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 辉
早在先秦时期，当江南古代居民纷纷依托自然河荡水域发展的时候，无锡人就已经走出藩篱，开始勾通水系，充分利用水资源开发伯渎河、吴古故水道、闾江等运河，借运河解除水患、灌溉农田、沟通各地、吸纳先进文化技术，成为吴文化发源地，为吴国大业的成就提供了有力支撑。隋唐大运河开通后，中原地区的先进技术文化随运河源源不断地流入江南，经安史之乱、靖康之乱，经济文化重心进一步南移，无锡逐渐成为衣冠文物之地。
无锡运河新貌
明清时期，江南进士约占全国近六分之一。无锡两朝各出了200多名进士，分居江南各县第三、第六，民间文风之盛可见一斑。明代无锡“一榜九进士”“六科三解元”、明清无锡邹氏“一里路上十进士”、现代无锡顾氏“一门五博士”，都被传为佳话。无锡秦邦宪故居有一副清代木对联，刻的是清代书法大师王文治行书：“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这副对联是无锡最早发迹的民族工商业家族之一江尖邹氏的家训，邹家早在清代就经营多种行业，一直是无锡巨富，然而这个家族最重视的好事并非经商兴业，而是读书。崇文重教、诗礼继世，既是无锡运河的底蕴所在，也是运河文化精神塑造形成的先决条件。
秦邦宪故居楹联
无锡工商文明源远流长，从“十九年中三致千金”的范蠡，到元代富甲一郡的江、虞、强、邵“四巨室”，到“饶于资而具大经济”的安国、邹望、华麟祥“江南三豪富”，再到“中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荣氏家族，无锡商贾们在大运河沟通南北、经济一方功能的支撑下，经商有法、致富有道，形成了规模庞大、代代传承的锡商群体，锡商源源不断的成功创业案例，也为地方上提供了一种实践范式，催生了重商尚贾的社会思潮。
荣氏家族
久而久之，“崇文”与“重商”这两大看似格格不入的观念，经畅达开放、包容进取的运河文化调和鼎鼐，在无锡和合共融。这片富饶文明之乡的人们不仅不热衷于“义利之辨”，也不拘泥于“重本抑末”，而是阐发出务实包容、经世致用、知行合一的思想源流，成为无锡运河文化精神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一思想遵循传统却又不圄于传统，既关注精神境界和价值追求的“道”，也强调制度建设、方针政策等具体治理之“术”。特别是明代以来，在新旧思想的碰撞和观念的转变中，无锡人显示出一种在其他中小城市不多见的群体开放性和灵活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天下情怀和入世担当的精神，与“计然之术”“积著之理”“赢缩之度”等重实用、重实践的经济理念，在无锡并行不悖、互为促进。
明末，以顾宪成、高攀龙为代表的东林学派重视“商经济世”“躬行立教”，主张“恤穷人、体富民”“曲体商人之意”，这种惠商恤民、为地方工商士民代言的主张，与中国传统的重农轻商观念和明中叶盛行的心学思想有着明显差异。顾宪成之弟顾允成就曾严厉批评空谈不实者：“今之学者，凭是天崩地陷，他也不管，只管讲学快活过日。”清末，无锡科学家徐寿、徐建寅父子及华衡芳、华世芳兄弟坚持“究察物理，推考格致”的科研理念，无锡外交家薛福成提出“工商为先”“创制公司”“殖财养民，导民生财”等一系列强国富民主张，都体现出无锡知识分子脱离窠臼，积极提倡经世致用的务实思想。许多才情横溢的官宦子弟还将理论上升为实践，主动投身实业，如薛福成之子薛南溟弃官回乡开办丝厂，杨藕芳在台湾为官积累了发展实业的经验后，去职开办无锡第一家近代工厂业勤纱厂。
业勤纱厂
经过广大知识分子的身体力行、宣传示范，注重实学的理念逐步深入人心。明清时期，无锡出现了许多关于各种经济活动知识的实用性读物，刻印发行的《陶朱公致富奇书》《万宝全书》等商用书，《沈氏农书》《耕心农话》等农书，以及《杵臼经》《布经》等工艺书都广受欢迎，其中的实用知识，对于想要扩大生产、追求更高经济效益的农民和工匠必不可少。
为提升百姓的读写算能力，培养更多能够自主进行商业化生产的农耕业主和作坊业主，无锡地方教育也向新学、大众教育、普及教育发展。杨模、俞复、胡雨人、侯鸿鉴等教育改革的先行者，将经世致用思想积极付诸于教育实践，开办了各类新式学堂。钱穆先生曾说过：“无锡的实业家成功无一不致力于办学。”荣氏兄弟、杨翰西、赵一新等实业巨子都是开办新学的先锋，荣宗敬就指出：“从来旧学为体，新学为用，最合时宜。”地方知识分子也积极参与平民教育，如清代无锡文人孙洙选编了《唐诗三百首》、裘廷梁创办了《无锡白话报》、孙毓修翻译了教科书《谦本图旅行记地理读本》。1911年，无锡兴办私立新式学堂120多所。1922年，江苏适龄儿童就学率约17%，无锡就学率超过45%。
无锡白话报
与大多数商人在商言商的趋利特性不同，无锡近代实业家群体深深烙刻着经世致用的思想印记，并在此基础上衍生出尚德崇文、义利并举、开拓创新等理念，以克勤克俭、乐善好施、造福桑梓、报效家国为荣。他们重家风、遵道义、守操行，如国学大师钱穆曾亲见荣德生平时“皆节俭有如寒素”；他们看重气节和名望，坚持回馈社会，“重名犹过于重利”，乐于捐助公益，热心地方发展；他们勇于开拓、善于竞争、敢为人先，积极吸收先进经验和技术，大胆实施企业内部管理改革，“勇往直前，作世界之竞争”。这些特质，令锡商家族风气蔚然，所经营的企业往往能持久生存发展，像荣氏家族那样“富过三代”的锡商比比皆是。
在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和早期市场经济的哺育下，无锡在诞生众多优秀实业家的同时，也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经济学家，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推动了社会进步。从1929年开始，在无锡人陈翰笙的带领下，由老乡薛暮桥、孙冶方、王寅生、张锡昌、钱俊瑞、姜君辰等人组成的星光熠熠的经济学家团队，在无锡、河北保定、广东岭南等地进行农村经济调查，随后又开展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研。除他们之外，还有以胡焕庸、潘序伦、周小川、吴树青、周三多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无锡籍经济学家，在学术研究领域成果斐然，无锡籍经济学家群体成为中国经济学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无锡也因此赢得了“中国近现代杰出经济学家的摇篮”美誉。
陈翰笙先生
运河文化精神形成的影响和运河功能带来的便利，不仅促进了无锡的城市变革和经济发展，也推动了无锡人思维方式的升华转变，调整了无锡传统的社会结构，使明清以来的无锡呈现出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文明风貌。正是拥有了这样广泛而扎实的思想文化基础，海内外近现代先进的思想、理念、技术涌入无锡后，没有受到杯葛和敌对，大运河的流动性和开放性在无锡得到了包容地接受与消化。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精英文化的价值观念较快地渗入无锡大众的生活中，并通过与本土文化的相互接触、交流进而相互分拆、合并，在共性认识的基础上，与运河文化融为一体。
因此，运河文化精神对地方发展的推动作用，在近代无锡的崛起过程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清末民初，由于黄河改道、大运河部分断航、连续的战乱等因素，以及海运和铁路运输兴起，造成大运河沿线一些城市的衰落，而无锡无锡不仅没有抛弃运河这个老面孔，一味地去追求新事物，反而充分利用大运河作为原材料和产品运输、劳动力募集及水资源利用之河，将传统的运河与新兴的工业、铁路、道桥等共同组成实业发展长廊，实现了风气的转变、产业的勃兴、城市的发展，由一个县城变成了江南运河沿线最重要的工商城市。民国时期，无锡工商业在全国经济排名始终稳居前几名，赢得“小上海”之美誉，城市形象和市民素质也大为改观。
民国时无锡已经初具工业城市的形象
1925年，史学家王桐龄先生结合对无锡的观察，称赞道：“县城临沪宁铁路，西南接运河，南通太湖，交通甚便，商业极为繁盛，为江苏南部之中心点”“无锡饭店为当地第一大旅馆，在无锡县城北门外，运河畔，通运桥堍，北距车站不及半里。西滨运河，交通极便。房屋高大，床铺洁净，无臭虫、蚊子来骚扰。其三层楼甚高，屋顶可以远眺，饭店规则，禁止流娼往来，秩序较为整齐”。
从吴文化发源地、近代民族工商业发祥地，到乡镇企业“苏南模式”发轫地、改革开放发展前沿阵地，无锡成为这“四发”之地绝非偶然，而是有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一方面，大运河的重要功能和优越条件，为无锡的繁荣和腾飞提供了坚实基础；另一方面，大运河无锡段所蕴含的尊重规律、攻坚克难的创造精神，开放包容、美美与共的文化态度，天人合一、和谐共生的思想智慧，已成为无锡传承不息的城市基因品格和强大内生动力，支撑和推动无锡始终能抓住社会变革的重要机遇，敢为人先、快人一步、主动作为，实现跃升发展。而今，无锡人正把运河文化精神，作为推动无锡未来前行的内生动力，继续促进无锡与运河的共荣共生、永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