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中共十二大召开前夕，担任中央军委常委、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等职务的韦国清因为身体原因，决定退出中央军委领导班子，并不再担任总政治部主任。
在酝酿总政治部主任接替人选的时候，邓小平决定让陈丕显到总政工作，担任这一职务。然而在任命下达之前，却发生了一个意外。当余秋里知道陈丕显要前往总政部工作的时候，他当即向王震反映：“我想和丕显同志换一下。”
那么陈丕显是谁？余秋里为什么要和他换工作？最终邓小平是如何决定的？
陈丕显
陈毅和陈丕显，出生入死的兄弟情
1916年陈丕显出生在福建省上杭县一个农民家庭中，由于家境贫寒，他于6岁就和父亲下地帮忙劳动。在陈丕显8岁的时候有了读书的机会，他来到南阳龙田书院进行旁听。
在学校读书期间，陈丕显还在进步教师刘述盘的影响下阅读了《向导》、《新青年》和邓子恢创办的《岩声》等传播先进思想的书刊。也正是因为如此，唤起了陈丕显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注，萌发了民主革命思想的幼芽。
1929年，毛主席和朱德领导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在闽西上杭附近活动。作为土生土长的福建上杭人，陈丕显经常看到红四军发布的署名大多是“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政治部主任陈毅”的布告。
就这样，年仅13岁的陈丕显知道了“朱毛”，也“认识”了陈毅。不久后，陈丕显参加了革命，成为陈毅部的一名“红小鬼”，令陈丕显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真的有机会能够认识这些在布告上的人。
9月初，陈丕显当选为少共南阳区儿童团总团长，从这以后，开始了他漫长的革命生涯。陈丕显成为总团长后，组织儿童团员学习文化、学习军事方面的知识，参加慰劳红军、优待红军家属等活动。
1931年，陈丕显因为表现出众而被转为共产党党员。紧接着陈丕显前往瑞金参加全国苏区少年先锋队代表大会，他也被选为少年先锋队中央总队部执行委员。
1932年春，福建省儿童局在长汀成立。陈丕显于6月举行的少共福建省委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常委，后来担任少共福建省儿童局书记。
1933年，陈丕显再次来到瑞金；5月他成为少共闽赣省委儿童局书记；8月又被调回少共中央担任儿童局书记。那个时候少共的领导人都是一些15、16岁的小大人，尽管如此，他们对革命的热情也是非常高的。
有一次在沙洲坝办公地，陈丕显等人遇见了传说中的毛主席，他们连忙闪在路旁，给毛主席让路。那个时候毛主席已经当选为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因此大家不再称呼他“毛委员”，而是叫“毛主席”。
毛主席在路旁和大家交谈的时候，听别人叫陈丕显为“阿丕”，于是便低下身摸摸他的头，笑眯眯地说：“你就叫阿丕！”从这以后，陈丕显的“阿丕”或者是“陈阿丕”的名字就传开了。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而陈毅和陈丕显则被留在苏区继续坚持游击战争。
1935年2月，留守苏区的机关和部队决定分成9路进行突围，奔赴各游击区坚持斗争。项英、陈毅和同志们一一握手告别，当时是陈毅和陈丕显第一次见面，但由于是令人心酸的分离时刻，因此他们两个也没有第一次见面时的陌生。
陈毅和陈丕显紧紧地握着对方的手，久久不肯松开，他们说了一次又一次的“再见，再见”。但是两人心中都十分清楚，这不仅仅是他们第一次见面，也许会是最后一次见面。
不久后，项英、陈毅、贺昌率领最后一路人马也离开了于南，开始向油山进行突围。
突围，牺牲是惨重的，革命所付出的代价也是昂贵的。4月上旬，到达油山的两路队伍终于迎来重逢，尽管他们只分别了一个月，但却恍如隔世，大家都哽咽得说不出话来，只是紧紧地握着对方的手。
陈毅
1936年6月，陈毅和陈丕显为了组织和指挥大余地区的反“清剿”斗争，他们同住在彭坑周篮嫂家的茅草屋里。陈毅和陈丕显还给自己留了条后路，他们从后窗到后围墙上架了一条长木板，只要敌人已出现，他们就从后窗木板跑过围墙，直接上山隐蔽起来。
陈毅和陈丕显还多次翻山越岭，奔波于北山和油山之间。每当他们晚上住在大庚岭山顶的时候，陈毅就笑着对陈丕显说：“我们是头枕广东，脚踩江西睡觉啊！”
这个时候陈丕显就会故意用头枕着江西，脚踩着广东，大家也被他的举动逗得哈哈大笑。
就这样，陈毅和陈丕显同住一个窝棚，同吃一个锅里的野菜和竹笋，共同抗击国民党的“清剿”，两人也因此结下了生死不渝的友谊和信任。
国共第二次合作后，南方8省的红军游击队被改编为新四军。1938年1月，新四军军部在南昌宣告成立，陈毅担任新四军军分会副书记和一支队司令员。
此时陈丕显留在皖南军部担任东南局青年部长，两人也因此分开了一段时间。尽管陈毅和陈丕显分开了，但两人之间的友情却有增无减。据陈丕显的妻子谢志成回忆：
“在我和丕显的新婚之夜，他拿出一支精致的左轮手枪，很自豪地和我说，看，这是陈司令前几天送给我的。我从未见过如此精致的手枪，刚准备用手摸一摸，没想到他瞬间把枪收起来，说，不要乱动，这是陈司令送给我的！”
黄桥战役中，最有力的后方
1940年6月，陈丕显作为东南局的代表，他从皖南前往苏南巡视工作。
7月，陈丕显根据开辟苏北的工作需求北渡长江，抵达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所在的江都县塘头镇。陈丕显对当前局势稍作了解后，当即参加东进黄桥的战斗中，然后以黄桥镇为中心，在泰兴、靖江、南通等地创建抗日根据地。
9月，苏北区党委正式成立，陈毅兼任书记，陈丕显担任副书记。这段时间，新四军既要反击日军的“扫荡”，又要应对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的压迫，可是说是十分困难了。
在黄桥战役开始期间，其后勤工作和支前活动的主要负责人就是陈丕显。从进入黄桥的那天开始，在短短两个月内，陈丕显和战士们将镇上的工人、农民、学生等全都组织起来，成立各种抗日协会，连孩子们都有了儿童团。
黄桥镇共有1万多居民，而参加各种抗日团体的就将近7000人。紧接着陈丕显通过减租减息运动，把房源几十里的农民发动和组织起来，这也令支援前线有了组织保证。
在黄桥战役开始之前，黄桥镇召开了上万人参加的战前动员大会。率先讲话的便是陈丕显，他说：“韩德勤部队的人虽然很多，但他们不抗日，反而来打坚决抗击日军的新四军，他们是理亏的，是不正义的。也正是因为如此，他们不得人心，必定会失败！”
陈丕显的发言赢得了台下军民热烈的掌声，大会结束后，支前活动立即开展起来。
10月4日，韩德勤率领三路大军来访，黄桥战役正式打响。在黄桥战役中，我军以7000人对抗国民党军3万余人，敌我兵力差距悬殊，尽管如此，我军还是在这种情况下以弱胜强，创造了光辉的战例。
粟裕
1941年3月，苏北区党委改称苏中区党委，先后由刘炎、粟裕、叶飞担任书记，陈丕显则担任副书记。在战争年代，一般情况下是军队领导人兼任党委书记，以主要精力应对战争，而副书记则负责根据地的建设。
陈丕显担任副书记后，领导苏中百万农民投入到减租减息的运动当中，极大激发了他们抗日和生产的积极性，从而推动了农村党组织和民兵武装的发展，也为民主政权的建设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
1944年，中共中央指示各根据地在现有的基础上加紧整训部队，把军事训练和政治工作大幅度提高，只有这样才能为将来的发展准备条件。
为了落实党中央的指示，陈丕显和粟裕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在一起商谈，直到天亮时，房屋里的油烟熏黑了他们的脸，他们才肯回去睡觉。陈丕显还经常深入部队，检查部队的整训情况，并不失时机地向敌军发起夏季军事攻势。
从各地军民主动向日伪军发动的夏季攻势来看，我军已经从之前的防御转变为主动出击，由局部反攻转为全面反攻，除此之外粟裕还经常约陈丕显到主力团视察军训。
在陈丕显和粟裕视察的时候，他们不会惊动团里的干部，而是直接到连队的训练场，用抽查的方法了解基层训练的结果。等抽查完毕后，陈丕显和粟裕还会帮助战士们纠正错误的动作。
粟裕和陈丕显认为训练场也是战场，只有将民族仇恨凝聚在尖刀上，刺出去的枪才会更加勇猛有力，这也令连队的干部和战士们深受鼓舞。
解放军历史上，最年轻的兵团政委
1945年4月9日，因为粟裕、叶飞南下苏浙，华中局批准陈丕显等11人为苏中区党委委员，陈丕显担任书记一职。叶飞走后，苏中只留下第52团和特务团大约3000人的兵力。
陈丕显觉得肩膀上的担子更重了，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他都会坐在油灯下想起粟裕南下前对自己说的话：“有什么大事就和过去一样，多和大家商量商量。我相信不管多重的担子也不会压垮你，年轻人嘛！多多努力！”
此后，陈丕显带领苏中区党委一班人坚持苏中根据地原地斗争，着力抓好苏中根据地的各项建设。
陈丕显在苏中
陈丕显一手抓充实与轮训主力部队，扩大和整训民兵自卫队，继续进行大规模的生产运动，除此之外他还会培养大批干部，开展英雄模范运动，开展沦陷区的工作；一手抓工作作风改善，从而令根据地变得越来越好。
到1945年上半年，全苏中区共有接近3万的兵力，是当初叶飞南下时的10倍。这也为日后开展大规模战略反攻，实现游击战向正规战的战略转变作了有效的保证。
解放战争初期，陈丕显担任华中分局委员，兼任华中野战军第七纵队政委。1946年6月，蒋介石公然撕毁《双十协定》，开始向解放区大举进攻，全面内战彻底爆发。
7月，为了粉碎国民党的进攻，粟裕指挥苏中七战七捷，陈丕显则负责统筹支前工作。陈丕显动员、组织和指挥30万民工上前线，运送粮草、伤员以及看管俘虏等等，为七战七捷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9月，党中央指示华中野战军向北发展，主动撤离华中和淮安、淮阴。陈丕显继续留在华中坚持敌后，他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不仅保存了我党的骨干力量，还主动出击。
比如说沈灶战斗、拼茶伏击战、角斜攻坚战等战斗不仅消灭了敌军的有生力量，还拖住大约5万敌军，有力地支援了中原和山东正面战场的作战。
陈丕显（右一）
1947年11月，中央军委命令成立解放军华中指挥部，陈丕显担任政委一职，在华东敌后牵制了大量敌军，收复了许多失地，有力地策应了正面战场的作战。
紧接着陈丕显随军参加了淮海战役，在淮海战役中，他担任华中工委书记。除此之外陈丕显亲自领导华中支前司令部，通过巨大而细致的工作动员了107万民工，其中随军民工有22.5万人，担架1.5万多副，板车8万辆等等，有力地支援了淮海战役。
1948年3月，为了方便指挥作战，华东野战军将所属部队重新组编：
第1、4和第6纵队组成第一兵团，也被称为粟裕兵团。粟裕不仅担任司令员，还兼任政委；
第7、9、12纵队和新建的渤海纵队组成第二兵团，也被称为山东兵团或者许谭兵团。许世友担任司令员，谭震林担任政委；
第3、8和第10纵队组成第三兵团，也被称为陈唐兵团。陈士榘担任司令员，唐亮担任政委；
第2、11和12纵队组成第四兵团，也被称为苏北兵团。韦国清担任司令员，陈丕显担任政委。
陈丕显作为兵团的负责人，他能和粟裕等人并列，也充分反映了他在华东军区和华东野战军中的不凡地位。放眼全军，陈丕显也是解放军设立兵团建制后最年轻的兵团政治委员，当时的他仅有32岁。
1949年4月，陈丕显随军渡江南下，担任苏南区党委书记、苏南军区政委。在苏南三年的时间内，陈丕显为建立新解放地区人民政权，进行土地改革、剿匪反霸、医治战争创伤等等，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1951年年底，全区粮、棉产量都已超过抗战前的最高产量，工业生产大部分产品的产量也成倍增加。由于陈丕显出色地完成了组织交给自己的任务，因此他也受到毛主席的高度称赞。
邓小平让陈丕显担任总政主任，余秋里却想和他换换工作
1977年，中央安排陈丕显到云南担任省委书记等职务。陈丕显接到任命后没有立即答应，而是在考虑自己究竟去还是不去。就在陈丕显考虑的时候，叶剑英找他谈话：“阿丕，如果你身体不能适应高原气候的话，还是回部队工作算了！”
陈丕显的老首长粟裕知道这件事后，也对他说：“干脆回部队工作，现在好几个大军区都缺干部，比如说南京军区现在还没有政委呢！”
胡耀邦
不过胡耀邦和粟裕、叶剑英有不同的看法，他说：“现在的形势还在变化，不会让你一直留在云南。你好久没有工作了，还是抓住这一时机，不管干什么都先去。”
陈丕显想了想，觉得胡耀邦说得很有道理，于是他不再犹豫，选择去云南工作。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在北京召开。在会议召开前夕，担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韦国清，因为身体愿意不得不退出中央军委领导班子，也不再担任总政治部主任。
韦国清辞职后，总政治部主任一职便空了出来，那么该选谁来担任这一重要职务呢？在众多人选中，担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兼武汉军区政委的陈丕显进入了邓小平的视线当中。
那么邓小平为何会选择陈丕显呢？
首先，陈丕显具有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
其次，陈丕显只有66岁，在当时高级干部年龄普遍老化的情况下，他还算是年富力强的；
最后，军队向来是一个讲究资历的地方，陈丕显作为解放战争时期的兵团政委，他的资历相对来说也是比较老的。
邓小平和陈丕显（左二）
1982年9月1日，在中共十二大开幕当天，坐在大会主席台上的军队各大单位领导，比如说叶飞、刘华清、廖汉生等人见到陈丕显的时候，都称呼他为“陈主任”，还给他敬军礼。
除此之外，中央军委办公厅的工作人员还专门给陈丕显和他的两个秘书量身制作军装，两个秘书对能到军队工作感到非常高兴。
然而令人没想到的是，在中共十二大会议开始期间却发生了一个意外，也是这一意外令陈丕显错过了总政治部主任的职务。
在十二大召开之前，中央曾决定让余秋里在会议结束后继续留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不过从之前负责经济改为分管政法工作。
一次，余秋里在邓小平家中开会，邓小平对他说：“余秋里同志，中央决定让你继续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这两个职务，不过要转变为负责分管政法工作。”
余秋里听了邓小平的话十分震惊，要知道自己之前长期从事军队政治和经济工作，如今却要分管政法工作，他认为自己不能胜任。
余秋里
于是余秋里拜托王震向邓小平提出自己的想法：“我去书记处工作的话能不能不管政法，或者和丕显同志换一换，由我做总政治部主任，丕显同志去当中央政法委书记？”
王震将余秋里的想法汇报给邓小平，邓小平考虑到余秋里虽然已经离开军队24年了，但在战争年代，余秋里确实是一位很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干部，如果让余秋里重回军队从事政治工作，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紧接着邓小平委托胡耀邦，让他征询一下陈丕显对余秋里提出的调换工作分工的意见。陈丕显心胸开阔，并没有因为失去这一职务而不高兴，他说：“我坚决服从中央的决定，到总政治工作可以，到中央政法委工作也可以。”
在得到陈丕显的答复后，中央就关于军委组成人员和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人选的问题，再次征求了相关领导的意见。1982年9月10日，邓小平审阅了相关报告后，作出批示：“就这样决定，秋里去总政部工作，丕显去管政法。”
在进一步征求其他领导人意见后，中央下达最终决定：“余秋里同志和陈丕显同志原拟定的职务相互调换，余秋里担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陈丕显担任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
就这样，经陈丕显、余秋里两位当事人和中央的同意，他们两人在工作上完成了调换。针对这一情况，余秋里十分感激陈丕显。
十二大大会主席团开会期间，余秋里在得知陈丕显同意调换工作分工以及中央重新作出决定后，他当着众人的面对陈丕显说：“阿丕，我要感谢你，我还要请你吃饭，要连续三天请你吃饭！”
紧接着余秋里向陈丕显三鞠躬，以此表达自己对陈丕显深深的谢意。
陈丕显是一位不争不抢的人，不管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他始终保持初心，只要是为党、为人民好的事情，他都会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
1995年8月23日，陈丕显在北京逝世，享年7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