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7月16日至21日，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恢复邓公党政军职务的决议，邓公得以再次复出为国家做贡献。7月21日，邓公在会议闭幕会上说了一番肺腑之言：
“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还能在不多的余年里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在我个人来说是高兴的。”
“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
邓公是这么说的，更是这么做的。邓公复出以后，进行了一系列锐意改革的举措，取得了显著效果，受到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的欢迎和拥护，邓公在党内外的地位也不断提高。
然而，邓公的改革并非一帆风顺，甚至还会遇到巨大的阻力，甚至是自己同志的误解。
1988年，邓公在一次会议上力排众议，决定要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改变毛主席生前的一项决策，当时就遭到许多老将帅们的误解和反对。
为此，邓公顾全大局，当众表态：决心由大家一起下，决定由大家一起出，骂名则由我一个人来背！
这次会议讨论的是关于部队改革的一个事项：恢复军衔制。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简单回顾一下我军“军衔制”的变化过程。
1955年，我军举行了一次大授衔，评选出了十大元帅，十大大将，55名上将、175名中将和798名少将，另外还有其他的职衔。
这次授衔评定依据的资历、战功等各种因素，总体上来讲是名副其实。当时，还有很多党政干部其实也是战功赫赫，完全够资格授衔，比如邓公完全可以授予元帅，但他们根据工作需要，也都拒绝了。
这次授衔的初衷一方面是为了工作需要，与国际接轨。一方面则是对革命军人的一种肯定奖励。
谁也没想到，授衔之后，部队里也出现了一些不好的现象。如互相攀比的风气，有些人为此抱怨，发牢骚，情绪很大。
毛主席本人是一直反对军衔制的，毛主席始终认为军队是为人民服务的，军衔容易与人民群众产生距离感，正如毛主席所言：“胸前挂着一堆勋章，还怎么能够深入民间，怎么始终保持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呢？”
毛主席认为，我军始终提倡官兵平等、军事民主。佩戴奖章后，划分出了等级，久而久之，等级制度滋生，高军衔的人不由自主地觉得高人一等，开始对他人颐指气使。
这不仅破坏了部队团结，而且使旧社会的军队官僚主义滋生，违背了我军的优良传统，不利于部队建设。
因此，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有人就提出了不再实行军衔制，还觉得军衔制是教条主义的产物，不利于官兵平等，力主取消军衔制，相互之间称呼“同志”。
毛主席赞同这种看法，还提出了给高级将领降薪等措施，经过一系列的组织讨论，在毛主席的推动下，军衔制取消被提上议程。
1965年5月，全国人大通过了“取消军衔制”的决议，我军之后20年都是无军衔制。1988年，邓公又提出要恢复军衔制！
邓公为何要提出恢复军衔制呢？当时有人发现长期实行无军衔制后，部队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提出部队长期不见领导人，导致军队战斗力有所下降。
邓公慎重考虑后，决定提议恢复军衔制！然而，邓公提出这个提议后，很多老将表示反对，他们接受不了这个推翻毛主席“决策”的决定，心中也是忧虑重重。
然而，邓公发现长期实行无军衔制，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如各部队之间缺乏统一的调度和领导，导致部队作战和训练水平、出现严重下滑、秩序混乱等现象。
1980年，时任总后勤部副部长胥光义（1955年被授少将）率团前往美国考察，由于没有军衔，导致美国方面竟然不知该以何种规格进行接待。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深入推进，外事活动会越来越多，如果继续施行无军衔制，这种“麻烦事”会越来越多。
所以邓公才会力排众议，决定恢复军衔制，针对众人的疑虑，他勇于担责，说出了自己背负骂名的话。
1988年9月14日，洪学智等17人被授予上将军衔，之后各大军区都进行了授衔仪式，1452人被授予将官军衔，18万人被授予校官军衔，40.5万人被授予尉官军衔。
有些人还提出要给邓公授衔，邓公则断然拒绝了。至此，军衔制得以恢复，并沿用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