的烟斗确实很大，一次能装三四两烟叶，装一次就能支持他从自家遛弯抽到圆明园。
靠着抽烟、吃肉、睡女人的生活，纪晓岚愣是将后半生活出了精彩，也活得足够长寿。嘉庆十年（1805年），在乾隆驾崩六年后，82岁的纪晓岚才驾鹤西去。
纪晓岚去世后，嘉庆皇帝以其“敏而好学为文，授之以政无不达”之功，赐谥“文达”，亲作祭文，以视恩宠。
但死后的尊荣，对于纪晓岚已无意义。早在其去世前10多年，他就给自己写好了挽联：
浮沉宦海如鸥鸟，
生死书丛似蠹鱼。
虽然做官做到了左都御史、礼部尚书、兵部尚书等职位，临死前半个多月还获封协办大学士，但他对自己有着无比清晰的认识：做官并非个人的强项，做学问才是最好的归宿。
认识自己，是最难的哲学命题之一。在经历思想表达的痛苦之后，一个乾隆时代的大才子，总算活出了一副通透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