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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只要买家的需求存在一天，拐卖人口的罪行就一天不会消失。
那些被拐卖到偏僻地区的女性，从落入人贩子手里的那天起，就彻底告别了自由，告别了过去。
很多人活着的支撑，就是有朝一日能够走出去。
然而，在这些可怜人里，罗小佳却是个例外。
她从云南被拐卖到山东农村，十年来未曾想过离开。
尽管过着贫穷的生活，经常需要忍受家暴，她也没有尝试过逃跑，身上反而有种“既来之则安之”的淡然。
罗小佳为什么不试图反抗命运？她在被拐之后，又有怎样的生活？
少女被拐，备尝辛酸
来自云南的罗小佳，对自己这一辈子最清晰的回忆，大概是从1993年开始的。
这不是因为她是1993年出生的，而是因为1993年是改变她命运的转折点。
这一年之前，她还是原生家庭里不受宠的女儿。
她出生在云南的一个落后小山村，贫穷的阴影始终笼罩着她的成长过程。
而她就像一只被命运扼住了咽喉的小兽，永远也无法挣脱束缚，自由生长。
家里不只她一个孩子，父母放在心尖尖上的永远都是儿子。
像她和姐姐妹妹这样“不值钱”的女儿，存在于世界上，对父母来说只有两个价值，一是分担家务，二是换取彩礼。
从小到大，她没有品尝过被重视、被偏爱的滋味。
只有在家里兄弟的成长过程中，她才能勉强窥见一点爱的形状。
过于压抑的经历，一方面塑造了罗小佳打落牙齿吞进肚子里的性格，另一方面也逼迫着她学会自我安慰，学会释怀。
否则，再强大的人也只能被赤裸裸的现实压垮。
关于那时候的记忆，罗小佳已经觉得十分淡薄，甚至有恍如隔世的感觉。
因为在1933年，一件突如其来的大事，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轨道。
当时家里有个亲戚，大家都叫那人二姐。
二姐在城市里打拼，见识过不少新鲜东西，看起来见多识广。
罗小佳对乡村外面的世界非常好奇，所以总爱跟在二姐身边打听。
有一天，二姐告诉她，自己可以把她带到城市生活。
罗小佳犹豫过，挣扎过，但最终还是没能逃过内心的向往。
如果有那么一丝机会可以离开这里，她想，自己应当抓住。
谁能想到，此去一路，前方并不是灯红酒绿的大城市，而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洞。
一路颠簸兜转，罗小佳被二姐带到了山东。
她虽然是个老实孩子，但脑子并不迟钝，很快就意识到，二姐应该是个骗子，而自己是被她给拐卖了。
但是意识到又有什么用呢？
这么多年来，被拐卖的妇女儿童何其之多，不是所有人都浑浑噩噩，但绝大部分人都逃不出来。
就这样，罗小佳被二姐用4000块钱卖到山东农村的张宝亮家里。
从那一刻开始，罗小佳的人生就不再属于她自己，而是和张宝亮以及整个张家牢牢绑定在了一起。
张宝亮并不是个好男人，否则他也不至于娶不到老婆，只能花钱从人贩子手里买女人。
在原本就十分落后的偌大山村里，张家属于比其他人更穷的人家。
没钱也就算了，张宝亮又是个不争气的，整天好吃懒做。
明明有手有脚，却从来没有想过靠劳动改善生活，反而像个蛀虫一样，把整个家拖进沼泽中。
他经济能力不行，人品不好，又没有谋生的一技之长，附近了解张家情况的女孩子自然不愿意嫁过来。
可张宝亮和他的老母亲又对传宗接代的事儿心心念念，于是罗小佳就成了那个牺牲品。
她甚至完全不认识张宝亮，就被迫和对方共度一夜。
那一年的她才18岁，懵懵懂懂，可怜又可悲。
新嫁娘是没有特权的，用张宝亮母亲的话来说，他们娶老婆回家，可不是为了让老婆享福的。
所以从新婚第二天开始，罗小佳就陷入了家务农活的漩涡当中。
她一天的时间，掰成25个小时来花，好像都还不够。
早晨早早起床，给一家人准备早餐，还得照顾家里养的牲畜。
吃完早饭，来不及休息，她就得扛着锄头下地。
要不然就是留在家里东忙忙西忙忙，像个陀螺一样停不下来。
她几乎没有属于自己的独处时间，更没有所谓的休息时间。
罗小佳也不想自己变成没有感情的干活机器，但她的丈夫张宝亮却不允许她停下来。
张宝亮稍有不顺就对自己的妻子拳打脚踢，差点儿害得妻子在生孩子时一命呜呼。
回忆起这件事，罗小佳脸上表情淡淡的，眼神中却始终藏着苦涩和委屈。
整个孕期，她从来没有停止过劳动，一直到生孩子的当天，都还在挺着大肚子干活儿。
张宝亮对她不闻不问，对他们的孩子也漠不关心，妻子被疼痛折磨得神志不清时，张宝亮还在一旁呼呼大睡。
要不是家里人请的接生婆及时赶到，她和刚刚出生的孩子都得活生生被冻死。
无止境的劳动，无休止的侮辱和打骂，毫无温情的日常生活，就像一座座大山压在罗小佳的头上。
但是说来奇怪，自从被卖到山东，这么长时间以来，罗小佳从来没有试图逃跑，甚至连逃跑的念头都没有生出来过。
她的反应，让后来了解这个故事的外人十分不解。
难道说，她对自己的家乡一点儿也没有怀念吗？
盼得回家，现实落差
2001年，一个纪录片拍摄组来到罗小佳所在的乡村，用镜头忠实地记录了她的故事。
她带着淡淡的微笑讲述自己的遭遇，讲到刚刚融入这里时的紧张无措，讲到自己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被家暴的痕迹，讲到多年如一日的劳动，讲到差点儿没能活下来的儿子……
听着她嘴里的字字句句，导演和工作人员都忍不住心生怜惜。
将近10年过去了，罗小佳再也没有见过她的家人。
这一次，摄制组想力所能及地提供帮助，让罗小佳回家看看。
对于这个想法，张宝亮母亲的态度倒是出乎摄制组的预料。
老人家并不担心花钱买来的儿媳妇一去不复返，甚至还放话说：
“她走不走的也无所谓，我给她钱她都不走。只要把孩子留下，她走，我还给她出路费。”
言语之间，老人家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似乎是无比确定，罗小佳不会就这样一去不复返。
相比之下，焦虑感在张宝亮和他们儿子的身上反而更明显一些。
事实证明，罗小佳的丈夫和孩子，都没有她的婆婆了解她。
罗小佳很感激摄制组，也对即将到来的家人团聚充满期待。
可是当她时隔十年，无比紧张地回到老家，见到陌生又熟悉的老母亲时，无所适从的感觉却在一瞬间将她包裹。
父母原本该是她最亲近的人，但这亲近里有多少真心、多少感情，就连当事人自己也不清楚。
而且在外面生活了这么久，罗小佳说话的口音，做事的风格，都和少女时代的她完全不同。
村子里的父老乡亲过来看热闹，她差点儿连乡音都听不明白。
在她的眼里，老家周围竖起了高高的围墙，她一个人被隔绝在外，不知所措。
有人给她开门，招呼她赶紧进来，可她望着对方客气的笑容，却连步子也迈不动。
漫长的岁月足以改变一个人，改变他的社会属性以及自我认知。
罗小佳没有一刻像现在这样清晰地认识到，不管她还是不是父母的女儿，她都已经是个外人了。
家里人知不知道她当年被拐卖的事情呢？这个问题，恐怕很多人都不敢深究，害怕让自己对这个世界失望。
因此，在这趟来之不易的探亲之旅结束后，罗小佳没有选择留下来，而是回到了那个曾经拖住她的深渊。
罗小佳的母亲也没有想过把女儿留下来，山村老一辈人的想法非常传统，认定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女儿出嫁之后，婆家才是家，娘家已经不再是家。
哪怕她的女儿是被迫的，是被拐卖的，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罗小佳回去了，或者说，作为人口拐卖的受害者，她其实从来没有想过离开。
在日子最艰难的时候，她甚至尝试喝农药自杀来逃避问题，却没有向外界求助，想办法跑出山村。
在那座熟悉的村子里，还有几十个女人和罗小佳有着相同的命运，也有着相同的抉择。
是什么牵绊住了她们？个中缘由，很难不让人动容。
不愿离开，自我防御
被拐去的山村实在不是个好地方，里面唯一能留住罗小佳，留住许多女性的，就是生来无辜的孩子。
罗小佳一直记得，生儿子时，她是怎样痛苦，又是怎样喜悦，是怎样丢了半条命，又是怎样捡回了一颗心。
对她来说，张宝亮是丈夫，同时也扮演着施暴者的角色；
张宝亮的母亲是婆婆，同时也是她人生悲剧的帮凶。
真要谈感情，谈牵挂，在这两个人的身上还真谈不上。
可儿子不同，那是她怀胎十月生下来的骨肉，是自己血脉的延续。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比一个母亲更共情她的所思所想。
大概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她的婆婆才会那么笃定，只要孩子还在，罗小佳就不可能跑。
当人生有了软肋，再做一些决定的时候，就很难果断干脆。
其次，原生家庭并没有带给罗小佳美好的体验。
那些勇敢地和人贩子作斗争，和命运作斗争的可怜女性，她们大多数人都有个美好的原生家庭，成长过程中得到了充盈的来自父母的疼爱。
为了让父母安心，为了能够和自己最爱的人团聚，她们也愿意冒险，即使结果可能是万劫不复。
但罗小佳不同，哪怕是逃回家里，她所面临的命运，可能也和被拐卖相差不大。
父母会把她嫁出去，对方也许是个陌生人，可能还是个人品不好的人。
至于彩礼，她的兄弟需要钱娶妻，所以父母可以心安理得地用女儿来换取儿子的幸福。
如果这一种可能性发生，罗小佳也不认为，她的处境会比现在更好。
越是偏僻落后的地方，重男轻女的封建观念可能就越严重。
许多被拐卖的农村女性，她们从小就习惯了打压，习惯了忍气吞声，因此哪怕在被拐卖之后，日子过得越发艰难，她们也能说服自己快速适应。
最后，罗小佳对于自身选择的解释是：“俺就是认命，就是这样的苦命人。”
命运，这是个说起来轻飘飘的词汇，但它落到每个人具体的人生当中，却又显得那么沉重。
有的人生来就有反抗命运的勇气，但有的人在被命运一次次打击之后，就只能选择缴械投降，从此低眉敛目。
就像罗小佳，在人生的无数个岔路口，她无论做出什么样的决定，走向哪个方向，大概生活都不会是一帆风顺。
在命运无情的打击面前，自我挣扎会愈发无力，这真是个残酷又可笑的事实。
既然离开也是受罪，留下也是受罪，那不如就这样吧，留下来，然后说服自己自洽。
罗小佳的自我防御机制，其实一直都在以这样的方式运转，否则，她可能早就撑不住了。
结语
一个被拐卖到偏僻乡村的花季少女，10年来从未想过逃离，甚至在离开之后还主动返回。
这背后隐藏的人生命题，沉重又无奈。
一个被拐卖者的视角，远比看客以为的更加立体和复杂，评价她们，也很难一言以蔽之。
参考资料
纪录片《平原上的山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