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过南昌起义的萧克晚年谈起三河坝战役时曾说：
“没有三河坝战役，便没有井冈山会师，罗霄山脉(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及其对南方游击战争的影响就不会那么大。”
同样谈起三河坝战役，一个不能不提的人就是朱老总。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后，以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人决心以武装的革命来对抗武装的反革命。
8月1日，南昌起义后，根据中央的决定，起义军准备南下夺取革命大本营广州，重建革命根据地，然后再发起新的北伐。可遗憾的是，部队自从南昌出发后，沿途就遭到了国民党军疯狂地尾随进攻，起义军先后与国民党军钱大钧部、黄绍肱部交手，损失惨重。特别是会昌一战，尽管此战歼灭国民党军钱大钧部6000余人，但起义军自身伤亡也达到了2500余人。
钱大钧部虽然伤亡惨重，却并没有选择离开，而是继续率残部
尾随，就在起义军南下途中，钱大钧接到了李济深的命令，要求他牵制在广东省大埔县三河坝的第11军25师。
起义军于9月22日占领广东大埔县后，考虑到李济深派薛岳、陈济棠率1.5万兵力，企图寻求与我军主力决战，为使我军能心无旁骛的，故而决定将一部分兵力留在三河坝。
时任第九军副军长的朱老总主动请缨负责指挥11军25师。
朱老总以3000余兵力血战钱大钧部一万余人三昼夜，掩护主力南下，尽管兵力上处于劣势，却牢牢地挡住了钱大钧，三天阻击过后，朱老总从三河坝上撤离下来时，尚余部队2000余人。
尽管据三河坝战役资料中，未考证到国民党军伤亡数字，但从后来结果来看，钱大钧的伤亡应该是不小，虽然他从明面上算是赢得了战斗，但
却没实现完好的结果。
事后朱老总率领三河坝撤下来的队伍，与广东海陆丰地区的起义农民武装会合，并会合了一部分从潮汕兵败撤下来的起义军残部，经过赣南三整后，部队的凝聚力大大增加，为发起湘南起义埋下了伏笔。
三河坝一战后，钱大钧也获得了升官，1927年9月28日，钱大钧所部被扩编为32军，其不仅继任为军长，还同时兼任了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
“钩大钱”
需要指出的是，钱大钧所率追击南昌起义军的部队，是隶属于国民党军蒋介石嫡系的第一军第20师。
北伐开始后，第一军奉令出击，其中钱大钧所率第20师留守广东。
蒋介石对于钱大钧，不可谓是不重用，钱大钧在北伐时期历任三个师的师长，都是隶属于蒋介石第一军麾下，分别是第一师、第二师、第20师，直至1927年9月后，第20师扩编为第32军，钱大钧一路直升可谓是顺风顺水。
在蒋介石身边嫡系中，向来就有五虎上将、八大金刚之类的俗称，钱大钧就位列八大金刚之一。根据《文史资料选辑》一篇《我所知道的钱大
钧》一文中称：
“所谓八大金刚，是指何应钦、顾祝同、钱大钧、蒋鼎文、陈诚、陈继承、刘峙、张治中等八人。他们都是从广州黄埔军官学校教官出身而起家的。在蒋介石集团中掌握兵权的。大都是八大金刚门下黄埔一、二、三期的学生。八大金刚皆由蒋一手提拔，次第由带兵官佐跃升为封疆大吏。”
这份名单中大部分人都是威名赫赫。
严格意义上来讲，这些黄埔教官出身的人，也都应该算是黄埔系，尽管这批人大多数都是保定军校毕业，但在黄埔生尚未成长起来之前，这批人就构成了黄埔系早期的中坚，国民党军后来逐渐的建军扩军，其麾下部将中，也多数都是重用黄埔毕业生。
等到黄埔生逐渐成长为军师一级的将领后，这些“八大金刚”早已被擢升到了更高的位置上。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淮海战役中，杜聿明明明比刘峙更能干，却
只能担任徐州剿总副司令，因为刘峙资历上比杜聿明更老。
也许是在长久的革命生涯中，这帮所谓的“八大金刚”心生厌倦，以至于后来逐渐消磨了斗志，所以这帮人后来大多数都陷入碌碌无为的境地。
毫无疑问，钱大钧就是其中之一。
熟悉近代史的朋友，想必一定会熟悉钱大钧的一个绰号“钩大钱”。
这个颇有意思的绰号从字形上来看，倒与本尊“钱大钧”三个字格外相似，充分体现了钱大钧一个本性——贪财。
从1927年9月升任32军军长后，钱大钧的地位便连年攀升，1930年中原大战，钱大钧还短暂地担任过南方前线总指挥。后来又陆续兼任了第13军军长兼鄂豫皖三省“剿匪”军中路军预备队指挥官，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办公厅主任、军事委员会保定行营主任。
随着蒋介石一系列的南征北讨，如果算上张学良在东北易帜，他已经实现了名义上的全国一统。
当然除了蒋介石中央军嫡系外，数量庞杂的是各个地方的军阀武装，因为彼此建制不同，所以混乱不堪，蒋介石也在三十年代，决心对全国的军队进行统一的整编。
蒋介石心里的“小小九”盘算得很细，他自己的嫡系中央军，自然是一个也不能裁，所以只有那些地方混乱不堪的杂牌武装可以做文章，一来巩固自身实力，二来削弱地方军阀势力，好为自己的统治打一个坚实的基础。
那时钱大钧除了担任军事委员会保定行营主任外，还兼任着陆军保定处编练主任，手里握着一点小权力，眼看自己当官多年，手上竟无一丝积蓄，于是决定借此机会大佬特劳，而这些地方军阀部队的将领，为了能保住编制份额，自然就求到钱大钧的头上。
于是乎，这些西北军、东北军的将领，见了钱大钧自然是玩儿了命地送钱，谁给的钱多，谁的见面机会就多、谁的军队编制也就大。
钱大钧这一手玩得很溜，但他忘了一点，他手中的权力都是蒋介石给的。
蒋介石想借机裁撤地方部队，你倒好，挖空心思把这些人全给送上来，当着面蒋介石也不好意思把事儿做绝，只好找个由头惩治一下钱大钧。
在被举报以后，蒋介石就向处理钱大钧，经何应钦说清后，蒋介石没处理钱大钧，只是把负责替他收钱的哥哥钱体声给毙了，任凭钱大钧如何求情，蒋介石始终不允。
时人皆知，蒋介石此举为杀鸡儆猴。
八面玲珑
诚然，这鸡是杀了，猴却没怎么怕，以后的日子里，钱大钧依然是步步高升，而且贪得更狠了。
就从一名军事将领而言，钱大钧身上的毛病不是一星半点，不仅是贪财好色，就连指挥打仗也很成问题，之前三河坝战役，钱大钧以三倍的兵力，打了三天都没拿下，到朱老总率领残余的2000余兵力撤离一天后，钱大钧才察觉。
1930年中原大战，张发奎兵出湖南反蒋，蒋介石任命钱大钧为南方前线总指挥，负责湖南战事。
可没想到的是，张发奎以劣势之众，居然连战连捷，如果不是粤军蒋光鼐、蔡廷锴两师兵出韶关，迅速占领衡阳，中原大战胜负还未可知。
钱大钧作为总指挥，率领武汉军校毕业生一路抵达湖北通城火车站，实际上尚未抵达前线，钱大钧耳闻前方枪炮之声，还以为是张发奎大军已经杀了过来，吓得立马率领20几个卫士逃到了距离火车站三里地的树林中暂避。
事后这支部队被击退，钱大钧这才知道，来进攻车站得不过就是张发奎收编的土匪部队，这才放心了不少。
一个曾在黄埔听钱大钧讲过课的学生私下里对人说：
“教育长是教官出身，对战术作业好，但打仗勇气差。”
对于这位心腹，蒋介石心里也很无奈，因为打仗的能力欠缺，钱大钧后来基本上没带过兵，但他在后方几乎是无所不贪，恶名在外，蒋介石几次为平息众怒，不得不处理，可过不了几天，就又把他调出来。
钱大钧之所以屡受蒋介石重用，大概率和他八面玲珑的个性有关。
据说还有这样一个故事。
1936年的一天，蒋介石与心腹幕僚吃饭，说起一件往事：
“还记得十年前，我在黄埔港乘游艇时，吃过游艇上严姓老妈妈做的黄埔蛋，非常好吃，如今故地重游，十分怀念。”
蒋介石也许只是在吃饭间隙偶然说的一句，大概率放在其他一些人身上，也只会以为是闲聊的一句，但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在一旁坐着的钱大钧却悄悄记了下来。
第二天，钱大钧便带了两个侍从出门，去找蒋介石所说的这个“严妈妈”去了，皇天不负苦心人，没想到真的被钱大钧找到了。事后钱大钧将这个“严妈妈”带到了蒋介石身边，还给他做了一碗令他念念不忘的“黄埔蛋”。
钱大钧如此善于察言观色，蒋介石自然万分喜欢，对他也就更加重用。
尽管这只是一个故事，这其中的寓意自然是非同一般。
1935年4月，钱大钧被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铨叙厅(部)颁令叙任陆军中将，并于10月担任了蒋介石侍从室第一处主任，直接向蒋介石负责，主管全国的政治、军事、党务工作。
自从被调到蒋介石身边后，钱大钧更是挖空心思替蒋介石服务。
要说起来，钱大钧虽然优点不突出，但却极其擅长案头工作，特别是写得一手漂亮的蝇头小楷，当年蒋介石在黄埔兵器部突击检查教官的教案，大多数人写的都很潦草，只有钱大钧笔迹工整，不仅如此，钱大钧在教案上还手绘着各种兵器图谱。
当了蒋介石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后，钱大钧的案头工作做得更加细致，基本上蒋介石这一时期军事上的计划、方略、命令，都是钱大钧拟定的，而且钱大钧在蒋介石身边，还负责出谋划策，拟定作战计划，他所拟定的作战计划，有时就连白崇禧也很佩服。
钱大钧善于察言观色，有时蒋介石对于决定的事情并不明说，但钱大钧往往能切中要害。
1936年11月，蒋介石为处理两广事变，准备成立广州行营，拟定了陈诚任广州行营主任，钱大钧任行营参谋长，但他不明说，还试探性的问钱大钧意见。
“先生学生，学生先生，先生先生，学生后生，学生先生，先生岂奈学生何？先生可以为学生乎。”
钱大钧意识到蒋介石话里有话，于是特意说：
“原来学生跟着先生启蒙，可学生后来中了秀才、中了举人，占了三元，先生跟不上了，要跟学生学还来不及。”
蒋介石颇为满意，于是问钱大钧：
“我现在要在广州成立行营，你任参谋长，你看谁可以任你的上司。”
钱大钧心领神会地回答：
“我看非辞修莫属。先生既可当学生，学生亦可当先生，我愿意当辞修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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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细细算起来，陈诚与钱大钧也谈不上什么“学生”、“先生”，不过，两人虽然都是黄埔系教官出身，但钱大钧一开始确实要比陈诚位置上高一些，当军长也是钱大钧最早，陈诚次之。
陈诚后来知道了这件事，不由得也感慨了一句：
“还是慕尹最懂校长心思啊，这方面我不如他。”
从一件小事上，足以看出钱大钧八面玲珑，不仅仅在于对蒋介石，对陈诚、何应钦这些同僚也同样是如此，所以每次钱大钧闯祸，总有人替他求情开脱，蒋介石也离不开这样一个心腹幕僚，所以每次罢黜不过也只是走个流程，就把他给调了上来。
替孙立人求情
钱大钧做事十分圆融，而且也愿意给人留一线生机。这也是是他人缘好的根由之一。
1928年，陈赓赴天津执行任务，刚在上海坐上火车，不提防迎面就撞上了钱大钧。
尽管陈赓上车以后，赶紧用报纸遮着自己的头，但没想到钱大钧惊鸿一瞥，早就注意到了陈赓，刚坐下没一会儿，钱大钧就派他的副官过来，执意要拉着陈赓去见面，没办法陈赓只要硬着头皮去。
要知道当年钱大钧曾任黄埔军校筹备委员，军校建立后又担任上校总教官，对于陈赓这样一个出色的学生，又怎么会轻易忘记。
“最近在忙什么？”
“没什么，忙着找工作。”
陈赓东一句、西一句的闲扯，无时无刻在想脱身的机会。
钱大钧知道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员，所以也不明着说。也知道无论他怎么劝说，陈赓也都不会回头。
两人就这么在路上含含糊糊，火车过了徐州以后，陈赓找了个由头就走了，钱大钧也不干涉，任由他离开。
钱大钧表面上装糊涂，其实心里很清楚，陈赓就是个“烫手山芋”，虽然他是共产党员，可在当年东征时救过蒋介石的命，如果是自己抓了这个学生，那蒋介石会怎么看这件事，索性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把人放了，就当没见过。
事实上，钱大钧完全吃透了蒋介石，陈赓于1933年在上海被捕，随后被押送到了南京，始终坚贞不屈，蒋介石也无奈，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了他。
还有一件事需要说明。
随着国民党当局败退台湾，蒋介石对于当年这些嫡系心腹，大多都弃置不用，陈诚、顾祝同大抵都是如此，唯独钱大钧始终身居高位。
1955年6月，孙立人被卷入“兵变”被蒋介石下令免除职务。
蒋介石一直以来就对孙立人抱有戒心，盖因孙立人本身是英美系官员，不是蒋介石黄埔嫡系出身，败退台湾之初，蒋介石因要争取英美支持，不得已对孙立人委以重任，后来局势稍稍缓和后，就打算将孙立人一脚踹开，孙立人事先有所察觉，也积极预备筹建自己的圈子，可惜效果并不明显。
尽管蒋介石以雷霆手段处理了孙立人事件，可为了争取美援助，蒋介石也不能轻易动孙立人分毫。
1955年9月19日，蒋介石派“外交部长”沈其昌专程赴美解释，在保证不把孙立人关进监狱前提下，换取美国人的支持。
钱大钧对蒋介石的心思揣摩的是恰到好处。
9月20日，台北军事法庭，审判长钱大钧义正严词的审问孙立人：
“党国对你不薄，你为什么要密谋叛乱？”
不料想孙立人不仅反驳，还当庭怒骂钱大钧：
“钱大钧，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就是党国的蛀虫，在大陆贪了多少钱呢？该被审判和枪毙的是你！”
结果整个庭审现场一片混乱，被迫中止。
按理说钱大钧挨了孙立人这一骂，碰上小心眼的人，还不趁着他倒霉，狠狠踩两脚，但钱大钧并没有落井下石，反而在庭审结束后为孙立人说情：
“我和抚民（孙立人的字）接触过，他不会有异心，最好能从轻发落。”
蒋介石承钱大钧所请，算是“网开一面”。10月20日，蒋介石出具手令称：
“孙立人久历戎行，抗战有功，且于该案发觉之后，即能一再肫切陈述，自认咎责，深切痛悔，兹特准于自新。毋庸另行议处，由国防部随时察考，以观后效。”
1955年10月30日，军事法庭宣判：
孙立人“纵容部属武装叛乱”、“窝藏共谍”、“密谋犯上”三项罪名成立，但念在戡乱和抗战有功，毋庸议处，兹判其无期限在家监禁。
毫无疑问，钱大钧没有把事情做绝，当然这也和蒋介石不想把事情做绝有相当的关系，从这一面上来看，也不得不让人对钱大钧刮目相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