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4月上旬，蒋介石集结了11个师的庞大兵力，兵分两路向中央苏区重镇广昌发起猛烈进攻。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第三阶段战斗达到高潮。然而这时中央红军的指挥大权却落入了一名由共产国际派来的德国顾问李德手上，对军事指挥一窍不通的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对李德更是盲目崇拜，将毛泽东同志对红军的指挥权完全剥夺。
李德接手中央红军的指挥大权后，不顾中国具体国情，将红军在多年的血战中所取得的宝贵的成功作战经验完全抛弃。他是一名典型的学院派，只会纸上谈兵，严重缺乏实战经验，数万中央红军都在由李德凭着地图在指挥战斗。
在国民党军以绝对优势兵力大举进攻广昌时，李德不顾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命令彭德怀率领的红3军团死守阵地，面对敌人飞机的轮番轰炸和重炮的猛烈轰击，李德还提出了“不让敌人侵占寸土”，“胜利或者死亡”等战斗口号，与敌人大打阵地战、消耗战。
红3军团的1.2万名红军战士，依靠着劣势武器装备，在缺粮少弹的不利局势下英勇作战，与国民党军展开了殊死搏斗。在经过连续数天的惨烈战斗后，红3军团终究还是因为双方实力差距过于悬殊而失利并且伤亡惨重，最后不得不撤出了战斗，中央苏区红都瑞金的门户重镇广昌被国民党军攻占。
在历时18天的广昌保卫战中，红军共毙伤俘敌2626人，但是自身伤亡却达到5093人，约占参战人数的五分之一，其中彭德怀指挥的红3军团伤亡最为惨重，一共伤亡了2705人，约占全军团总人数的四分之一。如此惨痛的失败和伤亡令此前身经百战、屡战屡胜的彭德怀无比心痛。这是红军历史上最典型的阵地战、消耗战。它给红军日后作战带来了极为有害的影响。
由于作战失利，红3军团指挥员彭德怀、杨尚昆被博古和李德邀去谈话，此时国民党军已经是大军压境，历尽千辛万苦才建立起来的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岌岌可危，形势已是万分危急，然而红军的实际掌控者李德却拿不出任何反击敌军的有效措施手段，他仍在大讲他自己的那一套理论，让红军战士研究怎样组织火力；怎样搞好短促突击，即在敌人走出堡垒时，红军战士在短距离内对敌人进行突然袭击等等。
而在第五次反围剿战斗中最有发言权的彭德怀已经彻底认识到，李德这一套办法根本毫无作用，反而将红军引入歧途。忍无可忍的彭德怀不顾个人安危，抱着对中国革命事业高度负责的大无畏精神对李德发起反击，他不留情面地对李德反问道：“你总是让我们组织火力，请问，没有子弹，怎样组织火力？你总是宣传什么短促突击，请问，在敌人密布的堡垒下，我们己经搞过了那么多短促突击，十次就失败十次，一次也未能取得成功，今后还能再这样搞吗？”
然而刚愎自用、妄自尊大的李德哪里能听得进去彭德怀的良苦忠言，他仍然拒不承认是自己作战方针的错误，反而将失败的原因推到红军前线指挥员未能熟练掌握阵地战和短促出击战术造成的。
彭德怀听后更加愤怒，他毫无保留地讲出了自己的意见：
你们的作战指挥从开始就是错误的，这是我军在第四次反围剿取得胜利以后，没有打过一次好仗的主要原因。你为什么命令一、三军团分开作战而不集中兵力呢？你们的作战方针是每战都要同敌人拼消耗，而敌人有全国政权和帝国主义的帮助，我们则要靠取之于敌，你完全不懂这个道理。
彭德怀看了看李德又继续说道：“你们坐在瑞金，指挥第二次进攻南丰，竟然把迫击炮放在什么地方都按照地图规定好了，这几乎使一军团全军覆没。如果红军不是高度自觉的军队，红1、3军团早就被你们葬送掉了。”最后彭德怀更是严厉斥责李德：“你们是崽卖爷田心不痛。”
当时担任翻译的伍修权没有听清最后一句话，杨尚昆给他解释了一下他才明白这是湖南的一句俗语，伍修权给李德如实翻译后李德突然火冒三丈，对彭德怀怒目以对。
回到驻地以后，彭德怀心里明白，他这次是彻底将李德、博古给得罪了，但是他的心里却感到无比的痛快，先前心里的憋屈一扫而光。于是他把他的那套旧军装放在了背包里，做好了准备去瑞金接受公审，被开除党籍，甚至是杀头的后果。
好在中央红军在经过遵义会议后，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并制定了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屡遭挫折的红军从此在黑暗的泥沼中脱身而出，走向了一条无比光明的胜利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