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春，广东英德市的街头突然变得十分热闹，一个被五花
大绑的男人在一群人的簇拥下，向着当地警察局的方向走去。
走着走着，这支队伍逐渐壮大，原本在一旁围观的群众也随着人流加入到这支批斗的队伍当中，而这个被五花大绑的男人，正是曾经国民党反动派的高官。
面对众人的簇拥和批斗，这个男人面无表情，一句话也不说，经华南局相关领导批准，这场群众批斗结束后，他就要被押往警察局公开枪决，但是，这个男人脸上竟未流露出一丝惊恐的表情，有的只是深沉的平静。
可就在枪决将要执行之际，警察局突然收到了来自广东省委领导陶铸的一则命令，他下令放了这个人，给出的理由是：此人是革命功臣。
这则命令的背后，其实与一位大人物有关，这个大人物便是国家主席毛泽东。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毛主席专门见了即将离开北京南下广东的叶剑英一面，在这次见面中，毛主席特意提到了这个人，并嘱咐叶剑英，无论这个人以前犯过什么罪，都要想办法把他找到，给他安排工作。
这个人究竟是谁？为何曾经的国民党反动派高官摇身一变，成了如今广东省委领导口中的“革命功臣”？毛主席又为何在百忙之中专门提及此人，嘱托叶剑英给予他特意的关照呢？他究竟做了什么，可以让毛主席可以既往不
咎，对这样一位敌军少将予以重用？
这个人叫莫雄，1891年出生于广东英德的一个贫苦家庭。母亲在他6岁那年就去世了，之后，父亲靠着自己的泥水和编织的手艺支撑起这个穷困的家庭。家里虽然穷，但父亲早早就认识到了识字的重要性。
在莫雄9岁那年，父亲把他送到私塾读书，但是最终，父亲没能供养他一直念下去。12岁的时候，莫雄离开私塾，给人放牛割草，自己谋生。
13岁时，莫雄离开家乡去了广州，最终在石室神学院找到了一份伙夫的工作。在神学院工作期间，莫雄在同学的帮助下，读了很多书，自学了很多知识，并且接触到一些前来宣传反清思想的革命党人，莫雄受到了相当大的触动，也正是在这个时候，革命思想在他的心里悄悄生根发芽。
1905年，年仅16岁的莫雄在广州加入了同盟会，1909年打入广东新军，为响应革命党的武装起义做准备。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
莫雄在粤军部队当中屡建奇功，并先后在广东北伐军中担任排长、连长。
1922年，讨伐军阀吴佩孚之时，蒋介石带领的部队负责留守大本营。一次，桂林附近山区突然出现上万名“土匪”，还没等蒋介石反应过来，大本营就已经被“土匪”团团围住，被困的蒋介石命在旦夕，急忙给粤军第四独立旅发电报请求援助，当时任该旅中校营长的莫雄接到求援的电报后，随即带了两个营，冒着生命危险把蒋介石救了出来。
于蒋介石而言，莫雄对他有救命之恩，两人也就此结下非凡的交情，与此同时，这也成为了后来莫雄多次为中共和红军屡建奇功的基础和难得条件。
1922年6月，早有叛变之心的陈炯明悍然发动兵变。
时任中校营长，兼梧州卫戍司令的莫雄，帮助当时驻驻扎在桂东的滇、桂共9个旅以及在自己控制下的2个粤军团，组成了“西路讨贼军”。
在莫雄的指挥下，这支由4万多人组成的大部队从西江南下，声势浩大，一举将陈炯明的叛军从广州城内赶了出去，为孙中山第三次在广州建立革命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
1925年，孙中山逝世，国民党内一时间陷入了群龙无首的境地，此时的蒋介石已经有了反叛革命的野心，很快，就对当时率部驻守石龙的粤军师长莫雄手中的军权动了心思。
莫雄在粤军当中的威望很高，而且当时蒋介石虽生反叛之心，但并未公开挑明，因此这样公然夺取莫雄的兵权定然不妥。于是，狡猾的蒋介石心生一计，不动用一兵一卒，就能让莫雄主动缴械。
蒋介石是怎么做的呢？不得不说，蒋介石在动小心思这方面的确有着“过人之处”。他与粤军总司令许崇智密谋，让他命令莫雄的部队就地缴械，如若违抗，就是背叛革命。
此时的莫雄心里自然清楚，这是“上面”的斗争，此时若不主动缴械，交出军权，就会被安上一个“背叛革命”的罪名。莫雄心中十分郁闷，却也无可奈何，无奈之下，他去了澳门散心。
一直到1927年，蒋介石公然背叛革命，这个时候莫雄才看清了蒋介石的真正面目，才明白原来蒋介石才是一直以来对革命事业心存歹念的人，之前的一切，都是蒋介石使出来的手段罢了。
1930年3月，盛怒之下的莫雄联系张发奎一起发动了“反蒋活动”，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张发奎下野，莫雄也赋闲在家。
1930年，蒋介石已经掌握了大局，为了收买人心，蒋介石又找到了莫雄，在国民党元老宋子文的介绍下，蒋介石给了莫雄一个“财政部视察”的职务。
我们不难想到，当年莫雄与张发奎一起挑起“反蒋活动”，蒋介石自然不会给他一个正儿八经的职务，所谓的“视察”，其实就是个名存实亡的虚职，蒋介石看似不计前嫌重新“重用”莫雄，无非就是想了个办法将莫雄放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以便于实时监视。
革命理想就此搁浅，自己却也无力反抗，于莫雄而言，这段日子可以说是生不如死，直至在上海遇见中共党员刘哑佛，莫雄的革命理想才算是重新有了希望，自己的人生也自此发生了转变。
刘哑佛曾是莫雄的旧部，1925年莫雄任粤军十一师师长时，刘哑佛任师政治部主任。两人久别重逢后，相谈甚欢，莫雄从与刘哑佛的交谈中得知，这个自己曾经的旧部如今已经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与自己的郁郁不得志相比，刘哑佛和其他中共党员一起却在为了革命事业而努力奋斗，于是，在刘哑佛的介绍下，莫雄逐渐认识了中共党员项与年、严希纯、卢志英等人，并且和中共领导人周恩来、李克农以及中共中央特科建立了联系。
后来，莫雄还提出了入党申请，经过党组织的考虑和考察后，莫雄最终未能被我党接收，但是党中央明确表示希望莫雄可以留在党外做对党有利的事情，继续创造自己的价值。
于是，莫雄便将党组织上给予自己的答复当作自己对党的承诺，成为了我党的一名地下情报工作者，多次暗中为地下党提供巨大的帮助。
1933年，莫雄带着两份委任状和组织表前往上海找到中央特科的严希纯、项与年、刘哑佛，在三人的秘密商谈过后，一项伟大的计划就此诞生，这一计划的实施可以说是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历史后来的走向，这项伟大的计划究竟是什么呢？这得先从莫雄手中的那两份委任状和组织表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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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雄手中的这两份委任状和组织表正是蒋介石给他的。
1933年10月，莫雄在南昌遇见了蒋介石的行营秘书长杨永泰，杨永泰与莫雄早在1923年就认识了，深知莫雄的军事才能，于是变向蒋介石推荐了莫雄，说如果让他出山对付红军肯定有效。而当时的蒋介石正在为几次“围剿”苏区均以失败告终而郁闷，他知道莫雄的军事才能有多强，而且莫雄又救过他的命，于是，蒋介石就任命莫雄为江西德安区专员兼保安“剿共”司令，放权给他，让他自己组班子，并且给莫雄颁发了两个委任状、两份组织表以及三千块大洋。
获得蒋介石的任命后，莫雄就立即赶往上海找到了中央特科的严希纯、项与年、刘哑佛，向他们说道：“我准备和蒋介石斗法，用他自己的拳头打他自己的嘴巴。如果你们愿意相信我，就派一些共产党员跟着我一起干吧！蒋介石要我剿共，我却要剿蒋！”
很快，项与年作为莫雄的“部下”进入了赣北第四行政专署，通过杨永泰，莫雄还将几名中共党员安插进了蒋介石的南昌行营。与此同时，在莫雄的介绍下，我党多名同志成功打进国民党特务高级训练班。1934年3月末，一个以中国地下党为骨干的“剿共司令部”和专署成立了，莫雄莫雄出任赣北第四行政专署专员兼保安司令，但是在司令部以及专署内，一切事务主要由刘哑佛、项与年、卢志英等人负责。
1934年9月，蒋介石在庐山秘密召开军事会议，会上制订了以“围剿”苏区红军为目标的“铁通计划”，企图用150万大军、270架飞机，200门大炮和30多道铁丝网，在一个月内将中央苏区的红军一网打尽。由于庐山正处于德安地区，是莫雄的驻地，而且又和蒋介石有特殊关系，因此，莫雄也被破格特邀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议上，莫雄得知了关于这次“围剿”计划的几乎所有信息，包括国民党军队的具体部署、进攻路线、日程安排等。回到驻地以后，莫雄赶忙与项与年等人就此事进行商议，
情况十万火急，项与年等人决定马上行动，连夜用一种特殊的药水，把“铁通计划”的主要内容，抄写在四本学生字典上，然后把整套计划送到南昌秘密联络站，并且以电报的形式，将这一计划的核心部分传给瑞金方面，项与年还提出，必须马上将整套计划秘密送往中央苏区，并且自告奋勇地承担起这一重任。
几天后，一个胡子胡子拉碴、骨瘦如柴的“乞丐”出现在白区德安的大街上，这个乞丐便是项与年。到达兴国后，面对敌人的严密封锁和搜查，项与年抓起一块石头一连敲下自己的四颗门牙。第二天，一个双腮严重肿胀、面目狰狞、头发杂乱的“老叫花子”，拎着自己满是污垢的袋子成功地通过了岗哨，没有人会知道，这个装馊臭食物的袋子里，藏着四本密写字典；也没有人会想到，眼前这个蓬头垢面、面目狰狞的叫花子竟是中共地下党员项与年。
1934年10月7日，在躲过敌人的重重哨卡后，项与年终于到达了江西瑞金。
周恩来、李克农等人在拿到绝密情报以后，立刻详细研究，马上制定了提前实行战略转移的计划，并于10月底的时候，成功跳出蒋介石的“铁桶”，在敌人实行计划前离开了包围圈。
在红军踏上长征的征途以后，蒋介石也一直没有察觉是莫雄泄露了计划，继续安排莫雄到贵州毕节“剿共”，对正在长征途中的红军进行围追堵截。莫雄也借着这次“剿共”的机会，再次帮了红军一把。
他先是提前把驻守在当地的国民党军队稳定住，让他们没有机会去“剿共”，后来又以“围堵红军”为由，将保安部队调离毕节，为即将到来的红军部队提供了更充足的休整时间和机会。
后来，这件事还是被蒋介石发现了，撤了莫雄的职务，并把他关进了南京军事处监狱。蒋介石认为莫雄有“通共嫌疑”，但是一直没能找到具体的证据来证实，加上后来张发奎等人出面求情，莫雄最终还是被释放了。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期间，莫雄虽然没有入党，但是却一直没有停下暗中为我党传递情报的工作。虽然不是一名中共党员，但却一直在尽心竭力地投身于我党的革命事业。1938年在南雄县当县长期间，有几百名中共党员、进步人士和24名中共重要干部被关押在南雄监狱，莫雄将他们悉数释放。
至此，我们便能够理解毛主席的那份“牵肠挂肚”。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并没有忘记莫雄的丰伟功绩，百忙之中仍能记起这位中国革命事业的功臣，嘱托叶剑英无论如何都要找到他，并为他安排一份工作；而莫雄更是在任职广东省北江治安委员会主任时，隐姓埋名，低调行事，即便是在土改期间被群众拉上街头进行批斗时，也面不改色，未多说一句话。莫雄就是这样的人，不求身前功与名，为了中国革命事业能够成功，心甘情愿奉献自己的一生，这样的人，我们称之为“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