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辽衰金兴的国际形势重大变迁，北宋是应当继续维持澶渊之盟以来的宋辽总体和平状态，还是应当“见机而动”，利用变局提供的机遇谋求
更大的利益，北宋君臣围绕这个问题展开了争论。
相当一部分臣僚鼓动宋徽宗应当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完成收复燕云的大业。在谋辽复燕一事上，态度最积极最强烈的鼓吹者当属以赵良嗣（马植）为代表的归宋辽人。
政和五年（1115年），赵良嗣入宋后，极力向宋徽宗渲染辽的腐朽没落，在宋徽宗面前痛陈伐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而献上了“自登、莱涉海,结好女真,与之相约攻辽”的“灭燕之策”。他的主张得到了宋徽宗本人的认可，“帝嘉纳之，赐姓赵氏，以为秘书丞”。
除了赵良嗣之外，其他归宋辽人如董才，在接受宋徽宗召见时也“陈契丹可取之状甚切”，纷纷鼓动宋徽宗出兵伐辽。在宋廷内部，宋徽宗的亲信臣僚童贯、蔡京、王黼等人也“力主之，以图取燕”，极力推动赵良嗣“灭燕之策”的实施。童贯凭借崇宁年间对西夏、吐蕃的战功，“既得志于西边，遂谓北边亦可图
”；蔡京更是一度“欲启边衅，密谕摅，令激北虏之怒”，试图直接制造宋辽战端；王黼更是坦言“兼弱攻昧，武之善经也”，并告诫宋徽宗“今而不取燕云，女真即强，中原故地将不复为我”。
他们在朝中位高权重，朝政影响力极大，与宋徽宗之间的私人关系相较他人也更为密切，因此宋徽宗更乐意听取他们的建议。不仅如此，在宋辽边境前线，也有一批边将统帅向宋廷积极传达伐辽可行的信息。史载，“时薛嗣昌、和诜、侯益揣知朝廷有意幽、蓟，并迎合附会，倡为北事。”
所有这些信息都指向了一个方向，那就是劝宋徽宗应当抓住机会出兵伐辽，收复燕云故地。支持伐辽的声音在朝中逐渐占了上风，大大刺激了宋徽宗对“谋辽复燕”的自信心，促使宋徽宗本人也逐渐形成了伐辽可行的认知，开始着手为伐辽做积极准备。
然而另一方面，反对伐辽，或至少认为伐辽条件尚不成熟的声音也是存在的。在中央，反对北伐的典型代表人物当属知枢密院事邓洵武，他认为“自西方用兵，禁旅减耗，近差郊祀立仗，人不能足数……而又财用匮乏，民力凋弊，人皆知之，无取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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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的兵力、财力、人力不足以承担伐辽的重任，并提出了与伐辽支持者针锋相对的声音，“王黼言当兼弱攻昧，臣独谓不若推亡固存也。”，并质问“且与强女真为邻，孰若与弱契丹乎？”
在他看来，维持一个衰弱的辽，相比谋辽复云的“趁火打劫”做法要更有利于北宋的安全和利益。
在地方上，也有一些边臣甚至平民也反对北伐。真定府安抚使洪中孚更是直言“欲以无纪律骄兵伐人之国，何异缘木求鱼，万举万败，其理必然，徒自取辱国丧师而贻患于将来也。”
就连草泽之民安尧臣也“上书乞寝燕云兵事”，告诫宋徽宗“燕云之役兴，则边隙遂开”，应当“思祖宗积德之艰，监历代君臣之失，杜塞边隙，务守景德旧好”。这些臣僚们的反对意见，虽然不能认为其全无用处，事实上确实一定程度上促使宋徽宗反思伐辽的可行性，但并没有根本改变宋徽宗的对外认知。
宋徽宗最终还是接受了伐辽支持者的观点，认为与其采取“推亡固存”的维持现状政策，不如实施“兼弱攻昧”的机会主义政策。“谋辽复燕”的想法，最终还是在这一认知的推动下被付诸实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