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是我国历史上的关键一年，这一年为我国后来的繁荣强盛奠定了十分稳固的基础。也许有的朋友会感到疑惑，难道不是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吗？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我党的历史上确实有着非比寻常的地位，可以说是一场挽救了我党的转折点。但是，1973年毛主席做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我党的发展具有同样无比重要的意义。
1973年，我国在国际形势上面临着严峻的威胁。从60年代起，我国和苏联的关系就逐渐走起了下坡路，而且由于两国间的领土争端，中俄边境上可以说是剑拔弩张到了极点，特别是1969年的珍宝岛冲突，更是使两国之间有了擦枪走火的可能。
1969年，《解放军报》甚至刊登了一篇名为《打倒新沙皇》的文章。所有人都认为，中国与苏联之间，必有一战，只是或早或晚的问题。这种剑拔弩张的状态，一直持续了二十年，从60年代一直到80年代。我国也尝试过与苏联方面对话，但是在几次对话中，双方都不能争取到一个彼此双方都满意的结果，苏联甚至直接将军队开到了边境，给我们国家施加了很大的压力。
毛主席作为经历过战争的人，心里自然清楚中国和苏联之间的关系可能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回到建国之初的那段“蜜月期”了。尽管赫鲁晓夫下台了，但是继任的勃列日涅夫只会更加激进。后来苏联方面直接把原先驻扎的七十万军队加到了一百多万，并且还开展了许多场具有威慑意味的演习也都证明毛主席的这个论断。
迫于形势，军委召开了许多次相关会议，当时的各位军委领导人都觉得战争就在眼前，为了保障国家安全，甚至都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口号，“以解决吃穿用为中心”向“备战”转移。可以说国内此时的状态已经紧绷到了极致，苏联的一举一动无时不刻不撩拨着我们国家脆弱的神经。
为了稳定局势，毛主席选择开建国来从未有过的先河，那就是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
在这种关键时刻，毛主席为何要做出如此决定？换司令又和苏联之间又有何关系？这次的调整，其实不只是表面上调整一下司令员而已。事情的严重程度和复杂程度，从当时国内的局势就能看出来了。叶剑英元帅心中也十分清楚人民军队的建设产生了很大的干扰和破坏，整顿军队已经迫在眉睫、刻不容缓了，他的想法也使毛主席下定决心来整顿军队。毛主席深知军队建设的重要性，几十年前毛主席就提出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中国共产党作为国内唯一的执政党，必须加紧对军队的建设，也只有共产党能参与军队的建设，这便是“党指挥枪”。
1973年年初，毛主席做出的第一个重要决定就是允许小平同志出山。当时的小平同志仍然是处于被冷落的地位，而他之所以能够回来，也是靠他本人争取的结果。在陈毅元帅的追悼会上，毛主席强调了陈毅元帅这一生的功绩，而后又说小平同志的问题其实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得到消息的小平马上向毛主席写了两封信，表示愿意回来工作，继续为人民和党和国家服务。后来的事情大家也都知道了，小平同志成功出山，继续在党中央主持工作。
在一天下午，毛主席和小平听完了工作汇报后，毛主席在房内说：“对外，苏联作为我们曾经的老大哥，却对我们虎视眈眈，对内，思想动乱发生了好多年，有些同志的想法也并非没有可取之处，你怎么看？”
小平没有急着回答毛主席的提问，在一番思考过后，他将桌上的两个杯子互相换了一个位置。主席见到小平的这一举动，笑了笑，没有说话。
1973年，12月12日，在北京，毛主席桥头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本来大家都以为这次会议只是一次普通的会议，不会有什么波澜。但是，会议开始后，却惊掉了在座各位的大牙。会议一开始，毛主席就直接说道：“政治局议政，军委议军也议政，那我一点办法没有。”在座的人听了心里自然掀起惊涛骇浪，这句话的意思已经很重了，所有人顿时一口大气都不敢出。
这个时候，毛主席直接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我想了很多，觉得各大军区的司令员对调一下比较好，部队一直由一个人领导，难免会变油，如果出现了割据一方、怠政、懒政的的情况有谁能负责？这会给我们国家带来大乱子、大麻烦的。况且司令员们的思想都值得学习，因此对调司令也是交换一下思想。”毛主席说完这番话后，周总理接着补充道：“之所以只对调司令员而不调换政委，也是为了防止出现政委只听司令员的话，关系不好，影响了工作，那怎么行？”
这次政治局会议结束后，一行人又前往人民大会堂召开了第二次会议，毛主席同前来参加会议的各位司令员和军政委握手，等到与田维新握手时，毛主席边握着他的手边问到：“维新你是哪里人？”田维新毫不犹豫地答道：“我是山东东阿人，曹植就死在东阿。”毛主席听了问到：“曹植死在东阿，那埋在哪里呢？”田维新略微思索，过后答道：“鱼山。”“那你知道鱼山西边有个什么湖吗？”田维新没搞懂为什么主席为什么要问这种问题，但还是回到：“东平湖。”毛主席听了之后喜笑颜开，说：“以后你就负责总政治部了。”田维新听了，赶忙拒绝，表示如果李德生调走的话，自己一个人无法胜任工作，但是毛主席还是坚持要求以后总政治部交给田维新。在之后的会议中，毛主席突然向许世友语重心长地说，你要向周勃多学学啊。
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终于洗清了冤屈，而且由邓小平担任总参谋长。
这次会议结束后，毛主席开始不断地接待军队中的重要人物。12月21日的中南海格外的热闹。毛主席在书房一口气接见了四十多人，这四十多人个个都身居要职，政治局委员、军区司令员、政委。这四十多人都在抗日战争中和解放战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都是共和国的栋梁。
在这次会议上，主席亲切地询问了每一个人的身体情况和家庭情况，之后主席便提出了自己的想法，而他第一个问的则是八大军区中的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李德生虽然年纪小，但是地位却最高，首先他坐镇北京军区已经3年，还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李德生对毛主席提出的意见，坚决支持“服从党的决定，听从党的领导，绝对没有怨言！”毛主席对他的答案可以说是十分的满意，他很满意的说：“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听党指挥，能打胜仗，这才是应该有的样子。不要因为听到调动就不高兴，谁愿意离开老单位？去了新地方虽然不了解情况，但是只要坚持为人民服务，照样能干出一番事业。”主席后来询问其他的司令员时，其他司令员也都接受了主席的调任令。
至此，毛主席心中的大石头总算是落下了，临走前毛主席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热热闹闹的，不要搞得太冷清，务必尽快完成”。
第二天，也就是12月22日，毛主席把军队中的核心领导人全部召集来了，正式下达了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命令。周总理则公布了这次对调的细节。
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同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对调。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同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对调; 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同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对调; 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同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对调;
这次对调，开了我国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先河，使我们的人民军队的灵活性大大增强。虽然毛主席当初也不确定这次对调造成的影响是好是坏。但是几十年过去，我国的现状已经毫无疑问地证明了这件事的正确性。这次对调不仅加强了军区与军区之间的交流学习，也使各个司令员了解了每个军区的所长所短，为军队的建设提供了十分先进的经验。
多年后，小平同志回忆起毛主席调换八大军区司令员的这一举动，不由自心里赞叹到：“主席的这一招可真妙啊，可以说是对军队的掌控把控到了极致，主席还是和以前一样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