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怜之人不有可恨之处”，在一些情况下，这话反过来讲是否也能说得通呢？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活跃在北京、河北一带的悍匪白宝山，在我国也算得上是家喻户晓了。或许在大伙儿看来，这人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恶棍，骨子里没一处是好的。
可事实上，即便恶如白宝山，一开始也决心改邪归正，过上正常的日子。
1996年3月7日，被提前一年释放的白宝山回到北京，从此后的一段经历来看，此时的他对新的人生还是有些憧憬的。然而没多久，他就意识到或许那个罪恶的自己更适合这个现实世界。
其中有一个颇具代表性、充满讽刺意味的小插曲：回到北京后，按照政府指示，白宝山去相关部门办理户口。然而不知是单纯地看不起劣迹斑斑的劳改犯，还是想趁机捞点油水，当时值班的民警表现得十分不耐烦。
本来就是走个程序的事，民警却说这事儿至少要用半年。白宝山感觉有些难以置信，可当他再次询问时，民警的态度变得更加恶劣，声称再问的话就得等更久。
白宝山伏法后回忆起这段往事，说自己为了个户口前前后后跑了六七次也没办成，反倒是后来警方抓捕他时，用“户口批下来了”为诱饵，要他跟着去派出所办一下手续，一下就骗他把门打开了。
在他的犯罪历程中，我们也很容易看出他心态的变化：显然最开始只是好逸恶劳，冲着钱财去的，后来却变成了单纯的报复社会。面对审讯，他语出惊人：“如果出来时还年轻，他就杀成年人，如果年纪大了就去杀孩子。总之不会闲着，能杀多少算多少，直到走不动路为止。”
即便是邪恶的滋生也需要土壤，那么白宝山究竟遭遇了什么，使他从一个小毛贼沦为“名震全国”的悍匪恶徒呢？
资料里提到：1971年，13岁的白宝山开始上小学一年级，这个年龄显然不是适龄入学，这令他在同学间显得格格不入。此外，他的父亲早早去世，母亲改嫁。
不难想象，糟糕的家庭背景本就令他内心脆弱敏感，而他在学校里恐怕又没少遭到同学的调侃和玩笑。小孩子嘛，正值童言无忌的年龄，对人情世故一窍不通，很难意识到一句再无心的玩笑话，也能成为杀人的尖刀。
白宝山在学校里只待了2年，15岁时便辍学打工，18岁时进入北京石景山区第一电碳厂当了装卸工人。1981年，他与一名女工友结婚，次年诞下一对龙凤胎，此时的他年仅24岁，人生便已向好的方向不断迈进。
遗憾的是，正如我们先前所说，虽然白宝山一开始并非大奸大恶之徒，但此人也绝非省油的灯。
1982年12月，白宝山伙同一张姓朋友，从别人家阳台顺走两件衣服。几天后，他们又摸进另一户人家中偷走一辆自行车。
这两件案子并不起眼，可错误没能及时被惩治，这直接毁了白宝山的大好人生。
1983年3月8日，白宝山在潜入一家工厂盗窃钢管时被抓了个正着，事情本来闹得并不大，但时值严打，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判了4年。白宝山对这个结果非常不满，认为自己顶多算小偷小摸，法院实属小题大做。
然而令他始料未及的是，自己的一番“抗争”非但没有缩短刑期，反倒让刑期翻了三倍多，一下子变成了14年。
原来，法院一深入调查，发现这个小毛贼居然已前科累累，盗取各种赃物总价值共计少说都有大几千。不仅如此，还有证人向法官打报告：其中在1982年12月17日晚，白宝山跑进别人家院子里偷玉米，被发现后竟还反手用木棍打事主，导致事主头皮开裂，颅骨骨折。
法官一听顿觉非同小可：这可不是偷窃，这是抢劫啊！数罪并罚，白宝山最终被判入狱14年。
那个年代，我国正处于快速发展期，国内外局势的快速变化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社会的混乱，尤其是基层社会，各种违法犯罪现象层出不穷，屡禁不止。也正是在这一阶段，凶恶匪徒辈出，就连警察甚至是军队，在他们眼里也不过是能够让他们抢得枪支武器的“工具人”。
相比之下，彼时白宝山的小偷小摸似乎确实算不上十分恶劣，他因而对判罚结果很是不满。此事令他的心态遭受了重大打击，产生了极大的负面情绪，他觉得自己被警察和法院针对了，“复仇”的念头开始从心中萌发。
在监狱这个更加特殊的“小社会”里，白宝山又体会到了另一种更加露骨的险恶。
一开始，他在狱中混得还算可以，因为性格内敛从不惹事，平时也只顾埋头干活，很让狱警省心。然而有个叫傅克军的狱友家里有钱，喜欢炫耀，打心眼里看不起又穷又土的白宝山；而另一名狱友李宝玉更是一心巴结傅克军，在欺凌白宝山时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三人被分到牛场干活时，两人强迫白宝山独自揽下所有活，还变本加厉地欺负。而白宝山却表现得非常顺从，从不反抗。或许对人生还有期待，他想着忍忍就过去了。
现实世界中巨大的悲哀，莫过于“弱者挥刀向更弱者”，以此牟取可怜的满足感；后者的忍让与妥协非但不能换来安宁，反倒让霸凌者认为对方懦弱，更加明目张胆。
有一次，白宝山与李宝玉爆发争执，吵架中，后者大肆嘲讽白宝山胆小软弱，当场放话称“你有本事就杀了我”。此话无疑刺痛了白宝山敏感的自尊，没多久，两名狱友就先后神秘失踪。
有意思的是，白宝山编了套无比蹩脚的说辞，称两人越狱了——这根本不合常理，通常情况下，被派去牛棚干活的犯人都是即将出狱的，怎会在这个节骨眼上逃跑？警方还在屋里发现了血迹，白宝山解释称那是他们此前打架留下的，害怕破坏纪律被延长刑期，所以瞒了下来。
对此，狱方竟没有怀疑。后来傅克军、李宝玉的遗体被挖出时，警方发现埋尸坑距离牛棚墙壁竟只有不到半米。
事实上，李宝玉那一句“有胆杀了我”已经唤醒了白宝山体内的“恶魔人格”，然而此时的他依旧心有羁绊——想到自己一对儿女，他也曾希望自己出狱后重新做人，努力挣钱，挽回一切。
先后发生的两件事，帮助白宝山彻底完成了从“劳改犯”到“杀人恶魔”的蜕变。
第一件事便是我们在文章开头提到的：1996年3月12日，回到北京的白宝山按照国家的要求去相关部门办理户口，怎料遇到值班民警摆谱。我们不清楚那位民警是想要吃拿卡要，还是单纯想要刁难，最终导致白宝山往派出所跑了六七趟也没办成。
事实上，这位值班民警的态度，很大程度上便可以代表彼时社会对白宝山这样一名劳改犯的态度——大伙儿下意识地排挤他，抵触他，即便他已决心痛改前非。
当然，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这一点无可厚非。
第二件事则是彻底的悲剧。
因为没有户口，加上有案底，白宝山基本不可能找到工作。无奈之下他另辟蹊径，开始尝试创业。
他用在狱中攒下的钱进了一批日用品，在街旁摆起了地摊，哪知几天后，一伙城市管理人员就粗暴地没收了他的全部家当，没留半点情面。
这番折腾下来，白宝山已是山穷水尽，想想当初在监狱里吹的牛，称自己出狱后一定能挣个几百万，再看看眼下的处境，几乎困入了绝境，此时白宝山的心态彻底失衡，决定用最残酷的手段报复社会。
正如他所说的：如果出狱后能养活自己就好好生活，养不活就去杀人。
于是，我们熟悉的“悍匪”白宝山诞生了。
试想，倘若那位民警按正常程序帮助白宝山办好户口，让后者顺利找到工作，或许后来的悲剧便不会发生了，也不会有那么多的无辜者沦为白宝山枪口下的冤魂。
其实换个角度来看，白宝山也并没没有可取之处。
他有着超乎常人的毅力：1996年7月，白宝山返回老家徐水县，打算从驻扎在此的解放军手里抢一把枪用来作案。
为此，他趁夜色一点点爬到距离哨兵不到10米处，又在满是蚊虫的草丛中一动不动地趴了4个多小时。如此可怕的定力，怕是一些训练有素的战士都很难做到。
白宝山的心理素质还非常强，抢劫得手后非但不出逃，反而换身衣服回到案发现场附近，大摇大摆地从警察眼皮底下经过，还与路人讨论剧情。在新疆边疆宾馆一案中，他正是用这种手段取得了“不在场证明”，令警方一度排除了他的嫌疑。
此外，白宝山枪法如神。
1996年3月31日晚，他从高井电厂执勤的哨兵手里抢走一把56式半自动步枪，逃跑途中碰上了一辆巡逻警车。车上有6名警察，他靠一把枪与对方周旋，最终在打伤4人后全身而退。
1997年8月14日的新疆边疆宾馆劫案中，在抢劫得手后，白宝山一边逃离一边举枪射击追赶他的群众和警察，过程中共射出14发子弹，打死7人、打伤5人，如此准头简直堪称恐怖。
由此可见，倘若白宝山走了正道，如生在战争年代，或是参了军，说不定能成为一名出色的战士，甚至为国建功呢。
然而即便冷酷如他这样的杀人狂魔，在生命的最后关头也流露出了极为复杂的情感。
1997年9月5日晚7点，4名干警来到敲响了白宝山的家门，称户口办下来了，让他跟着回去办个手续。白宝山在审讯中说，自己一下就感觉到这些人是来抓他的，当即表示同意，但要先回屋穿衣服。
这是缓兵之计，他本想摸枪突袭，怎料一转头，恰好看到母亲从屋中走了出来——谁敢相信，这样一名冷血恶徒，竟然仅仅因为害怕误伤母亲，或是不想让母亲看到自己凶残的一面，便心甘情愿地束手就擒？
被判死刑后，白宝山更是痛哭流涕地向受害者们道歉，并让世人从他的案例中吸取教训，千万不要去做一个危害社会的人。
“犯了这么大罪才有权利在这儿讲几句话，代价也太大了。”这几乎是他的临终遗言。
从上述来看，白宝山本质上还是个有血有肉的人，即便身入歧途，他也曾借着仅存的一点良知激烈挣扎过，只是在错误的时间不幸碰上了错误的经历。
结果很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