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 年 12 月，在“西安事变”25 周年纪念的招待会上，周总理一番深情致辞，让在场所有人都特别激动，都热泪盈眶。被深深触动的杨虎城将
军的长子杨拯民，听完周总理讲话后，没忍住讲出了藏在自己心里好多年的话：
这么多年来，我都不晓得掉了多少眼泪，有一件事我一直就不甘心……
【杨拯民心中的不甘事】
1936 年 12 月 26 号，有张学良亲自陪着，蒋介石到了南京。瞧见蒋介石被人扶着从飞机上下来，陈布雷立马哽咽了，一个字也讲不出来。谁承想蒋介石却跟陈布雷讲：
这次还好你没去。
月初那会，陈布雷陪着蒋介石在洛阳巡视呢，戴笠从南京火急火燎地赶来，跟蒋介石汇报了个要紧的情报：八个月前，张学良就跟共产党偷偷接触上了，还正式签了《抗日救国协定》，而且张学良给红军提供了好多物资，帮红军解决过冬的事儿。
这边戴笠刚汇报完，那边侍从室就把张学良刚发来的电报递上来了，电报说的是张学良讲自己进剿红军没弄好，还说军队内部情况复杂，请求
蒋介石亲自到西安当面训诫勉励，好让军心稳定。
蒋介石寻思了好久，决定亲自去一趟西安，当面把张学良训一顿，说不定能挽回局面。因为陈布雷在洛阳不适应那儿的环境，得了肠炎，又劳累得太厉害，身体特别不好，所以就回南京治病养身体去了。
“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蒋介石顺利离开了西安。回到南京，蒋介石马上叫陈布雷写一篇针对张、杨两位将军的训词，并且特意交代：张学良年纪小不懂事，以下犯上胡来，而杨虎城才是真正的祸首。是他利用张学良的单纯、经验少，让张学良出头。
陈布雷没亲身经历“西安事变”，一开始他坚决觉得张、杨二人的兵谏行为是“犯上”。可随着知道的内情增多，陈布雷慢慢发觉张学良根本没有作乱的想法，特别是张学良还亲自送蒋介石回了南京。
政治这玩意儿，陈布雷永远都弄不明白。
依着蒋介石的嘱咐，陈布雷很快就写出了一篇《对张、杨之训词》，通篇都在说蒋介石的人格能感化张、杨，使劲给蒋介石找回点面子。
张学良没多久就被蒋介石弄上了军事法庭，以“劫统帅罪”被判了 10 年刑期。放松了的蒋介石打算去上海治治背伤，还叫上陈布雷一块去，因为有些东西得写。
那段时间陈布雷老是跟着蒋介石，在上海治完病后，蒋介石回到奉化躺着养病，在床上，蒋介石叫陈布雷写一篇《西安半月记》，好让世人晓得事变的过程，让世人明白张、杨的“狼子野心”，也让大家知道是蒋介石的深明大义，才让他们悔改的。
为了能让陈布雷写得详细些，躺在床上的蒋介石，亲自把自己在西安“蒙难”的情况讲了出来，还把自己被囚禁时写的日记，拿给陈布雷“学习”。
陈布雷心里当然清楚蒋介石的意思，他给蒋介石写过好多不同类型的文章，可就是没写过日记，所以就推脱说自己没去过西安，对事变的经过不了解，怕是写不好。没成想蒋介石还挺“大方”地讲：
“这没啥关系，你按我之前说的写就行。”
蒋介石说得这么坚决，陈布雷也没法再推脱了，只能咬着牙把这个任务接了下来。
春节前夕，蒋介石又回上海了，一是治病，二是过年。陈布雷找个由头留在杭州，好给蒋介石编写《西安半月记》。找了好几回，陈布雷在一家安静的旅馆住下了。
大年三十那一天，陈布雷没顾上回家跟家人相聚，让人在旅馆房间里加了一张写字台，为写作做点准备。当天下午，陈布雷就着手起草《西安半月记》。
因为没啥参考资料，陈布雷只得边编造边找资料，他特后悔在溪口那会，没跟蒋介石多打听点材料。
整整六个小时，陈布雷费劲心思也才编写出三页纸。
大年初一这天，陈布雷一直把自己关在屋里，编写蒋介石的《西安半月记》。从早上起床就开始弄，一直忙活到晚上九点，总算把一万两千多
字的初稿给弄好了。
第二天，陈布雷拿着稿子去了上海，呈给蒋介石。当天下午，蒋介石给出了修改想法，叫陈布雷拿回去接着改。来来回回修改了几次之后，《西安半月记》总算定稿了。
在蒋介石和宋美龄点头同意后，《西安半月记》被送去正中书局出版发行。陈布雷这才算是放下心来，这件让人尴尬的事总算是过去了。
陈布雷打死都想不到，他弄出来的这篇《西安半月记》出版后，中外各地的报刊都争着转载。过了好些年，好多人还依据这篇造假的文章，把“西安事变”的真相给弄颠倒了。
这就是杨拯民这么多年一直心里不痛快的缘由。
1961 年 12 月，在北京参加会议的杨拯民接到个通知，要他去参加周总理举行的招待会，是为了纪念“西安事变”25 周年。就在当天晚上，跟“西安事变”有关的二十来位知名人士都被邀请来了，这里头还有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和张学铭。
周总理致辞完以后，张学思说到了台湾发表的《张学良西安事变回忆录》，激动得没法控制自己，哭得都说不出话来了。这所谓的“回忆录”，跟《西安半月记》一个样，都是国民党篡改出来的，就是想抹黑张、杨两位将军
的功绩。
周总理看到这情形，忍不住掉了眼泪：“我这眼泪是代表党流的，不是我个人的。二十五年啦，杨先生一家牺牲了四口，张先生还被关在台湾没自由，想到他们能不让人掉泪嘛！”
周总理的几句话，把在场的人从沉重的氛围里带了出来。二十五年都过去了，党和国家一直记着张、杨这两位将军，也没忘了他们的历史功劳。
趁着这热热闹闹的氛围，杨拯民也跟周总理讲，得把西安事变的实际材料整理好，批驳蒋介石他们伪造的《西安半月记》，好让大家晓得“西安事变”的真实情况。
“现在要是不抓，再过些年有些人不在了，就不好办啦，希望总理能考虑考虑。”
“你这意见不错，最好让三方面的相关人士组成一个小组，把这事儿给弄出来。”周总理当场表示同意，还指示统战部负责组织这件事。
实际上，这并非周总理头一回支持杨拯民驳斥国民党。
1946 年，到了“西安事变”十周年的时候，延安举行纪念大会，把国民党蒋介石的坏心思给揭露出来，还通知杨拯民参加，让他发言。
开会之前，杨拯民碰到了周总理，周总理跟他讲起国民党反动派的凶残至极，气得不行，说自己因为身份不方便说得太狠，让杨拯民狠狠骂一顿。
当时杨拯民早就准备了一份讲话稿，马上拿出来让周总理审看。周总理看了看，拿钢笔改了几个地方，把一些语气加重了。
大会一开始，周总理就登台演讲，他语气愤慨，狠狠指责了国民党跟蒋介石，强烈主张国民党放出张学良和杨虎城这两位将军。演讲完了，会场里响起热烈的掌声和口号声，周总理把大家的情绪都给带动起来了。
休息了一会儿，杨拯民登上台把国民党蒋介石狠狠骂了一通，把这十年来心里的不痛快都发泄了出来。会议结束后，周总理又找杨拯民，让他先歇会儿，晚上再去电台骂骂，还让西北局的宣传部长帮着再修改修改稿子。
1949 年新政协会议举行之前，杨拯民跟着代表团到了北平，
周总理设宴款待国民党起义的人，专门点名让杨拯民参加陪着。宴会开始，杨拯民给周总理敬酒，周总理开心地拽着他，向同桌的客人进行介绍。
宴会结束了，周总理还在客厅跟客人们聊天，杨拯民趁机打听自己父亲的状况。周总理马上大声向起义的国民党人问道：“你们哪个晓得虎城先生近来的消息，快跟他讲。”
政协会议快结束的时候，杨拯民临时接到得在大会发言的通知。杨拯民说自己不想发言，来人跟他讲，这是周总理安排的，张学思同志也得发言。杨拯民马上就懂了周总理的意思，周总理是想让大家晓得，“西安事变”的发动者，张、杨两家有后人接班。
同年年底，杨拯民回到西安，没多久就传来重庆解放以及杨虎
城被害的消息。伤心至极的杨拯民向周总理请示，周总理让他马上赶赴重庆，还跟他嘱咐道：
“这可不是你个人的私事，是党安排给你的任务。得借着办理你父亲丧事这事，把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暴给揭露出来。”
在周总理的关心之下，重庆那边给杨虎城将军办了追悼会，接着从重庆顺着江往下，到西安一路上的各地又搞了好些次公祭。
【如父执，如严师，如良友】
在“西安事变”过后的好些年里，周总理始终关怀着杨拯民，杨拯民一直把周总理当作父辈、严师和良友，他的一举一动，都深受周总理的感染。即便周总理已经逝世好多年了，杨拯民仍然记得初次见到周总理的那个场面。
1937 年 4 月，周总理带着代表团去西安，打算南下跟蒋介石展开第二次会谈，半道上倒霉碰上土匪偷袭，脱险后只好又回了西安。第二天，
顾祝同派飞机把周总理接到了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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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张学良让蒋介石给扣押、审判了，杨虎城还被逼着“辞职”。周总理一到西安，马上就去看望杨虎城。
正巧杨拯民刚从上海回到西安，听家里人讲“周胡子”来了，马上跑到客厅，趴在门缝那儿瞅。之前他虽说没见过周总理，可听过好多有关他的传奇事儿，特别钦佩他。
等杨虎城跟周总理谈完话，走出客厅时，杨拯民一下子忘了走，就站在了门口。当时周总理已经把胡子剃掉了，那英姿飒爽的政治家风范让杨拯民满心敬佩。
周总理瞅见了陌生的杨拯民，就朝杨虎城投去了疑惑的眼神。杨虎城明白后马上介绍，周总理听完连忙快步走上前，亲切地拉住杨拯民的手，问问他的状况，接着微笑着挥挥手走了。
就短短两三分钟的碰面，杨拯民一辈子都忘不了。杨拯民从小就跟国民党的那些高官显贵打交道，可他们没一个像周总理那样亲切好接近，让人敬重。周总理走了以后，杨拯民在心里暗暗琢磨：
“这就是真正了不起的人物，我得跟着这种人，去延安，投靠共产党，闹革命！”
1940 年周总理从苏联治病回来，给延安弄来了一台小小的电影放映机，还有几部电影。那时候想看电影的人老多了，可放映机就一台，会放电影的也就周总理一人。所以每天晚上，周总理都累得不行，在延安各地跑来跑去给大家放电影。
不管路远路近，时间或早或晚，周总理每天都会给大家放两三部电影。有时性急的人早早把幕布支好，把放映机架好，耐心等着周总理，不管多晚都没人离开。
他们心里清楚，周总理答应下来的事儿，绝对不会叫大家失望的。
1944 年秋，杨拯民工作时路过延安，顺便去瞧了瞧周总理。一走进周总理的窑洞，杨拯民就感觉像在自家一样，被周总理夫妇拽着问这问那，还给他工作出主意、想办法。
在交谈的时候，杨拯民不经意间瞅见周总理办公桌上摆着的“政治课程表”，这都是周总理给杨家岭的事务工作人员做的安排，一边教育领导干部，一边也没落下对这些服务人员的培养。
新中国成立以后，杨拯民从部队转行了，去基层搞石油方面的工作。头一回去北京开会的时候，周总理专门约他在西花厅碰面。那时都夜里两点了，中南海外面特别安静，但是西花厅里亮着灯的样子，一下就让杨拯民心里暖呼呼的。
为了新中国能建设好，让人民过上幸福日子，周总理没日没夜地工作着。
走进办公室，周总理正忙着处理文件呢，看到杨拯民进来，周总理让他先坐下。没一会儿周总理就放下笔，跟杨拯民亲切地握握手，问问他最近咋样。杨拯民讲自己已经转业去搞石油啦，周总理点点头表示知道，随后又问：
“有人讲给你的工作安排不太对，有这回事不？”
我乐意搞石油工业，不想当官，我打算去第一线，那地方虽说艰苦，可我年轻啊，要在西北戈壁滩搞工业，给国家实实在在做点事。
听完杨拯民的回答，周总理特别高兴，跟他讲艰苦环境能锻炼人，想把事做成，就得吃大苦、耐大劳，然后还嘱咐他，要是有困难随时来找自己。
两人又聊了些别的问题后，杨拯民一瞅，都夜里三点多了，赶忙起身道别，想让周总理早点歇着。周总理笑着说道：“不早呢。”
1956 年 9 月，杨拯民又去北京开会，在一次晚会上碰到了周总理。周总理一看见他，就跟他聊起来，重点打听西北石油的状况，一个问题连一个问题，最后把杨拯民都问蒙了。
这几年学到的石油方面的知识，就被周总理几句话给问完了。杨拯民忍不住感叹，周总理在我国的石油工业上，那可是不知花费了多少心思啊。
1966 年，杨拯民调到了天津工作，那年春节，正好周总理来了天津，杨拯民马上就去看望。想到这一年是“西安事变”的 30 周年，杨拯民就问还办不办纪念活动。
“这得看形势咋发展来定。”周总理若有所思地讲。
那天吃完饭，杨拯民陪着周总理打了会儿乒乓球，周总理那天特别高兴，兴致很高地讲自己身体棒得很，冬天连棉衣和大衣都不用穿。杨拯民劝周总理还是得注意身体，周总理笑着说道：
人啊，别害怕死。我觉得，死要是能在打仗时跟敌人拼，一颗子弹就送命，那挺好。要是没打仗，那就死命工作。啥时候精力耗尽了，生命也就到头了。
周总理去世好些年以后，杨拯民在回忆的文章里写了这么一段话：
敬爱的恩来同志于我而言，这几十年来，既是领导，也是保护者。他是我的长辈，可从来没以长辈自居，一直平等对待我，特别和蔼。他是我的好朋友，他的关怀让我心里暖和，他的批评让我心里畅快，他的教导激励我向前。他是我的严师，表扬时提醒我别骄傲浮躁，批评时提醒我别灰心丧气，教我做人要清白，做事要老实。他的高尚品德让我喜欢，他的言行是我的榜样，让我跟着学，他坚毅的性格给我勇气和力量，让我坚信前途必定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