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蒋介石集结数十万大军对中央苏区进行围剿，由于李德等人的指挥错误，让中央红军遭受重大损失，就在国民党军队从四面八方一
步步向中央苏区中心地带逼近时，一份绝密情报送到了中央苏区中共中央手中，得到消息后中央立即决定，中央红军提前实施战略转移，这一决定也让蒋介石企图彻底消灭红军的企图落空，而获取这份绝密情报并将情报送到中央苏区的正是国民党少将莫雄和中共地下党员项与年。
莫雄1891年出生在广东英德，贫苦人家出身，早年间在国民党系统内颇有名气，有“莫大哥”的称号，同时无论黑道白道还是其他道，他都有好友，很少吃得开，因此被人称为“五色将军”。
1907年，莫雄在广州加入了同盟会，1909年奉命打入广东新军内部，随时准备策应革命党的号召拉起武装举行起义。
武昌起义后，莫雄又先后在广东北伐军中担任排长、连长，先后立下了多次战功，1922年北伐军讨伐军阀吴佩孚时，蒋介石担任大本营参军兼粤军第二军总参谋长，负责大本营留守工作。
一次，桂林附近的一万多名土匪联合起来包围了大本营，蒋介石也被困在了城中，眼看形势严峻，危在旦夕，他慌忙给粤军第四独立旅发电报求援，当时莫雄在第四独立旅中担任营长，接到命令后他带了两个营前来救援，拼死将蒋介石给救了出来，仅这一件事就让蒋介石对他非常感激，也是他与蒋介石结下不凡交情的开端，更是他后来为红军提供绝密情况的难得条件。
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当时莫雄在梧州驻扎，担任梧州卫
戍司令，莫雄合纵连横，将驻扎在桂东的九个旅的滇军和桂军以及自己控制的两个粤军团组成了“西路讨贼军”，莫雄担任前敌总指挥。
“西路讨贼军”四万多人浩浩荡荡开赴广州，一举将陈炯明赶出了广州，为孙中山第三次在广州建立革命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
由于莫雄“护驾”有功，加上他曾经参加过黄花岗起义，大元帅府破格将他从中校直接提拔为少将旅长，此时的莫雄仅有31岁。
北伐结束后，莫雄被蒋介石剥夺了军权，后来他又跟随张发奎一起进行反蒋活动，失败之后张发奎下野，他也赋闲在家，1930年底，莫雄到上海见到了宋子文后被安排到了税警总团担任团长。
当时莫雄在前往上海时巧遇了中共党员刘哑佛，刘哑佛曾是莫雄的旧部，1925年莫雄担任粤军第十一师师长时，刘哑佛就是师政治部主任。
在刘哑佛的介绍下，莫雄认识了中共党员项与年、卢志英等人，还与中共领导人周恩来、李克农及中央特科建立了联系。
在此过程中莫雄也逐渐了解到了我党的革命纲领，他提出入党要求，李克农请严希纯转达了党的意见：莫先生是革命老前辈，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请求加入共产党，我们是欢迎的。组织上认为莫先生在国民党中资历老，社交广，为方便工作起见，以暂不参加共产党为宜，今后凡对我党有利的事，望能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给予帮助。
莫雄得知了党的意见后表示理解，同时他把李克农的这番答复当作自己对党的承诺，并为之奋斗一生，多次为我党提供情报。
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后，莫雄指挥税警部队与十九路军联合抗日日寇，上海停战后，他率领部队进驻海州，当时的海州是产盐重地，但盐枭为患多年，作恶多端，莫雄请示宋子文后得到了蒋介石的同意，出兵清剿盐枭，一大批盐枭、匪首及官员被他处决。经过莫雄的整治，盐税大幅度提高，百姓也不用再忍受土匪和盐枭的剥削，莫雄也因此得到了嘉奖。
1933年10月，正赋闲在家的莫雄遇到了蒋介石的高级幕僚，南
昌行营秘书长杨永泰，他们两人早在1923年就认识了，当时莫雄是粤军旅长，杨永泰对莫雄的军事才能非常佩服，但后来莫雄逐渐失势，杨永泰反而是权力显赫，看着昔日好友，杨永泰便对蒋介石说莫雄在军事上才能卓著，让他出山帮忙出谋划策对付红军，也许能够取得奇效。
当时的蒋介石正在为前几次围剿失利而郁闷，听到杨永泰的建议后眼前一亮，他是领教过莫雄的军事本领的，再说了莫雄还曾经救过自己的命，所以就顺水推舟任命莫雄为江西德安区专员兼保安司令，为了显示其度量，他还放手让莫雄自己组建班子。
莫雄立即动身前往上海找到了中央特科的严希纯、项与年和刘哑佛等人寻求帮助，希望能派遣一部分骨干去帮助他。
项与年作为莫雄昔日的部下被他招入麾下，在赣北第四行政专署工作，此外，莫雄他通过杨永泰的关系将我党派遣来的几名共产党员安插在了蒋介石的南昌行营，同时上海地下党还委托莫雄介绍了多名同志打入国民党特务高级训练班，这些人经过莫雄的推荐，杨永泰照单全收，为后期的情报战立下了汗马功劳。
1934年3月底，在上海地下党的帮助下，一个以中共地下党员为骨干的保安司令部和专署成立了，莫雄出任赣北第四行政专署专员兼保安司令。
莫雄的这两个职位看似不起眼，但却非常重要，因为这两个职位是蒋介石给他的，内部事务基本都是他自己决定的，因此，莫雄经常与项与年、刘哑佛等人商讨后送出情报。
为了让莫雄发挥出更重要的作用，在中央红军的配合下，莫雄的部队煞有其事地打了好几个“大胜仗”，与其他部队节节败退不一样，莫雄这边是“捷报频传”，蒋介石非常高兴，还说自己没有看错人，多次发出嘉奖电对莫雄进行嘉奖。
1934年9月，蒋介石在庐山牯岭召开秘密军事会议，制定了围剿中央苏区红军的“铁桶计划”，他计划调集150万大军、270架飞机和200余门大炮，以铁壁合围的战术从四面八方形成包围圈，一旦包围圈完成，他的围剿部队每天推进七八公里，每推进一公里就架起铁丝网，每五公里就筑一道碉堡线，
组成严密的火力交叉封锁网。
蒋介石下令各部队要严格执行计划，争取一个月内消灭中央红军的主力，占领瑞金，欲将中央红军一网打尽。
这次会议最后，蒋介石发言说要毕其功于一役，在场的两百多名国民党将领个个摩拳擦掌，都等着“分功劳”了。
莫雄作为少将参议本来是没有资格参加这种高级别的军事会议的，但因为庐山处于德安地区，加上他和蒋介石之间的关系，因此被破格邀请参加了这此秘密军事会议，尽管他在会议最后和其他国民党军官一样摩拳擦掌，但他的内心却非常焦急。
开完会后，心急如焚的莫雄连夜赶回了德安司令部，当他踏进司令部时已经是深夜时分，他顾不上吃饭，连忙将刘哑佛、卢志英、项与年等人
请来，将自己从庐山带回来的所有文件取出来让他们查看，等到刘哑佛等人看完后全都变了脸色。
刘哑佛急忙询问道：“大哥，现在该怎么办？”
莫雄严肃地说道：“还能怎么办？情况这么危急，你们马上拿去交给党中央，天大的事情，由我承担就是了。”
情况万分危急，项与年等人决定连夜行动，他们用特制药水将蒋介石制定的“铁桶计划”的主要内容密写到四本学生字典里，然后将整套计划送到南昌秘密联络站，同时还把计划的核心部分通过电报发到瑞金。
除此之外，项与年还提议必须要将整套计划密写后送到中央苏区，由于他会客家话，又熟悉当地情况，便自告奋勇承担了这次任务。
项与年和刘哑佛等人连夜奋战，直到天大亮时才将整个计划密写完成，接着他们对沿途的敌情做了分析，选择从南昌乘车到吉安，进入泰和后从山区直插兴国、于都到达瑞金这条较为安全且距离较近的路线。
第二天上午，项与年装扮成一个教书先生出发了，为了减少与敌人接触，他白天休息晚上赶路，尽量避开大路穿山而过。
进入泰和山区后，项与年发现敌情远比想象的更加严重，所有进出苏区的道路全都被封锁了，只要发现有可疑人员全部逮捕，项与年只能在山林中赶路，用少量的干粮和野果充饥，根本不敢出山。
经过多天的艰难跋涉，已经38岁的项与年变得骨瘦如柴，当他到达兴国时，发现敌人的封锁已经如铁桶一般，几乎每个村子里都修建有碉堡，每个山头和路口都有岗哨，青壮年只要一接近，那些国民党士兵不管三七二十一，全部抓走看押。
眼见无法通行，项与年只好返回山中等待时机，然而敌人的封锁根本没有漏洞，时不我待，项与年心急如焚，最后他想出了一个计策，只见他把心一横，拿起旁边的一块石头就朝自己脸上砸去，一下子打掉了四颗门牙，血流不止。
第二天，项与年的双腮肿胀不已，整个面部都快变形了，看上去非常吓人，加上他头发像蒿草一样凌乱，衣服也都被荆棘刮得破破烂烂地，俨然像一个“老叫花子”。
他强忍着疼痛将那四本密写字典藏在满是污秽的袋子里，上面铺了一层沿路乞讨来的已经发馊的食物，深一脚浅一脚地出山了，沿途的哨兵看到这个浑身散发恶臭的“叫花子”，全都捂着鼻子躲得远远的。
1934年10月7日，项与年终于躲过了敌人的层层关卡来到了江西瑞金沙洲坝，当周恩来、李克农等人见到他时，全都认不出这个“老叫花子”就是曾经相当熟悉的老部下项与年了，看着项与年的惨状大家全都流下了眼泪。
项与年从袋子里掏出那四本字典交到了周恩来手中，将莫雄得到的消息汇报后，所有人都意识到问题的严峻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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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立即命令红军作战情报部门将四本密写字典复原，认真分析研究，如果再拖上十天半个月，敌人一旦完成合围，到那个时候，中央红军想要再脱身只怕比登天还难。
周恩来立即向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汇报，几天前中共中央刚刚收到了莫雄发来的简短电报，如今又见到了项与年冒着生命危险送来的电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立即开会确认实施战略转移的计划，三天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布命令，中央纵队12日从瑞金出发，以小部队牵制迷惑国民党合围主力，主力趁国民党部队合围之前突出重围实施战略转移。
正是因为莫雄得到了重要情报，加上项与年不畏生死送来了情报，中央红军才能快速反应突出重围，可以说莫雄和项与年简直就是挽救了中央红军。
10月中旬，当蒋介石的部队完成了他们所谓的铁壁合围，占领了宁都、长汀、会昌等地，蒋介石志得意满地准备歼灭红军时，才发现在他们的合围并没有围住红军，“铁桶计划”又一次破产了。
围剿失败后，莫雄并未暴露，次年三月，他被蒋介石派到了贵州毕节担任保安司令，围追堵截正在长征的红军，他将自己在江西的司令部和行政专署原班人马又搬到了贵州毕节。
上任之后，莫雄派人四处侦查，发现了滞留在这里的红军伤员，这些红军伤员伤势严重无法跟着大部队一起行动，只能留下来，莫雄立即任命卢志英为保安司令部参谋长负责主持军务。
卢志英通过联系地下党，通知红军伤员自己转移，又谎报军情
，告知蒋介石已经扫清了防区内的“残匪”，此时蒋介石正被红军主力折腾得晕头转向，并没有精力去核实，这些红军伤员在莫雄的帮助下得以生存下来。
1936年2月，贺龙和萧克率领红二、六军团要通过毕节，莫雄打开城门让红军在城内休整了半个月，他则是率部撤到城外十多里的山沟里“剿匪”，蒋介石得知莫雄的做法后怒不可遏，下令将他押往南京投入监狱。
两广事变后，莫雄又被杨永泰、陈诚等人保释出狱，蒋介石让他协助陈诚去两广戴罪立功，两广事变平息后，他又被削去兵权，蒋介石只给了他5000元聊做安慰。
抗战爆发后，莫雄来到了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见到了叶剑英，叶剑英还送了他一本毛主席写的《论持久战》，这给了莫雄很大信心和启发，他回到南雄后翻印了很多册给部队官兵学习。
1938年8月，莫雄担任广东二十三区游击司令兼南雄县长，但是南雄监狱里关押了几百名中共党员，莫雄多番奔走终于让余汉谋答应讲这些人
全都释放了。
1939年莫雄又担任北江游击抗日司令，次年升任少将司令，他组织了1600多人的抗日队伍，还通过各种渠道将一部分地下党员安排进入部队中，积极营救革命同志，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解放战争期间，莫雄先后担任了县长、专员、清剿司令等职，他通过自己的好友刘强（共产党员）将很多物资秘密送到游击区，还设法营救了数位被捕的共产党员。
1949年解放前夕，国民党特务怀疑莫雄是共产党员，要对他实施暗杀，莫雄得到消息后设法逃到了香港。
1949年10月，广州市解放后，叶剑英给莫雄去信，将在香港躲
避特务追杀的莫雄请回来参加工作，叶剑英还特意给莫雄转达了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说莫雄是我们党的老同志、老朋友，无论他过去犯过什么罪，都要为他安排工作。
11月，叶剑英委任莫雄为北江治安委员会主任，土地改革时，有人提议要枪毙莫雄，幸好陶铸得到了消息才保全住了莫雄。
1956年，在辽宁省工作的项与年从报纸上看到了莫雄写的文章，特意给陶铸打电话询问莫雄是不是以前粤军的莫雄，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他立即给老上司李克农打电话，说当年给他们送情报的莫雄还活着呢。
李克农很是欢喜，他让项与年到广州把莫雄请来北京参加国庆典礼，毛主席没有忘记莫雄，称赞他和项与年的功绩伟大，叶剑英也代表党中央设宴招待了两位功臣。
1978年10月，项与年因患肺炎医治无效病逝，两年后，莫雄在广州病逝，终年89岁。
项与年一生多从事的是地下工作，他是一个见多识广、胸襟宽阔的同志，生前他对自己的历史从不宣扬，就连自己的子女都很少谈及，甚至在项与年的追悼会上，他的儿子项南（时任农机部副部长）来参加父亲的追悼会时，很多人都不知道他们的关系。
项与年去世后，他当年的那些传奇经历才一点一点被报道出来，大家也才知道他当年冒着生命危险送出来的“四本字典”到底有多重要，但这些事他生前却从来没有说过，仿佛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一样，就是这样一位沉着镇定、不事张扬、不怕艰难的共产主义战士才更让我们感受到先烈们那博大的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