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霞姐。
上周我去看了99岁的抗战老兵杨毓骧爷爷，我认识他的时候，他还是最年轻的一个，因为其他老兵都90多了，而他才85岁。
杨爷爷虽然住在医院，但精神还不错，而且每天都很忙。
不仅接待了德国来的飞虎队纪录片拍摄团队，还在医院病房参加了一场中日线上国际会议。
日本的几个口述史专家，一直追问杨爷爷78年前的一段经历。
这段经历，虽然才短短10分钟，杨爷爷记了一辈子。
那是1946年春节，杨毓骧随所在辎重兵团从昆明运送军用物资到衡阳，他和三个战友约着去看南岳衡山。
去火车站的路上，目之所及，都是战争后的创伤，炸毁的大桥还没修复，不少中国军人的尸骨和头颅就堆在铁路旁。
杨毓骧上火车后，发现那列火车上坐的都是日本兵。他们是在衡阳投降，审判结束后准备送回日本去。
当时杨毓骧四人也都二十来岁，穿着盟军笔挺的英式军装，戴着头盔，很是英武。
遇到这些曾经手下败将，几个人心里还是很自豪的，抬头挺胸注视着他们。
没想到，其中一个日本兵走过来问话：你们是不是在印度作战？
这个日本兵很年轻，面目也很清秀，不像上战场的人，而且是用很流利的中国话问的。
得到肯定答复后，日本兵说：我知道，我们的18师团就是被中国驻印军歼灭的。
18师团是日军的一支王牌部队，兵员来自九州岛的产业工人，以凶顽闻名，参加过进攻上海的淞沪会战，是制造南京大屠杀的元凶。
18师团后来横扫马来，在新加坡以3万多人迫使8万多英军缴械投降，投入缅甸作战后，被称为“丛林作战之王”，属于日本的头等主力。
中国驻印军在印度兰姆珈训练基地，经过两年厉兵秣马的艰苦训练，1943年年末开始反攻，最终全歼18师团，大队长自杀，剩下30多个日本兵逃出来。
可能这个日本兵是好奇，能够打败18师团的人到底是些什么人，于是上来问话。
杨毓骧看他很好奇，问他叫什么名字？
日本兵回答，他叫清水连男，东京京都人。
就在这时，清水连男说了一句话：“20年后我还会再回来的。”
杨毓骧嘴上说着欢迎，心里却想，20年后还回来，他是以敌人的身份，还是朋友的身份？
晚上回去后，杨毓骧在日记本里写下：朋友来了酒肉相待，敌人来了棍棒相迎。
时间过去78年，但杨毓骧对这个日本兵记忆犹新，他在这次会议上讲了这件事，希望日本专家们找一下这个清水连男，问问他20年后回中国了吗？
这段经历引起了日本口述史专家的重视，他们一直在讨论这个日本兵的身份，他到底是翻译官还是间谍？
杨爷爷告诉我，这个做口述史研究的日本专家，主要还是对战争的反思，这点对我们国家有益，所以他很配合。
而关于老兵口述记录，杨爷爷从九十年代就开始了。
1992 年，两个台湾新一军的老兵回云南探亲，当时还是外事办负责接待。
因两个都和杨毓骧家有点亲戚关系，他知道后也去见了对方。见面后才知道两人都写了远征军相关回忆书籍。
当时，杨毓骧心里就萌生了一个想法，要把大陆的远征军老兵经历也记录下来。
他专门给腾冲写过报告，希望把中国远征军的事迹整理下来，但大陆的老兵和台湾的老兵经历不一样，并不是每个老兵都愿意讲述。
杨毓骧在不同场合，历次会议提出这个事，请老兵写，请老兵的家属写，中间遇到很多不解和困难。
一直坚持到2009年，他家里已经堆满了各位老战友的回忆手稿，但他已经85岁，不会使用电脑，也没有钱请人去打印整理。
我就是在这个时候认识杨毓骧爷爷的，我将他的心愿写在了新闻报道。
很多热心读者看到纷纷响应，有捐钱的，还有义务来整理老兵手稿的，就连打印店老板也打来电话，要帮忙。
读者说，能够参与做这样的事，是对心灵的一种救赎。
远征军女兵陈庆珍奶奶在病床上得知后，弥留之际安排儿子一定要把最后一万元送来给杨爷爷，用于整理老兵口述。
陈奶奶退休金才2千多，生病住院后贵的药都不舍得用，捐出这最后一万元，是她知道，留下这段历史，比生命还重要。
纵战火远去，只有老兵最懂老兵；任世事变迁，只有英雄才识英雄。
在大家的帮助下，杨毓骧爷爷共整理出9部老兵口述回忆录，其中也包括陈庆珍奶奶的自传。
这9部回忆录，他又分别打印了29套，送给全国各地的的抗日战争纪念馆，希望后人不要忘记这些英雄的事迹。
我和杨毓骧爷爷虽然认识15年之久，之前更多关注他记录老兵故事的困难，想要帮他解决实际的困难，对他的经历反而没有认真记录过。
爷爷今年99岁，万幸还耳聪目明，思维敏捷，这次我们能见面，他就准备好要好好讲他的故事。
在病房狭窄的空间里，杨爷爷一口气讲了三个小时，他连水都没喝，说喝水小便多，耽误时间。
记录老兵故事的人，他的故事也很精彩。
杨毓骧出生于1926年1月25日，他们家是施甸县仁和镇热水塘村的大户人家。
祖父杨少堂当年考上贡生，参加保山政治活动，做文职工作，为国民政府搞学术研究。
杨毓骧的父亲曾是滇军，在缅甸做生意发家，因家中条件尚好，杨毓骧因此自幼能受到良好的教育，1938年入省立保山师范附中念书。
滇西沦陷后，保山格局十分混乱，多次被日本轰炸，伤亡无数。
杨毓骧曾与同伴里在稻田里躲飞机，飞机飞得很低，看得很清楚，当时的他心里非常害怕，对日本仇恨的种子也扎进了心里。
他和我说起一段难忘的往事。
1942年5月4日，因为是星期天，杨毓骧回了施甸老家，没想到，当天保山被炸的消息就传到了施甸，身边好多亲友、同学被炸死。
这一天正好是青年节，很多学校都在举行活动，还有大量缅甸华侨也涌入保山城。
早上9点，第一批飞机一共有27架，没有警报，百姓看见飞机来，以为是美国飞虎队的飞机。
因为当时飞虎队飞机已经进驻保山飞机场，可没料想到竟会是日本敌机。
这次轰炸保山伤亡有五六千人之多，杨毓骧学校师生就遇难三十多个。滇西某守军更是在撤退时抢劫中央银行保山支行，并焚烧保山城，晚上大火照红了保山天空。
轰炸结束两天后，杨毓骧回到保山，往日的城市千疮百孔，尸体的臭味一公里外都能闻到。
为了躲避这混乱的局势，祖父和父亲商量之后，决定将杨毓骧送到昆明去念书，同行的还有哥哥和一个亲戚。
祖父请了李根源的一个少校带他们去见李根源，当时李根源带兵从昆明海源寺到达卧佛寺，住在防空洞里。
李根源看到杨毓骧祖父的信件后，勉励杨毓骧到昆明要好好读书，并写了几个字交给他们。
到昆明后，杨毓骧于考入国立西南中山中学，他所在的班，主要是华侨和战区学生。
1944年10月，他读到高三，日本强弩之末，进攻到贵阳，形势十分严峻。
连年战乱，杨毓骧家中条件也十分困难，父亲已经拿不出钱来给他读书了。
虽然想读书，他还是响应“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号召，和同学一起报名参加青年远征军207师。
杨毓骧从学生，变成一名抗日军人。
杨毓骧在西站集合后，在众人的欢送中走到北较场，编入营队。
当时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的也都集中到北教场训练，北教场生活还不错，部队给他们发放棉衣、帽子和崭新的被窝，每天吃两餐，吃得很饱，并且每天进行步兵操练。
杨毓骧从1月13日进入北教场，到1月底，上面就来了一个命令：要在207师中调两个团到印度去接受盟军的机械化军事训练，要求是高中以上的学生。
杨毓骧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加笔试，并在经过体格检查之后顺利地被录取了。
临走之前的晚上，杨毓骧与同伴一起走出了营房，他们到了护国路，一路上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两边是民房，全城都静悄悄的，只有2楼的灯光透出来。
此时正是夜深人静的时候，人们都在熟睡，而他们即将离去。
次日凌晨，杨毓骧随部队到达巫家坝机场，他们整齐地坐在机场，等待天亮。
红色的阳光从东方照射出来，美军下命令他们上飞机，在排长的带领下，一个连一个连整整齐齐地上了飞机。
那是运输坦克炮弹等抗战物资的飞机，机舱内什么都没有，甚至连个坐的地方没有。
大家都挤到窗口边的位置，这里能看到外面的一切。
飞机起飞后，绕了三转，像是一个特殊的告别仪式。飞机在云层中回旋，整个昆明城静悄悄地躺在脚下。
不久，看到底下有一条大江，他想，那应该就是澜沧江了。
再向前，白雪皑皑太子雪山出现了，这就到了飞行运输队所称的“驼峰”，在这条航线上，已经有500多架盟军飞机失事。
据说第一批乘机飞印度的学生兵，临上机前被命令脱掉军服，长官们说因为印度气候炎热，根本用不着棉衣，这些军服可以留下来装备国内的士兵。
结果，士兵们飞越驼峰时，被冻得半死，不少体质羸弱的竟被活活冻死。
杨毓骧运气不错，穿着棉袄，飞行了三个小时，终于在印度汀江机场安全着陆。
尽管如此，走下飞机全身还是冻得像冰块，只好蹦蹦跳跳取暖，两只耳朵又痛又聋，互相讲话要大声喊才听得清楚。
等听力缓过来，便听说刚有飞机失事，战友们死在飞机上了。
晚上，杨毓骧和大家一起洗澡，旧棉衣、棉裤和鞋袜全都扔到一个大坑里焚烧。
当他们赤身裸体走出来时，崭新的黄色卡其布制服，白色内衣裤，绿毛衣、毛袜，灰色帆布腰带，黄色胶鞋已经整齐地排放在面前。
学生兵们换上新军装，个个容光焕发，英姿勃勃。
很多驻印军老兵都回忆过这个场景，颇有点凤凰涅槃的意味。
这里物资丰富，吃的是面条、美国的牛肉罐头，还给他们发香烟，杨毓骧对这样的生活充满了好奇。
在汀江休整了几天之后，这群青年军乘火车到阿萨姆邦，一直抵达蓝姆迦。
沿途都是茶林，在不远处有一大片森林，一大群野象正悠闲地吃着草。杨毓骧看到印度姑娘披着红色纱丽，写下“万里丛中一点红”的神韵。
到蓝姆迦那天，天气晴朗，气候温暖，在蓝姆迦绿色的森林里，飘着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
杨毓骧知道，他们到达了目的地。
军车把他们拉到蓝姆迦军营，这些原来是安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意大利俘虏的，自1942年5月，孙立人将军带领第一批远征军到达印度后，便给中国军队驻扎。
营房很大，有游泳池、食堂等设施，一个排住一间营房。
到达蓝姆迦住下以后，他们开始进行了正式的编队，杨毓骧被编入“中国驻印军总部暂编汽车第一团一营二连二排。”
3月开始，杨毓骧接受汽车驾驶训练。早上学习基本原理，下午就进行原地驾驶。
一步一步地，他们开始进行沙漠驾驶、公路驾驶、森林驾驶和夜间驾驶等。
四个月后，杨毓骧已经成为一名技术过硬成绩合格的汽车兵了。
在当时的中国军队里，在印度的中国驻印军是个例外，与国内的军队截然不同，他们不仅手握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而且士气高昂，军纪严明。
而杨毓骧的团1千人，有600个大学生，其中西南联大就有30多个，是驻印中文化素质最高的一个团。
暂汽一团的团长叫简立，湖南人，年约35岁，据说与新一军军长孙立人同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军校，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
他皮肤白净，戴眼镜，被部下称为“儒将”。
暂汽一团一千名士兵中有600多名大学生，其他400多人为高中生。不一般的团长和不一般的士兵，给暂汽一团赢来一顶“大帽子”。
团长竟然根据士兵愿望，由各连推选出一名士兵做代表，成立“士兵委员会”。
凡有关士兵的供给、膳食、被服、邮政等事宜，都由“士兵委员会”参加团部军需处管理，透明开放，没有腐败舞弊。
“士兵委员会”还办有全国性的“天声服务社”壁报，“天声”是由简立团长亲自命名，意为“振大汉之天声”。
简立还写了一首歌词，有人谱曲后在全 团传唱：
“男儿快意着先鞭，投笔从戎志最坚。出国远征何壮伟，飞越喜马拉雅山之巅。铁轮电掣机械化，利兵坚甲永无前。浪涛翻热血，勋业著青年。气盛吞三 岛，雷辙震九天。祖国复兴，世界和平。唯我中华儿女，重任寄吾肩。”
各连组织篮球队和排球队，营连之间经常举行友谊赛，团部还组织歌舞晚会、电影晚会和学术报告会。
学术报告会由各大学的原学生们演讲，杨毓骧记得有一位云南大学生物学专业的学生讲了一场题为《兔子的生理技能》的报告。
开始大家都觉得这个题目与机械化战斗无关，但后来去了缅北热带丛林，发现整日与毒 蛇、蚂蝗、蚂蚁作战，才后悔当初没有认真听讲。
还有一次，全团士兵被集合起来去看电影，放映的竟然是如何正确使用“安全套”，让士兵们大吃一惊，但很快都认真地看下去。
“团部发的物资品里也 有安全套，虽然我们用不上。后来换了一个团长，他对美国人说，我们不需要这东西。从这件小事，大家就感觉这个人对其他事情也不会民主了。”
“暂汽一团”很快被其他部队戏称为“民主团”，军官们都严禁“暂汽一团”士兵到他们的军营拜访，也禁止他们的士兵去“暂汽一团”参观。
训练一个半月后，杨毓骧从汽车驾校毕业。
司令部命令暂汽一团派三个连把军用物资从兰姆伽运送到印度海港城市加尔各达。
这是一次难得的外出机会， 各连都争着去，团长只好召开全团大会，由连长抽签决定。
二连连长侥幸抽中，全连士兵顿时向天空抛衣丢帽，欢呼若狂。
每个人都把黄卡其布军装熨烫得笔挺，准备了两天的给养，有牛奶、饼干、牛肉罐头等，还发海军牌香烟，整洁的卫生纸。
一切准备妥当后，在一个星光明亮的凌晨，每人驾驶着一 辆GMC军车，直接驶向比哈而省宽阔的公路上。
杨毓骧个子小，被称为小块头，和他同车搭档的是杭州兵，身材魁梧，被称为大块头。
在加尔各达，杨毓骧和几个战友乘坐双层电车游览市区，繁华的市区给爱好文学的杨毓骧留下了深刻印象。
一个大胆的念头突然跳出来：想当逃兵，去印度国际大学上学，听说文学泰斗泰戈尔就在那里任教。
不过这个念头一闪而过，因为逃兵被抓住就枪毙，已经枪毙好几个了。
华侨看到这些中国来的士兵，非常感动、非常热情，在华侨们看来，有中国远征军在，外国人不敢欺负他们了。
这也给了杨毓骧很多的自豪感。
1945年4月，德国法西斯投降，一个月后，一名西南联大的学生悄悄把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的文章整版贴到《天声服务社》壁报上，此事立即掀起轩然大波。
中国驻印军总部稽查处认为是“异党分子”所为，把这名学生兵抓捕准备枪毙，杨毓骧和全连士兵签名要求保释这名士兵，暂汽一团所有士兵也纷纷签名。
大家没想到，简立团长竟然也签了名，这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要冒很大的风险。最后总部不得不释放了这名士兵。
经过这件事，大家对简团长更崇敬了。
“民主团”的名声越来越大，日后的命运也愈加坎坷。
1945年6月，暂汽一团、二团奉命进驻印缅边境雷多，距离这里不远就是野人山。
中国第一次远征军赴缅作战，失利后撤退经过野人山，死伤几万人。杨毓骧还能在丛林中见到累累白骨。
但此时可怕的不是敌人，而是自己人。
驻印军总部对民主团士兵进行监视，只要对国民党有不满言论就立刻抓捕，有几名士兵被宪兵抓起来，周围还围上铁丝网。
士兵们渐渐感到，缅北原始森林中的气氛越来越压抑。
1945年7月7日，杨毓骧奉命从雷多驾驶汽车回昆明。
一路上，杨毓骧经历了看到了很多，但唯一让他至今都难以忘怀的，就是他们途中住在密的伊洛瓦底江边的公路上见到一个14岁的“美国兵”。
支那
因为他全身上下都是一副美国兵的装扮，但杨毓骧一跟他聊天，才发现那个小“美国兵”竟然是一口流利的保山话！
一问，原来这个小兵在五四被炸时成了孤儿，美国军队便带上了他。据说当时美国军队收留了很多战区流浪儿童。
杨毓骧不知道这个小“美国兵”的下落，他一直都很想念他。
汽车经过保山时，杨毓骧很想回家看看，但车上还有美国兵押送，他也一直开到了巫家坝。
在昆明，他们住过很多地方，后来在西山区高跷一带秘密训练。
后来得知，要把他们改编为海军陆战队空降东京去打日本，大家得知后士气高涨，“打到东京”的口号每天喊几十次也不累。
杨毓骧知道空降东京意味着什么，颇有些壮士一去不复返了。
他把自己的书籍、日记，写好的文章资料，全部交给昆明的亲戚保存。后来亲戚家被抄家，这批资料全部没了。
对于至今还在坚持写日记的他来说，丢失日记至今还是遗憾。
好在抗战胜利，不用去东京了。
杨毓骧爷爷至今都无法忘记1945年8月15的晚上，突然之间，整个昆明城炮竹震天，昆明巫家坝机场的探照灯照亮整个夜空——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了。
杨毓骧自然也很高兴，但也开始担忧自己的前程：该何去何从？
投降日第二天，暂汽一团每人发新军装一套，在敏感的时刻，这个细节引起了杨毓骧的注意，因为每次打仗前，待遇就要变好一些。
装备精良的驻印军此时成为蒋介石装备最好，打胜仗最多的“王牌军”，很可能要调往东北准备内战。
来自西南联大的青年军都很快复学了，剩下500多名士兵则继续跟着部队走，杨毓骧是其中之一。
1945年12月1日，杨毓骧曾亲眼目睹了四烈士死在西南联大的食堂，国民党害怕他们受影响，赶紧调车让他们拉着炮弹离开昆明。
卡车队先到了贵阳，又到衡阳，就在这里，杨毓骧遇到了日本兵清水连男。
杨毓骧也陷入了深深的思索：我们本是去打日本人才参军的，现在怎么会拉炮弹打自己人？
战友们也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因此坚决要求退伍。
国民党曾承诺过，这些学生兵远征军毕业后给他们安排升学、工作，但是国民党食言了，竟然要把他们遣送回家。
1946年的端午节那天，吃粽子的时候，杨毓骧在车上目睹一个士兵打了代理团长，因为对方说要用五万块钱打发这些学生走。
要知道，当时的一碗面就是2000块啊。
能安抚这些学生兵的只有简立老团长，而他早已回了南京国防部。
简立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赶来衡阳见他们。
简立看见两年多来士兵们还穿着这套破旧的衣服，老团长流泪了，并坦言一定保证士兵们安全到达南京，给他们升学、复学、工作。
杨毓骧至今对简立团长记忆犹新，内心充满了感激和深深的崇敬。
这是杨毓骧最后一次见到简立。
29年后，已经是教授的杨毓骧在云南西双版纳偶遇一名上海女陶瓷教授，两人交流中，杨毓骧得知女教师姓简。
“姓简 的人不多，他随口说自己老团长也姓简，没想到，这位女教授竟然就是简团长的侄女。
他要了简立的电话，得知简立已经去美国定居，杨毓骧这才知道，其实很早前简立就与共产党保持着联系了。
在简团长的努力下，杨毓骧随部队整整齐齐地进入了南京城。
南京政府最终兑现诺言，学生军纷纷回到家乡所在地的大学，杨毓骧被分到云南大学，蒋经国的签名状。
暂汽一团也随之解散，这是中国驻印军为数不多的，几个遭解散的部队。
杨毓骧当时想去上海读书，不想回云南，申请在杭州青年军中学重读高三，准备考试。
读了一年，杨毓骧感到升学考试有困难，于是回到上海办理回云南的手续，回到云南大学安心读书。
那已经是1947年的8月了。
刚到云大，杨毓骧颇有些里外不是人，他是为祖国而战，不是为国民党，但国民党还在利用他们这些青年学生兵，进步的同学也说他们是国民党的走狗。
杨毓骧思来想去，找了一个地下党的老乡，让对方帮帮他，他也想加入革命的队伍。
1949 年7月 27 号，杨毓骧和107位大中学生，在地下党联络员的带领下，避开国民党耳目，从昆明到了宜良一座高山的古庙，参加了边纵游击队。
到游击队没几天，司令员看杨毓骧是正规军出身，又是大学生，让他们成立地下党二支队，让他当队长啊。
杨毓骧就带着他的二支队，活跃在老龟山一带，和当地的哈尼族同吃同住同同劳动。
当地的哈尼族群众很支持他们，为了掩护他们，把他们认作干儿子干女儿，给他们打扮成了标准的哈尼族青年，给他们取了哈尼族名字。
游击队没有经费，杨毓骧身上更是一分钱也没有，都靠乡亲接济。
老归山的最后一仗，打了 5 天 5 夜相当壮烈，敌人全部歼灭掉，还抓捕了 20 多个，杨毓骧的部队一个没有牺牲，相当壮烈的。
不久，迎来了昆明的解放，杨毓骧脱下军装，先后在德宏民族中学、云南省民族研究所等地任职。
他因驻印军的历史，被下放回保山施甸县的农村老家“参加生产劳动”，也在昆明电影公司工作7年，每天骑单车给各个电影院运送胶片。
直到1979年后，杨毓骧回到民族研究所从事民族学研究，他在国家和省级以上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和调查报告150 余篇，专著4部。
他的一项研究，被新华社介绍为：“填补了我国民族史对云南省契丹后裔研究的空白”。
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记者问杨毓骧现在最想做些什么。
他和另外4名驻印军的老战友一起回答，想成立一座博物馆纪念这段历史，为还在世的远征军老兵们写小传。
重走中印路，是想给那些远在异国的兄弟们烧炷香；给老兵们写小传，只是想让后人不要遗忘。
我跟杨毓骧爷爷认识15年之久，这次才算认真回看了他的一生。
作为一名士兵，他是优秀的，作为一名民族学人类学学者，他是称职的。
杨爷爷现在还在坚持写日记，眼神不好，字迹不是很整齐，但重要的人和事，他都记在本子上，已经记了147本。
我们离开时，杨毓骧爷爷说，我99岁了，我要金盆洗手，不写了。
我说，好，我们接着去记录。
虽然不写了，但他还有个心愿，就是希望我们能帮他把之前收集的这9部老兵口述，将来编撰出版，给更多后人看。
杨爷爷的心愿，也是我们的心愿。
记录老兵故事，守护民族记忆，还需要你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