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余门三代三泰斗轶事

张永和《新剧本》杂志

关键词:余三胜,余紫云,余叔岩,京剧艺术,文武老生,清同治,清嘉庆,技艺超群,三鼎甲,黄冈市,

作者简介:张永和,《新剧本》杂志原副主编、一级编剧

京剧艺术家余三胜、余紫云和余叔岩祖孙三代,之所以获得余门三代三泰斗这样的美誉,是因为他们对京剧艺术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为京剧的传承和发展功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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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三胜,清嘉庆七年(1802年)生,殁于清同治五年(1866年),名开龙,湖北黄冈市罗田县人,工京剧文武老生,由于技艺超群,后赢得京剧“老三鼎甲”之一的美誉。另外两位一是京剧鼻祖程长庚,另一位是京派老生宗师张二奎。余三胜是这三人中成名最早、演出剧目最多的一位老生艺术家。他原是汉剧演员,最早在家乡、汉口等地演出,并成为头牌演员。后来他看到不久前进京的徽班在京师取得巨大的成功,不但受到皇城观众的热烈欢迎,而且不少徽班在京城都站住了脚,不再回到故乡去,于是有一批杰出的汉剧演员,于嘉庆、道光年间纷纷来京师献艺。最早是擅演文武老生和关羽戏的米应先(艺名米喜子),此人为著名徽班春台班的主演,享名京师数十年,对早期京剧的形成有很大贡献,并且根据多位专家的考证,他也是程长庚的师父,程大老板在唱、做上有那么高的水平,与米喜子的教导是有关的。继米氏之后,一批有本领的汉剧演员,如童应喜(铜骡子)、余三胜、王洪贵、李六等纷纷进京,这一批汉剧老生艺人,和头些年来京的徽班艺人不一样,他们没有成立汉剧剧团在京师演出,而是纷纷加入已经在北京赢得了观众喜爱的徽班演出。余三胜加入了春台班,其他来京的汉剧演员加入春台班的也比较多。笔者认为,当年米应先(喜子)久占春台,并且成为春台班的台柱子,必然是这个原因,由于春台班为汉剧演员预先做了铺垫,所以到京的汉剧演员,纷纷到春台班亮相。余三胜参加春台班时,米应先己经在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因病离京回原籍湖北崇阳县了。但是不久,余三胜便以他不同凡响的演技,成为春台班这个大徽班的首席老生和领班人。为什么他能获得这样一个显著的地位?因为他的演技太棒了,其他演员很难达到他的水平。他有一条高亢宽亮的好嗓子,但又很讲究音色的柔和婉媚,还有一种凄凉的韵味,故演唱高下疾徐、刚柔相济。而且又非常擅于表演,会塑造不同性格的人物,能够演出许多允文允武的剧目,能戏甚多,来京的汉剧演员均唱不过他,所以他声誉最隆。但这还不足为奇,他最大的能耐在于具有四个意识,即强烈的改革意识、创新意识、市场意识和适应意识。

余三胜家境虽不富裕,但读书不少,曾应秀才试未中落第。但由于他的天赋高,加之勤奋好学,因此知识渊博,善于创曲编词。他来京加入春台班之后,既唱二黄调,又唱西皮腔,同时注意改变二黄腔平板简约,特别是吼叫似雷的毛病。于是他对皮黄的唱腔进行了改革和创新,吸收昆曲、弋腔和山陕梆子诸曲中柔媚婉转的方面,化用到自己的皮黄唱腔中,观众听着新颖悦耳,跌宕起伏,诸戏剧书上也都记载他“善唱花腔”。

还有一些论著记载,说他创造了“反二黄”唱腔,我个人觉得这似乎有些夸大,这不是一个人所能完成的,但他一定在原“反二黄”唱腔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提升了“反二黄”的音乐性,特别是对于他经常上演的《李陵碑》《乌盆记》《牧羊圈》(又名《朱痕记》)等,在音乐、板式、节奏、唱法上,提升创新的力度更大。另外,他善于编词也是颇有精彩故事的。他在春台班任首席老生时,首席旦角胡喜禄在当时声名显赫,无人可比,有“二黄青衣鼻祖”之美誉。且不说胡喜禄嗓音甜美悦耳,更主要的是他和余三胜一样喜爱创新,擅制新曲,一出《玉堂春》新腔频出,每演观众爆棚。故此,胡喜禄难免滋生了一些角儿脾气,比如,班社里边的演员穿的行头(戏服)都是官中(集体)的,唯有胡喜禄穿的行头是私房(自己特制的)的,自然鲜艳靓丽。另外,胡也常常不守时,误场,班社里面的人都知道,当然作为经常和胡喜禄唱对戏的余三胜更知道,有一次还差点出现一个大事故。

春台班一次贴出拿手戏《四郎探母》,自然是头牌老生余三胜饰杨延辉,头牌青衣胡喜禄饰铁镜公主,茶园的座儿是满坑满谷。待《四郎探母》开演,杨四郎在观众热烈的掌声中上场,“引子”“定场诗”都顺利地过去了,接下来杨四郎起唱,先是要唱几句[西皮慢板]“杨延辉坐宫院自思自叹,想起了当年事好不惨然”,后面便是四个“我好比……”的排比句。只见这位杨四郎边唱边偷看后台,原来余三胜从上场时便知道胡老板又误场还没来扮戏。等唱了两个“我好比……”后,管事的在后面做了暗示:铁镜公主还没有到。换了任何其他的老生演员,收到这个消息都会吓得没了脉,只见余三胜一不惊、二不慌,四个“我好比”原词唱后,接着往下唱“我好比”的排比句……直到后台又给了暗示,胡老板已经到了,并且化好妆了后,余三胜才结束了[慢板],转为唱后面的[二六]转[摇板],唱完了,只听幕后一声“丫头,带路哇——”误场的胡喜禄踩着小锣声,在观众暴风雨般的掌声中上场。后有人做了统计,余三胜一共唱了七十四个“我好比”[慢板]。对这段似乎神话的传说,也有人提出异议,认为多唱三五个是可能的,多唱这么些是夸大其词,不可能的。笔者却认为是可能的。余三胜善于编词编曲,这是他一桩独特的本领。再说,与他搭档唱对戏的胡喜禄经常误场他是知道的吧?别的戏还好说,尤其是这出最叫座的《四郎探母》,一旦胡喜禄误场怎么办?不是把自己整个搁在台上了吗?自己的一世英名也可能因此就付于流水!聪明绝顶又料事如神的余三胜,早做了准备,先了解杨家将的全部故事,然后编好了词儿,创好了腔儿,未雨绸缪,做好了准备,后来果然料想成真,胡喜禄在关键时刻又误场了,有备无患的余三胜,不但化解了这一场大事故,而且台下的观众还认为今天来着了,余老板真卖力气,唱了这么多额外的“我好比……”,不明真相的观众还给予多次热烈的掌声。

还有一桩事儿,可以作为余三胜善于编词、富于创新的佐证。清咸丰年间,皮黄老生程长庚、张二奎、余三胜,都已享名久矣,赢得老生“三鼎甲”的美誉,各自在一个大徽班中领班。有一官宦人家举办堂会,发一奇想,约三位大老生,共演一出戏《让成都》。三位慑于权势,也只有应下。这是三庆班程大老板的拿手戏,他自然扮演原活儿刘璋,擅唱的张二奎扮演刘备,剩下就都是配角了。余三胜被分配扮演马超,原剧本中马超也只有几句念白,看戏的主都为余三胜抱不平,没想到演出那天,当刘璋质问马超为何贪生怕死,不来救援自己,反而投降刘备的背信弃义的行为时,余三胜为扮演的马超安排了一大段念白,先是谴责刘璋,为君偏听偏信,懦弱无能;而刘备待人宽厚,以忠义当先,特别是自己和三将军张飞在葭萌关大战之时,刘备亲自下关来赔礼,对自己特别尊敬,因而内心深受感动,方弃暗投明,不保昏君而保明主,难道我有什么不对吗?这大段念白,被余三胜念得抑扬顿挫、激昂慷慨,有轻有重、有情有义,而且伴有身段,边说边舞,节奏鲜明,令观众赏心悦目,多次给予赞佩的掌声。这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精彩合作,使人感到徽派、京派、汉派的三位老生掌门人,真是势均力敌,各有特点,为京剧老生流派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余三胜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也是他在创新意识的引领下,事先做好了功课,并非一蹴而就。余三胜除了有改革、创新意识外,还有市场、适应意识。余三胜还知道要有自己的基本观众群,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有自己的铁杆粉丝。他除了在北京搭春台班以外还经常去往天津,到那里的一个大票房“群雅轩”去票戏,放下大演员架子,和票友们打成一片。不但唱戏,还给票友们说戏,这里边后来就出了一个大艺术家,就是名丑刘赶三。他是“群雅轩”的票友,开始唱老生,学的是余三胜和张二奎,后来他到北京搭班,由于优秀的老生太多了,才改工丑行。人们都说,专业演员和票友是鱼与水的关系,余三胜在天津和北京都有众多的粉丝,所以他演出的上座率是相当高的,笔者认为这就是他具有市场意识。

余三胜还有很强的适应意识。例如他对汉剧念白的改造,以适应北京、天津和北方的皮黄观众。我国的地方戏,语言和唱腔是最重要的两大支柱。某种地方戏,就是在某种地方的语言基础上,结合当地的音乐发展起来的。汉调的念白基本上是以武汉的地方语言为基础的,即所谓的“湖广音”,今日湖北的汉调依然保持这种语言风格。但是到了京、津,到了北方,观众听这种语言就有点费劲了,所谓入乡随俗,余三胜就把汉剧的念白,在南方湖广音的基础上,再结合北方的中原音韵,特别是还吸收了北京的一些京音京韵,通过化用、融合,最后成为一种非常悦耳动听、音乐性极强的咬字切音。当然徽派的程长庚在皮黄的语音上也做了一定的改革的工作,对徽班的大量徽音做了适当的改造。经过这两位大家的努力,最后方有了如今以湖广音、中州韵、北京音韵三合一为特色的京剧唱腔和念白的规范语言。余三胜、程长庚等所做的大量工作,就是为了适应北方观众的审美需求,改革、创新、融合,这才使京剧成为全国人民都听得懂,都喜欢的国粹艺术。

培养京剧的接班人,也是余三胜传承赓续京剧艺术重要的一方面。余三胜收徒仅仅一个,却是以后的“伶界大王”谭鑫培。谭大王的父亲谭志道,湖北江夏人,和余三胜是老乡,是汉剧票友后转为演员。清咸丰年间,谭志道、谭鑫培父子因避战乱来到天津,以搭班唱戏糊口求生,这时谭志道很可能结识了余三胜,得到了他的照顾,得以在天津郊区跑“帘外”演戏生活很长时间,所以后来谭家人都说天津是第二故乡。谭志道在天津演唱多年,谭鑫培11岁时入京东金奎科班学戏,武生、老生、武丑都学,他学艺刻苦,也打下了坚实的幼功。学艺5年出科后,谭鑫培搭京津两地散班唱戏求生,又赶上嗓音“倒仓”,嗓子不给劲,他只好搭入京东一带的“粥班”,跑大棚演戏糊口,他各种行当的戏都唱,才得以生存。虽说吃了不少苦,但对于演员来说,既是挑战,又是极好的锻炼,谭鑫培练就了一身本领并具有丰富的舞台实践,为他日后成名奠定了基础。

清同治二年(1863年),谭家父子进京,参加了由余三胜为头牌老生,谭志道也为占(旦)行前牌演员的班社。后来梨园界有一种说法,谭鑫培在此时拜了余三胜为师。但也有相当的人不同意这种说法,因为查遍当时的史料,并没有这方面的任何记载。但笔者认为,拜师的事一定是有的,有两个根据:一是京剧史专家王芷章论述道:“盖谭鑫培虽号为出于程氏,而其幼年,凡长庚所长者,彼多不善,而三胜所长者,彼则无一不能,是亦足观其渊源所自矣!”二是我曾亲自听谭元寿大哥和我说过:“我听我祖父(谭小培)亲自讲过,我高祖(指谭鑫培)是给余三胜磕过头、拜过师,摆过酒席的!”元寿大哥讲的自然是有根有据,不会错的。后来的一些史书上也有这样记载:当在广和成搭班的谭志道有意让其子谭鑫培拜余三胜为师,托出人来捎信看看什么反应。没想到余三胜一口答应,并放出口风:“‘小叫天’要跟我学戏,没问题!可我不是教书匠,要学戏,叫他拿门生帖子过来,我才教他!”谭志道父子自然喜出望外,立即带着门生帖子,让谭鑫培登门拜师,给祖师爷烧香,并给余三胜磕了头,余三胜也先后教授谭鑫培《定军山》《当锏卖马》《李陵碑》等。

京剧戏班,传宗接代乃一大事,谭鑫培又收徒多人,特别是吸收老师的第三代传人余叔岩为弟子。一代新流派“余派”诞生,而谭鑫培之后五代传人同宗谭派老生,更成为梨园一桩大佳话。

下面讲余家第二代泰斗“花衫”先驱余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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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紫云(1855—1910),原名金梁,字艳芬,号砚芳,艺名紫云,祖籍湖北罗田。他幼年即随父来京,入“景和堂”从梅巧玲习花旦,并私淑胡喜禄的青衣戏。他的演唱刚中寓柔,说白委婉爽利,表演细腻玲珑。他学艺孜孜不倦,刻苦自励,所以学的东西很多,戏路极其宽广,能唱昆旦、青衣、花旦戏。唱工戏典雅端庄;花旦戏妩媚俏丽,尤精跷功;而昆旦戏唱念皆佳,亭亭玉立。他也极富创新意识,继承了其师梅巧玲打破青衣、花旦各不相融的界限,而有意识将二者相融相合,故为创造“花衫”的先驱。他曾搭四喜班,并在梅巧玲、时小福之后,一度成为四喜班掌班,擅演剧目很多,有《彩楼配》《赶三关》《梅龙镇》《打面缸》《祭江》《三击掌》《玉堂春》《虹霓关》《打金枝》《二进宫》《宇宙锋》等。青衣、花旦的名剧,他皆擅长,尤其是他的跷功,婀娜多姿,不摇不晃,堪称一绝。

余紫云有两出绝戏。一是昆剧《昭君出塞》,他扮王昭君,独树一帜,与众不同。由于他平日善弹琵琶,就把这一特长嵌入戏中。他扮演的王昭君,在行至黄沙大漠之地,怀抱琵琶,自弹自唱,唱尽思乡之曲,滴下伤情之泪,令观众莫不五内摧伤,洒下一掬同情之泪,是创新,但又与剧情非常贴切,历久弥新,故而被人称为余氏一绝。

另一出绝戏,就是他在《虹霓关》中扮演的丫鬟。这个角色本来在全剧中是一个不太重要的人物,被余紫云一演,便发挥他余家善于改革、创新、融化的特点,创造出了与以往不同的身段、表演和演唱,唱做俱佳,又堪称一绝,并使这个一般角色成了一个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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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紫云便装照

他的大胆改革和创新表现如下:改扮相,改年龄,改人物的行当。原来这一人物的身份不是丫鬟,而是东方夫人的乳娘,装扮则是穿一袭青衫,标准的中年妇女。但由余紫云开始改穿漂亮颜色的袄和裤子,袄子外面加配花坎肩,改奶娘为丫鬟,这一来扮相漂亮了,年龄也下来了。中年妇女改成小姑娘,行当势必也得跟着变,青衣变花旦,这就得讲究念白。余紫云念白极有功力,念京白,还略带南方音,颇能动人心弦。有几段好唱,又是[西皮二六],又是[西皮流水]。不但唱得音节铿锵有力,似水潺潺,而且有情,声情并茂;有韵,韵味纯浓。正如戏剧家王梦生所讲:“调佳、腔佳、韵佳,深入人心,悠远流长。”余紫云在此剧中还有好几手绝活,比如走路的“跷功”和“啣(街)杯转茶盘”的身段。当余紫云扮演的小丫鬟看到、听到东方夫人和杀死她丈夫的敌将王伯党眉目传情、谈婚论嫁的时候,心中非常愤怒,控制不住自己,竟用口叼起了茶杯,并用手指转动手托的茶盘,下面踩着跷,走着风吹浮萍式的小碎步。她走圆场,上身笔直不动,犹如一块板儿,下身脚步均匀,又轻又快,远远望去真如杨柳迎风,摇曳飘扬,脚底下的功夫,不知下了多少苦功。这几招拿手技巧,不但观众趋之若鹜,就连同行也都前来观摩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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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叔岩书法扇面

余紫云对京剧最大的贡献,在于继承了其师梅巧玲,打破青衣、花旦之界限,根据情节把青衣、花旦的表演,甚至刀马旦的优良身段,结合成为塑造鲜明人物的元素,为后世继续打开了风靡于世的“花衫”之门,后来他的弟子王瑶卿将“花衫”弘扬拓展,再传给梅兰芳及其他名旦,至梅兰芳“花衫”这一行当最终成熟,方使众多以花衫应工的新老剧目,辉煌呈现于京剧舞台上而久传不衰。

此外余紫云还有一手绝活,善于鉴赏文玩古物,这是受他师父梅巧玲的传授,多年鞍前马后,练就了一双鉴宝般的眼睛。他平日文质彬彬,谦和有礼,交友极有原则,不喜结交权贵,却与文人相投,颇有古风。这样的人也极易得罪权贵,后来果然得罪了御史,居然限制他演出。身有傲骨的余紫云,一怒之下退出四喜班。为了生活,他在琉璃厂开了一家古玩店,凭着他一双鉴宝的眼睛,收购了许多低价然却是文物的宝贝,不但他发了财,而且为坊间保留住了一批优秀的文物,他的这个爱好甚至影响了他的哲嗣余叔岩。

关于余紫云的卒年,过去一直按戏剧史家周明泰之《道咸以来梨园系年小录》所载,为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年四十五岁。根据最新材料推算及其亲属考证,余紫云卒于宣统二年(1910年),享年应为五十五岁。余紫云有四子,其三子为余叔岩,余派老生创始人、“前四大须生”之首,为余家第三代泰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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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叔岩(1890—1943),幼承家学,演唱文武老生,9岁就到天津下天仙茶园演唱,虽然是童伶,却技艺超群,以“小小余三胜”享名。但他不懂得科学保护嗓子,日以继夜地唱戏,最后把嗓子给唱坏了,唱倒了,甚至到了声音嘶哑的地步,只得回京在家休息。好在父亲余紫云开过古玩店,家道殷实,不愁衣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余叔岩以观摩他最钦佩的谭鑫培演谭派戏为主,几乎是每有谭老板戏必看,一场不落的程度。另外得暇时他也到一些大票房去票老生戏,以增加舞台实践的经验,但他最大的心愿是有一天能够拜在谭大王的门下为徒。经过种种努力,终于苦心不负有心人,余叔岩在1915年得入谭鑫培门墙深造,虽然师父演出频繁,又年近七旬,只给弟子说了一出文武带打的过去他经常演出的老戏《太平桥》,一出《失街亭》的王平,拜师两年后,谭大王就撒手人寰了。别看时间短,但拜师后再看老师的戏,就是光明正大的了,不用躲躲藏藏,但是余叔岩深入了解了老师演戏和塑造人物的方法,这是千金不易的,同时又经常陪着老师聊天,那就能更上一层楼。余叔岩自己就曾经说:“我拜师后,得到不少好东西,谭老师的脾气是有些高傲,那是无可讳言的,但他也因人而设,起初有点试探我是否真心学艺,后来知道我的确爱他的玩艺儿,才把许多道理教给我。有一次我当着许多客人,问他:‘《天雷报》末场张元秀什么时候扔掉竹棍子?我在台下没看清楚,您给我再说一说。’老师对我笑了笑,接着就和别人谈话,始终没有答复我,在座的都觉得老师是故意让我下不了台,我却耐心等着,两个钟头后客人都去了,他见我还没有走,就说你刚才不是问扔棍子的身段吗?《天雷报》里要紧的东西多着呢,好吧,过两天我在台上唱一出给你看。几天后,老师果然贴出《天雷报》,看戏后的第二天我到谭家去,老师问我:‘看清楚了没有?张元秀手里的棍子不是故意扔出去的,因为他下亭子时,看到老旦死在亭子下,大吃一惊,不由自主地撒手,棍子就掉在地下了,这和《打侄上坟》陈伯愚看见陈大官那种狼狈落魄的样子,一生气手里的书掉在地下是一样的道理,不过张老头是打草鞋的手艺人,和有钱的陈员外是不同的,必须有点武功底子,尽管张元秀已年迈,但是腰腿时时要露出倔强不服老的身体才合适。’我紧跟着追问老师,说扔棍子是看清楚了,但张元秀临死时应该摘了帽子还是戴着帽子?谭老师对我笑了笑说:‘你如果真打算死,戴着帽子也死得了,如不打算死摘了帽子也是装死。’余叔岩认为这些闲谈中包含了许多哲理,老师对我的教导都是因势利导,不是一招一式跟教小学生似的那样说戏的。”

谭老师为了增加余叔岩的舞台实践,还主动和他一起唱过几次戏。老师演《失·空·斩》的孔明,就让余叔岩扮演话白和身段很多的王平;谭鑫培演《四郎探母》,就安排徒弟演六郎。余叔岩说,和师父一起演戏,收获极大,所以虽然是短短两年,但对于余叔岩的演艺生涯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提高机会。所以余叔岩一生对于老师十分崇拜,十分尊敬,家里面始终挂着老师的大照片。

1918年,余叔岩嗓音恢复,正式登台演出,与梅兰芳、杨小楼等多次在一起合作演戏。老师拿手的文武谭派戏,他几乎都演出了,而且水平极高,所以后来成为“前四大须生”,即“余(叔岩)、言(菊朋)、高(庆奎)、马(连良)”之首。1928年后,由于身体多病,他除义务戏、堂会戏外不再演营业戏。1931年,他与梅兰芳、齐如山成立北平国剧协会,便转入了对京剧更深层学术的研究。如他与名票张伯驹共同对京剧字韵深入钻研,合作出版了《近代剧韵》。另外,虽然他很少登台演出,但在他身体恢复较好时候,陆续录了精致的18张半京剧剧目唱片,无论是唱腔、节奏、咬字切音都是京剧老生的范例,为京剧老生的传承和提高留下了极为宝贵的财富。余叔岩收徒不多,亲授弟子仅七人,即“三小四少”:孟小冬、杨宝忠、谭富英、李少春、王少楼、吴彦衡、陈少霖。杨宝森虽然未曾得入余氏门墙,但他苦心孤诣钻研余派,并根据自己嗓音条件,另辟蹊径,对余派有所发展。今日舞台上,宗杨的老生比比皆是,追其源流,皆来自于对余派的守正创新。

(期刊)中国京剧2023(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