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镈同志，陕西省府谷县人。一九〇六年出生于一个中农家庭。早年曾在汾阳县铭义中学读书，在学校积极参加学生运动。他在青年时代就接触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追求革命真理，积极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把自己的生命和党的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为了捍卫党的利益，他勇于向邪恶势力作斗争，献出自己的一切。同年，他受党的派遣，到广州黄埔军官学校学习，任连队党支部书记。当时，军校的少数国民党右派分子，疯狂进行反革命活动。他们制造反动舆论，反对孙中山先生倡导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反对共产党，破坏国共合作，气焰十分嚣张。赵镈同志在军校党组织领导下，积极带领共产党员和进步学员，同反动势力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在一次集会上，有人叫嚷“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诬蔑攻击共产党。赵镈同志挺身而出，当场予以回击，充分表现了共产党人的英雄气概。
一
赵镈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他遵照党的指示，在北平、天津一带从事地下工作。由于叛徒出卖，党的组织遭到破坏，赵镈同志在天津被捕入狱。在法庭上，他坚贞不屈；在金钱面前，他志坚不移。不仅保持了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操，而且始终未忘党员的义务和职责。在狱中，他积极对难友进行宣传和教育，组织领导了以反迫害为中心内容的绝食斗争，反对敌人的虐待和迫害。两年后，赵镈同志获释出狱。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继续在天津从事地下工作。
一九三一年六月，他二次被捕。敌人对他施尽了一切酷刑，严重地损害了他的身心健康，即使如此，他仍然毫不动摇，始终保持着旺盛的革命斗志。敌人无计可施，只好把他解送北京反省院。
薄一波、杨献珍
在反省院期间，赵镈同志担任地下中共支部委员和学习委员会委员，与杨献珍、薄一波（当时名张云朴）等同志一起，组织难友坚持斗争。他们通过关系，从狱外带进马列著作和党的文件，拆成散页，夹在《红楼梦》等书籍里，在同志中传阅。敌人在狱中大讲“四书”、“五经”，企图欺骗政治犯“改邪归正”，赵镈同志就组织难友学习马列著作，鼓舞大家坚持斗争；敌人组织天主教徒到狱中讲“上帝创造世界”，赵镈同志就组织同志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抗日救国的道理，使同志们保持清醒的头脑。
一九三六年春，全国掀起抗日高潮，反动的监狱当局企图欺骗狱中的共产党员发表“叛党声明”。他们先写好反对共产党的“启事”，到狱中对政治犯说：“只要在上面按个手印，即可释放。”赵镈同志和支部书记薄一波同志等，及时揭穿了敌人的阴谋，发动狱中全体同志，坚决拒绝按手印，使敌人的阴谋破产。
这年“双十二事变”后，赵镈同志经党组织营救出狱。长期牢狱生活的折磨，赵镈同志患了严重的胃病，身体很弱。他出狱以后，一天也没有休息，就要求工作。开始，组织派他到冀东，选调津南工委任书记。
二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赵镈同志按照党的指示，拖着虚弱的身体，到冀东一带恢复党的组织，组织抗日武装，发动敌后游击战争。
一九三八年秋季以后，他先后担任冀南区党委组织部长、党校校长和鲁西区党委组织部长、党校校长等职务。
一九四〇年三月，赵镈同志调任鲁南区党委书记兼鲁南军区政委。这时八路军一一五师正活动在这里，赵镈同志与它密切配合，协同行动，大力加强党的建设、地方政权建设和武装建设，先后建立了三个地区一级党的领导机构和三个军分区，并逐步健全了这个地区的各级政权。
罗荣桓
这期间，鲁南地区分别召开了工、农、青、妇各界代表会议，建立了各群众组织，统一了党对鲁南地区群众运动的领导，壮大了抗日武装力量。赵镇同志认真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他偕同一一五师政治委员罗荣桓同志，亲到临沂、郊城各县检查审干、“肃托”工作，发现有的地方发生乱捕乱杀的现象，便及时作了纠正，为一些同志平反了冤案。这一切，对于建设鲁南抗日根据地都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朱瑞
赵镈同志一惯重视学习，善于用马列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实际工作中的问题。在他的积极倡议下，鲁南区党委创办了区党委机关刊物《先进》，并由他亲自撰写了发刊词。当时，中共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同志还请他给分局党校师生作了《反对事务主义》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深入浅出地阐述了革命理论的重要性，分析了事务主义的危害，使党校师生受到了深刻教育。他曾对当时一位不大注意学习的同志语重心长地说：“共产党员应该做学习的模范。忽视理论学习就会目光短浅，迷失方向，犯经验主义错误。”说罢，他熟练而准确地背诵了斯大林《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的一段话：“在国家工作和党的工作的任何一个部门中，工作人员的政治水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觉悟愈高，工作本身的效率也愈高，工作也就愈有成效，反过来说，工作人员的政治水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觉悟程度愈低，就愈可能在工作中遭到挫折和失败；就愈可能使工作人员本身庸俗化和堕落成为鼠目寸光的事务主义，就愈可能使他们蜕化变质。这要算是一个定理。”这位同志深受感动，从此重视了理论学习，以后成为坚强的革命者和领导者。
皖南事变
一九四〇年下半年，鲁南地区的形势逐步恶化。敌伪封领山区，分割平原，调兵遣将，频繁“扫荡”。特别是“皖南事变”后，鲁南地区的国民党顽固派与地方势力相互勾结，不断侵占我根据地。
一九四一年一月中旬，鲁南区党委在万村召开边联县村支部书记会议，赵等同志亲自传达“皖南事变”的经过及鲁南地区的形势和任务。他指出：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已波及我鲁南地区。他号召大家，提高警惕，以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当天晚上转移到枣庄尚岩西北的小山沟，每人发一个谷草苦作铺草宿营，第二天由彭畏三参议长主持在枣庄山上布置工作。
房永典
这年春季，因斗争形势的需要，鲁南区党委和鲁南军区去鲁东南，鲁南行署和各救会去邹东，一一五师去滨海。国民党五十一军六八三团团长张本枝，乘我后方空虚，纠合顽匪王洪九、李以锦等部，突然于四月二十五日袭击并占领了边联县。县委书记邸励与县长狄井芗，带领机关人员沉着应战，边打边撤，转移到青山套，驻万村的县大队同时亦遭袭击，撤到青山套与县委会合。县委一面派崔梦坡、房永典二同志通知一、二区向苍山突围，一面率领县、区武装及党政人员连夜向南突围。到达吕家村（现属苍山县南桥乡）时，又受日寇袭击，县委宣传部长马驰不幸牺牲。二十五日一夜之中，驻边联县的机关单位遭顽军袭击的二十二处，我方干部、战士被活埋、枪杀七十余人，损失步枪二百余支，损失物资价值二十余万元。这就是震惊鲁南的“四、二五”事变。
在这次事变中，边联县三区中队长沈文佃叛党投敌，向敌人交了枪和文件。赵镈同志对此非常痛心，严肃地对大家说：“叛党投敌是原则问题，是可耻行为，决不能原谅。”为此，在庄坞召开大会处决了这个可耻的叛徒。
“四、二五”事变后，在敌伪顽夹击下，鲁南根据地日益缩小，一度出现“南北十几里，东西一线牵”的严重局面。为了扭转局势，罗荣桓同志调拨了两个独立团，组成讨逆军，由赵镈同志任政委。在边联县、区、乡武装的配合下，讨逆军分两路向占领我根据地的国民党顽固派军队进行了英勇顽强的反攻。经过三天战斗，全部收复了失地。
张雨帆
赵镈同志无论条件怎样艰难困苦，始终与大家同甘共苦。据秦泽甫回忆：《一九四〇年的旧历腊月，我们还没穿上棉衣，赵镈和其他负责同志也与我们一样穿着单衣。每天早晨，在赵政委与张雨帆、魏思文、林乎加、几位部长的带动下，起床号一响，大家便迅速起床到操场集合，一起跑步。跑得身上暖和了，我们就三三两两地在一起说说笑笑。赵馎同志有时也和我们一起开开玩笑，唱唱歌曲。大家与他在一起都感到非常愉快。
那时候我们洗脸、刷牙都是到河里去，赵镈同志也与我们一起。冬天河里结了冰，他就砸开冰冻取水。
“每天早晨，我们都要分组学习时事和理论。遇到疑难问题常去找赵镈政委，他总是耐心地给我们解答。有时他还把我们集合起来，作形势报告，或讲《联共（布）党史》。他的讲话，理论联系实际，使我们深受教育。”赵镈同志具有高度的群众观念，时刻把人民群众的疾苦放在心上。
一九四一年春，鲁南地区严重春荒。他亲自带领机关干部，帮助驻地群众拉犁春耕，与群众一样吃糠菜、树叶、地瓜秧。他经常教育干部要廉洁奉公，一旦发现干部中有危害人民利益的行为，就及时调查处理。当时郯城县县长贪污腐化、道德败坏，在群众中造成恶劣影响。赵镈同志组织人员查实后，立即撤销了他的一切职务，并开除他的党籍。
赵馎同志有很强的组织观念。他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组织生活。有一次开党的小组会，有的喊他政委。他认真地说：“在党小组会上，不管领导还是被领导，大家都是党员，同称同志，以后喊我赵镈同志就行了。”由于赵镈同志的平易近人，循循善诱，大家不再感到拘束，都敢于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同志之间存在的问题，他能及时消除，大家心情舒畅。
三
赵镈同志十分注意执行群众纪律。他经常亲自带领纪律检查小组，检查群众纪律的执行情况。有一次，部队经过敌占区青竹湖一带（现属苍山县），需要穿过一条河。赵镈同志和警卫员小任挽着裤腿，亲自下水，搀扶年老体弱的同志过河。
这时，岸上忽然传来马的嘶鸣声，赵镇同志警觉地抬头一望，马正在大口大口地啃农田里的豆子。他立即命令小任：“上岸把马拴好，别槽踏了群众的庄稼！”小任不以为然地说：“赵政委，这里是敌占区，咱们的马吃它两三棵豆子也没什么！”赵镈同志一听这话，立刻上岸，亲自把马拴好。然后，严肃地批评小任说：“小任同志，你想过没有?虽然这是敌占区，可是，种地的老百姓却和我们一样，是受日本鬼子欺侮的。这土地，这庄稼，都是咱们中国的，咱们有责任加以保护。我们的队伍无论在根据地，还是在敌占区，都要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紧密联系群众。”赵政委的话像一阵春风，吹醒了小任的头脑，使小任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也给在场的同志们上了一次生动的政治课。
一九四一年九月的一天，鲁南区党委机关转移到膝、峄两县交界的一个名叫桃花峪村的小山庄。吃过饭后，入伍不久的新战士小崔在洗刷炊具时，不小心把从房东家借来的一个小瓦盆打碎了。小崔想买个新的赔上，可这深山沟里根本没有卖窑货的。他想按价给房东钱，又怕老百姓不肯收，推推让让的叫首长知道了，少不得一顿批评。他左思右想没有主意，便把打碎的盆碴子收拾了一下，顺手放到院中一个石台子底下，闷闷不乐地出去了。恰在这时，赵缚同志带领检查小组进来了。他走到石台子跟前，忽然脚下“咯吱”一声，像是深破了什么，低头一看，原来是一块盆碴儿。这引起了他的注意。他留神观察了周围，见在石台子底下有一堆盆碴儿，碴口全是新的。他神色严肃地问明原委，径直走到房东家里，赔礼道歉，并赔偿了价款。临走时，对房东说：小崔同志不好意思来，托我把钱交给您！”
老房东哪里肯收一个瓦盆的钱呢！他决定把钱再送回去。刚出家门口，迎面碰上了小崔。他一把拉住他说：“小崔同志，咱们可是一家人，不兴见外呀！别说你打一个瓦盆，就是一个金盆俺也舍得。我怎么能收你的钱呢？快给我把钱拿回去！”说着把钱塞到了小崔手里。这下可把小崔打进了闷葫芦，手里拿着莫名其妙的钱，不知如何是好。老房东瞅着小崔惊疑的神情，微笑着说：“小同志，你别装糊涂了。这不是你托赵政委还给我的盆子钱吗？”听罢老房东的话，小崔豁然明白了。他把手里的钱往房东衣袋里一塞，调头就跑，边跑边说：“大爷，错了错了，我没给你钱！”小崔一口气跑回去，羞愧地向赵缚同志检讨了自己的错误。从此以后，小崔再也没有违反群众纪律。那位房东老大爷逢人就说：“赵政委带领的队伍真好！”赵博政委不仅从政治思想上严格要求干部和战士，而且在生活上也非常关心。
一九四一年秋天，日军向我鲁南根据地进行大“扫荡”。有一次，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来了个紧急通知，要我鲁南区三地委务必在次日拂晓前转移出去，否则，就会受遭很大危险。当时三地委驻地苏北铁佛寺西边的丁滩子，离区党委一百多里路，中途还要经过敌占区，仓促间完成这一艰巨任务，确属不易。老交通员姜万年同志勇敢地承担了这项任务。他不辞劳苦，费尽周折，终于把通知送到三地委。回来时，赵镈同志看到他那干裂的嘴唇，粘满汗水和泥土的眉毛，一把握住他的手，久久不放。待稍微平静以后，又亲切地说：“老姜同志，你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可是你太辛苦了，也太劳累了。你现在的任务是休息，就在我的床上好好睡一觉！”接着，他吩咐饮事员弄点小米，买点猪肉，做一顿小米饭，慰劳老姜同志。饭端进来以后，姜万年望着赵镈同志布满血丝的眼睛和瘦弱的身体，端着一碗香喷喷的小米饭，怎么也吃不下去。他想：赵政委日夜操劳，和战士们吃一样的高粱米，啃一样的地瓜干煎饼，我怎么能吃这样好的饭菜呢！赵镈同志好像看透了他的心思，便端起碗说：“来，老姜同志，咱们一块吃。”两人一边吃饭一边拉呱，老姜觉得这小米比什么都香。
四
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七日，是鲁南人民永远不能忘记的日子。
日寇扫荡临郯平原地区
这年十月上旬，日寇扫荡临郯平原地区，区党委于十月二十日转移到银厂村（现属苍山县）休整。银厂村四面环山，当时有一百九十户左右人家，是山区中的大庄。十月二十五日，国民党六八三团得到原国民党乡长郑竹明和银厂村奸细的情报，得知“有共产党高级领导机关”进驻银厂村，便派密探侯德俊（叛徒）前往侦探。
鲁南区党委进驻银厂村后，对外番号叫“四梯队”，十分秘密，老百姓谁也不知道是什么机关。侯德俊发现村内有不少马匹和警卫人员，断定是高级领导机关；同时发现村内有电线址入赵傅同志的住所，断定是高级首长住处，即回九女山复命。
王洪九（汉奸）
顽固派团长张本枝与团少校政治指导员（即政治部主任）于大川认为情报可靠，当即召开紧急会议，部署袭击银厂。他们一面通知地方顽匪荣子恒、王洪九等部配合行动，袭击边联县；一方面全团倾巢出动，于二十六日夜包围了银厂村。
当时鲁南区党委直接掌握的武装只有警卫连两个排，另外住村南的党校工农队里还有部分带枪的学员，民兵联防队三十余人也驻在村外。二十七日凌晨三时许，敌人的三个营分别占领了银厂西面、北面的山头。四点左右，一营的主攻连潜入银厂附近的松林。我对西北炮楼上的岗哨有所察觉，朝松林打了一枪。狡猾的敌人潜伏在松林内一动未动，麻痹了我方岗哨。沉寂了约半小时，敌人突然从西面、北面向银厂发动攻击。我方警卫连听到枪声，立即分兵进行还击。区党委各部门和党校人员也纷纷自动集合，组织突围。
赵博同志这天晚上睡得很晚。因为鲁南党校一批学员行将结业，学员来找他谈思想，请示工作。赵同志一一接待了他们，一直到十二点多钟。黎明的枪声传来后，他警觉起来立起身，给白山驻军打电话。不料只说了一句话，电话线就被敌人的间谍截断了。他刚放下电话筒，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吕志先就闯了进来，他说，从枪声判断，敌人的火力主要在西边。问：“是否向东突围?”赵博果断地答复：“可以。”吕志先刚出去，敌人就从西门冲了进来。
当时赵傅同志住在十字街口一家地主的房子里，西靠南北街，东靠东西街，大门朝西，另外还有向南开的便门。敌人冲进村后，立即用机枪封锁了赵博同志住处的大门，并打死了站岗人员。在情况万分危急时，赵镈同志沉着、机警地带领两个警卫人员和一个电报员从南门冲了出去，一起向东突围。据电报员张广平同志说：“突围时我在赵政委身后，将要出村的时候，他突然转过身来，抓住我猛向前推。我以为他嫌我冲得慢，就奋力向前跑，一直到达安全地带，才发现赵政委没跟上来。于是，我和两个警卫员又冲了回去。到了他的住处一看，没有一个人，只有地上尚未熄灭的纸灰。原来这天区党委机要秘书出发到外地去，他的文件包仍放在驻地。赵镈同志怕那个文件包被敌人得去，才只身返回，将机密文件烧毁。就在这时候，敌人冲进室内，赵镈同志不幸被捕。”
赵镈同志被捕后，敌人把他押到九女山张本枝的团部。第二天夜里，该团少校政治指导员亲自审问。开始敌人并未弄清他的身份。在敌人的法庭上，赵镈同志自称姓王，在营部当文书。尽管敌人对他压杠子，灌辣椒水，用尽了残酷的刑罚，他都坚决不吐露真情。后来由于一个叫蔡明的叛徒告密，敌人才知道了他的身份。反动派对此欣喜若狂。他们满以为通过他可以把整个鲁南区共产党组织搞清楚，从而一网打尽。但是，他们的美梦并没能实现。他们对赵镈同志用尽了各种酷刑，得到的回答只是一句话：“鲁南的共产党就是我。”
审讯进行到第四天，赵缚同志以大量事实，深刻揭露了国民党反共投降、袭击抗日军队的滔天罪行，怒斥了张本枝等顽固派认贼作父、破坏抗日统一战线、残害共产党人的罪悉行径。张本枝被驳斥得张口结舌，狼狈不堪。据亲身参加审讯和杀害赵缚同志的反革命分子于大川供认：“他(指赵镈）理论很深，一个人审不了他，我们三个人也审不了他。他从身份暴露以后，就讲共产主义革命前景，说共产党必然胜利。”于大川还供认：“我们劝他投降，他说：“我参加革命不是盲从的，是有足够认识的，要杀要砍由你们（指敌人）。要我放弃共产主义信仰，是痴心妄想’。我们什么也没问出来。”赵缚同志被关押在九女山十几天，张本枝用尽了威胁利诱各种花招，一无所获。便对赵镈下了毒手。
十一月十三日深夜，敌人派出一个连作为执法队，把赵傅同志押到九女山下。面对已经挖好的土坑，赵馎同志决定用生命的最后一息为党工作。他从容不迫地走近土坑，对行刑的国民党士兵发表了义正词严的演说：“现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日寇已深感人力、物力、财力不足，不得不推行‘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政策。只要我们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渡过暂时困难，最后的胜利一定是中国人民的……人总是要死的。我从入党那天起，就做好了准备，为人类的解放和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如今，大改当前，日寇还占领着我们的国土，蹂躏着我们的同胞。我没有死在抗日的战场上，却死在反共卖国的中国人手里，这使我终身遗恨。请记住，中国人民是杀不绝的。死了我一个，会有千千万万的人起来。抗战一定要胜利，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最后，赵缚同志高呼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解放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从容就义。时年三十五岁。
五
赵博同志被捕以后，党组织曾积极设法营救。由于当时鲁南的国民党反动派在军事上处于优势，在政治上死心塌地地反共反人民。因此，我方作的一切努力都没有奏效。直到赵镈同志牺性后，我方才停止了交涉。
赵镈同志牺牲的噩耗传开后，鲁南地区的党政机关、部队和群众，都沉浸在万分悲痛之中。鲁南区和边联县的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分别举行了追悼大会，悼念赵博同志。
为了纪念烈士，一九四三年春，鲁南区党委和鲁南行署决定，将边联县改为赵镈县。一九四四年春，又将烈士的遗骨从九女山迁葬于文峰山。同年秋，在文峰山修建了塔式银厂惨案纪念碑。赵镈县的群众自动捐集了八十斤铜钱，铸造了赵镈同志的铜像，镶嵌在烈士的墓碑上。
参与杀害赵镈同志的反革命凶手，并没有逃脱人民的惩罚。一九四一年冬天，边联县公安机关开始调查银厂村为国民党反动派作内应的奸细。虽然案情复杂，当时边联县又处在敌伪和顽固派夹击之下，环境动荡不安，但我公安人员依靠人民排除困难，终于在一九四三年春破案，先后逮捕并处决了敌人的坐探刘清阳、刘清怀等罪犯。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五九年，苍山县公安人员在县委的领导下，依靠人民和兄弟地区公安部门密切配合，先后将银厂惨案中参与杀害赵镇同志的反革命分子逮捕归案。其中有担任过敌人密探，以后混入苍山县农业局当了副局长的侯德俊；有在银厂惨案中担任主攻任务并且逮捕赵缚同志的国民党六八三团一营副营长李世祥；有亲自审讯并且临场活埋赵傅同志的敌少校团政治指导员、解放后化名于坤良的于大川（于之瀛）；还有敌六八三团少校军医、后逃回辽宁省盘山县改名迟六民混入田庄屯农场当了“高级大夫”的铁天民。
一九六〇年经县人民法院审理决定，上级人民法院核准，于三月十四日在临沂地区召开宣判大会，宣布判处于大川死刑，立即执行；判处侯德俊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判处李世祥无期徒刑；判处迟天民有期徒刑十五年。这些罪恶深重的反革命分子受到了应得的惩处后，人心为之大快。
赵镈同志一生是短暂的。但是他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在中国人民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他以对党对人民忠贞不渝、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革命实践，为人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他的伟大形象将与天地共存，与日月同辉，世世代代鼓舞着人们在迈向共产主义的征途上奋勇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