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朝鲜战场上，我军对指挥权的归属是极为看重的，无论是朝
方还是苏方，一旦有染指我军指挥权的行为，我方都会当场拒绝，这点主要体现在朝鲜战争爆发初期，以某金与彭总争夺志愿军指挥权最为出名。根据“夺权失败”后我军在战场上所获得一连串胜利，我们当时的确应该庆幸当初未将指挥权交出，不然我们可能在付出极大代价的情况下，可能连获胜的可能都没有。而根据苏联军事顾问科切尔金少将撰写的战后回忆录所述，他当时无权干涉志愿军行动，即便是提出相关的军事计划，也被一一搁置。
他在回忆录中表示，志愿军对其非常友好，会倾听他对战局的分析和相应的建议，但也仅仅到此。在作战计划的拟定阶段，无论是苏联军事顾问还是朝方在志司总部的代表，都无法插手。科切尔金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还是在于志愿军指挥员对苏朝双方顾问及代表的指挥水平不放心，生怕他们将不适合志愿军作战特点的要求强加给一线作战部队。在红军时期，共产国际曾
指派一个名叫李德的德国人赴华工作。在掌握红军指挥权之后，李德便把自己在伏龙芝军校学到的知识“纸上谈兵”地复刻到实战中。在他的指挥下，红军摒弃游击战思想，采用苏式正规战术，结果就是装备远逊于对手的红军一败再败并损失惨重。而当时在李德身边工作的正是彭总，这才有了后来彭总在朝鲜坚决抵制苏朝介入志愿军指挥的佳话。
如果抛开身份和中苏两国国力等诸多背景，单独评价志愿军各级指挥员与苏朝两军各级指挥员的水准，毫无疑问我们都是遥遥领先于他们的。
以某金为例，他的指挥水平就算当个连排长都还不够资格。志愿军刚刚入朝，彭总急于与他对接，交流战场情况之时，他还在朝鲜北部，中朝边界附近某个山洞内。对于人民军所剩兵力，都部署在何地，武器配置及组成时，他都一概不知。而当彭总问及双方目前态势和敌军所处位置时，他也是含糊其辞。万般无奈之下，彭总只能命令志愿军各部充分利用联合国军还不知道志愿军入朝的有利时机，进行穿插渗透作战。也正因为如此，入朝前期的战斗大多都是遭遇战，然后在一个战场方向对敌形成包围，利用夜战和近战，敌军航空兵和炮兵不敢实施攻击的特点，打赢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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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志愿军部队中，指挥才能强于科切尔金的非常多。我军历来的传统就是战场升迁，依照作战表现和品德做出职位上的调整，这是西方国家军队中很少存在的。以美军第八集团军沃克中将为例，他从西点军校毕业后就被任命为步兵少尉，参加短暂的墨西哥战争后，又去了锡尔堡炮兵学校，军衔提为少校。在学术理论上，他可能要强于志愿军绝大多数师，军一级军官，但这并不能代表他的指挥水平要高于我军师和军一级指挥员。在第二次战役中，他因为疲于跑路，司机驾车避让不及障碍物，导致他死于车祸。在朝鲜战争中，沃克对麦克阿瑟的指令十分贯彻，但他犯了指挥官的大忌，那就是他对手下各部和各国军队的作战能力，人员便称和火力配置都不了解。在一阵又一阵的惊吓中，他还是死在了朝鲜。
与之相比，我军指战员在作战时，都一定会想方设法摸清前线战况，就连身居高职的彭总也经常会抵近前线观察双方动向，然后做出决定。在每次战斗结束或休整时，我军都会严格统计敌方伤亡数字和我方情况，然后逐层上报。凭借手中所掌握的信息，指挥部能够快速判定我方所剩战力及对方大致情况，这都是十分重要的。诚然，学术理论非常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战场实战经验和指挥经验，这恰恰是西方国家军队所匮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