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蒋 同
禹城老乡们好。这段时间，因为给《青岛档案馆论坛》写了几篇文字，所以，好久没有在《人文禹城》和大家见面了。
俗话说，“卖什么，吆喝什么”。我自1961年到禹城，一直在法院工作，而且大部分时间做刑事审判工作。文革期间，军队对公、检、法实行了军管，从此，被统称“禹城县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小组"，我被分配到审判组作审讯、判决工作，地点就在城里看守所院里。看守所在路南，公安局在路北。
我今天就给大家说一个审流窜盗窃犯的故事。
军管组是1968年冬进驻公、检、法的。他们是来支左的，当时在那个特殊年代，左派就是造反派，右派就是保守派或叫保皇派、黑老保。当时禹城政法机关造反的人或有造反倾向、同情造反派的、杀回马枪反戈一击跳出来支持造反派的人不多，也不过十几个人。
当时社会上有个顺口溜，说政法干部“骑着黑车子，手提黑提包，包里装着黑材料，一看就是黑老保”。
1965年，禹城公安局陆陆续续地从工厂、各公社供销社、小学、农村基干民兵调进一批人充实公安队伍。军管组接管政法机关后，经过大半年的摸底了解后，于1969年春末，将一批老政法干部、业务骨干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留在机关的大多是一些新人、倾向造反派的人，我这个唯一的大学生被当作臭老九，当然也在下放干部之列了。所以，下放人员编了一个顺口溜，“老政法不吃香，卷起铺盖去下乡。造反的响当当，出了案子心发慌”。
上世纪60~90年代初，流窜盗窃犯罪案件很多，他们作了案立刻逃到外地，当地公安由于办案经费少、技术条件差，破案率不高。偶尔捉到他，他也只供你捉到的这次，其他罪行拒不供述，这样只好轻判或治安拘留。不久放出来又继续作案。
这类案子越压越多，办案人员压力很大。鉴于这种情况，军管组不得不陆续从下放干警中抽调一些办案经验丰富的人回机关工作。到了1970年夏，下放人员全回到各自原来的岗位上了。我回到审判组任审讯员兼内勤。
1970年初秋，大约是9月底，车站一户居民把一个入室盗窃分子扭送到车站派出所（当时称车站公安分局），当即被送到看守所关押，这时已经晚上八点了，看守人员办理了入监程序后，我立刻趁热打铁，把人犯提到审讯室开始讯问。
这是一个削瘦的20来岁的小伙子，板寸头发，黄牙，一双不大的眼睛滴溜溜地乱转。我心想，这是个惯犯，不好对付，要想个办法……
问：姓名
答：徐景楼
问：性別
他笑了，回答：男人
我看他嬉皮笑脸的，也不理他，继续问：年龄
答：24岁
为了详细核实身份，我又问：属什么的？
答：属猪的
问：哪年出生
答：1947年。
我心里想，这家伙说的对。
他的口音像青岛口音。
问：文化程度？
答：小学毕业。
问：哪里人？
答：轻(青)倒(岛)银(人)。
问：青岛何区何路？
答：台东区，桑梓路。
我心想，这人原来是我同乡，而且住的挺近，我家在万寿路，都是丰盛派出所辖区。
问：交待一下你的出身、家庭成员和你的经历。
答：我七岁上学，小学毕业正赶上挨饿的候，爹妈饿死。哥哥养不起我，嫂子又撵我，我同学的父亲在大成路副食店当经理，可怜我，就让我到那里白天打杂晚上看店。干了几年，我同学父亲调走了，我又到粮库扛包。干了几年，因为粮食定量少，活又重，就不干了，又干了小买卖赔了钱。想到天津找俺姑。为了省火车票钱，我买了个站台票上了车。车过了济南开始查票，人家看我逃票让我补票，我说我没钱，到了禹城把我撵下车。我就在车站周围转悠。到了晚上，我看见有个开小商店的两口子和俩孩子在店里吃饭，我就转到他们后院爬墙进去，到他住的屋想弄点吃的，结果刚一进屋，被一个老头儿堵在屋里……
审到这时，我心里暗笑“你小子这次撞到枪口上了”。我一口禹城话，他根本没想到我就是在青岛离他家不远的万寿路长大的。大成路上根本没有副食店，这是谎言。他为什么要撒谎？这是第一个疑点。第二，他在供述时目光总是盯着一个地方不敢与我对视，语言流利，像是在背书，对自已的不幸遭遇没有一点痛苦的表情。第三，他想盗窃但未遂，又是偶尔一次，最多治安拘留三五天就放人。因此，我觉得这里有余罪需要挖，抓不到证据他不会低头认罪。这人别看年龄不大，肯定是个老江湖。
当我这些疑问向其他审讯人员交流以后，大家都认为我分析的对，于是，决定去青岛好好查一查。
我把上述的情况向军管组长李营长汇报后，李营长很支持我们的意见，让我第二天出发去青岛，为了工作方便，又让办公室挑出一身合体的警服给我穿（当年除车站分局发警服之外，其他人都不发，那时的警服是黄上衣、蓝裤子，帽徽是圆型红底五颗五星）。
这趟出差，没想到事情办的既顺利又有很大收获。
我家住的院是二层筒子楼，楼下是街道办事处和幼儿园。二楼是住户，和我们家关系最好的是办事处妇女主任王大姐、派出所郭所长、派出所治安警匡大哥、区粮食局业务股长杨大哥、区法院审判员马大哥。其中与我年龄相仿的匡、杨关系最铁。我老母亲那年70岁，我儿子才7岁，家里家外有些事这二位都给了很大帮助。所以，我每次回家总是带上几瓶特窖酒和扒鸡。晚上匡、杨我们哥仨畅饮一番。
饭桌上，我把我这次回来的任务向匡大哥说了，他说：桑梓路上没有姓徐的呀，我对那条街很熟。你有没有你说的这个叫徐景楼的照片？
我说我临来时在看守所给他拍了一张照片。我便回屋拿了照片给匡看，他一看立马一拍大腿说，X他妈！这不是王玉楼嘛！这小子怎么跑到你那里去了？
我就把如何捉的他和他如何交待的情况说了。
匡说，这小子家住台东五路，他爹在南山市场看车子，他娘死的早。有个姐姐远嫁外地，他没有哥哥。这小子在小学时就串联一帮坏孩子向同学要钱，不给就打人家。小学毕业就在社会上混，专门在中、小学门口等放学向学生勒索钱财、追逐女孩子……16岁那年，我把他送去劳教二年，出来后他爹把他打出家门，从此他就不回家了。文革后我们把他户口销了。此后在一份市局治安简报上看到，在青岛火车站、汽车站、大港码头上有一个盗窃团伙，头子姓石，骨干就有王玉楼这小子。1966年把王玉楼捉了，他供出了石某人，石某在1967年被判I5年刑。王玉楼却在看守所外劳时逃跑了，至今下落不明。没想到落到你们手里了，哈哈。
我问，姓石的现在在哪服刑？
匡说，在李村劳改队呀。
我说，明天你在我的介绍信上签署“请李村劳改队接洽”，我去劳改队找姓石的了解王玉楼的情况。
第二天，我去市里二姐家，因为那年头学校停课、工厂停产，当老师的姐姐和在机床厂当保卫科长的姐夫都赋闲在家。姐夫五年前从李村劳改队监管科调到市里机床厂工作，他与李村劳改队的大队长关系很好。他听了我要去那里办事，立马下楼到商店给大队长打电话让他给予方便，对方让我直接找他就可以了。
我到了距市区20多华里的劳改队，人家很热情接待了我。我立刻投入工作与石某人见面。这个人50岁左右，一看就是一个老江湖，一开始说话很谨慎，问一句答一句，当我提到王玉楼时，他情绪开始有些激动，他说他裁到王手里了……
下面是他交待的大致内容：
石犯在解放前就是一个小偷，坐过国民党的监狱，解放后又坐共产党的监狱。孑然一身，从1961年开始，他在火车站拉起了一伙人从事扒窃活动。大约1964年王玉楼入伙，他教他如何从开水中用食指、中指夹出硬币和肥皂片，如何用手术刀片和剃须刀片割开衣兜，如何逃避抓捕，如何编造身份，如何抗拒审讯等等。可是到了后来，每一个扒手得到的钱物，王玉楼不向他上交份子钱（按比例交石七成，王得三成）。为此，石骂了王一顿，王还是不改，被石揍了一顿。
石还说，让他伤心的是他原本很器重王玉楼，认为他年轻、肯吃苦学手艺，很少失手，在他的团伙里论年龄王排行老四，大伙都称他四哥、四弟、小四。可惜他小四不守行规，从被石打了以后，他暗地里想拉出一伙人另立山头，王被捕后如实供出石的藏身处，所以石才被捉。这是以后进监狱的弟兄对石说的。王逃出看守所又回到原处想立山头，大家不买他的账，认为他不讲义气，说不定以后会出卖谁。于是想把他整死，王察觉不好便远走他乡不敢回原籍。
这天中午，我和石犯在接见室一同用的午餐，石犯沾了我的光，吃的是粉皮炖五花猪肉、大米饭。我们边吃边聊。
我问他，你们这行道里有什么黑话吗？
他笑笑说有呀，如我姓石，不说姓石，称呼“山根”，取意“山底下石头多”；姓王的称呼“虎头”，因为老虎头上有王字；姓孙的称呼“断子”，取自断子绝孙；姓李称呼“一脚门”，取自“一脚门里（李）一脚门外；姓赵的称呼”灯笼“，取自外甥打灯笼照（赵）舅；姓马的叫“高头”，取自“高头大马”；姓尚称呼”寺里的（和尚）等等。扒窃叫两夹、二级钳工，用刀片行窃叫青叶子，偷上衣兜叫开天窗，扒下边衣兜叫平台，扒裤子后口袋的叫后门，扒内衣口袋的叫夹壁墙，治安拘留叫小拘，刑拘叫大拘，便衣警叫雷子，交警叫近视眼、撅子，有前科叫底潮，搞女人叫跨马子，严打叫风紧。在火车上行窃叫蹬大轮，在汽车上行窃的叫蹬小轮，到户家行窃叫砸窑子，到办公室行窃叫砸公窑……
在青岛顺利办完事以后，我立刻返回机关向领导作了汇报。
再次提审这个叫徐景楼的人犯，我用了青岛话。他一听，惊住了，两眼直勾勾地看着我说：政府，你是青岛人？
我笑而不答。待了几分钟，我把他说的桑梓路周围的路名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以及哪条街上有商店、粮店、诊所等都说了一遍，其中特别提到南山市场有个看车子的王老头以及王老头的儿子叫什么名字，女儿嫁到外地，桑梓路上没有姓徐的……
他把头低下了。又过了一会我问：我是叫你虎头王王玉楼呢还是叫你编的徐景楼？
这时，只见他不断擦头上的汗。
“彻底交待吧”我说。沉黙良久，他抬起头说：“报告政府，我坦白”。
于是他开始交待。
原来，他从看守所逃出来后，立马偷了一辆自行车（这对他来说小菜一碟），他不敢在青岛火车站上车，而是在市郊上了一辆北上的火车，在济南不敢下车，车到禹城，他认为这里不会有抓捕通令，便下了车。
在车站附近踩点后，决定盗窃一次，解决吃饭问题。不料却在小河沟里翻了船。（写到这里，不禁让我想起电影《天下无贼》里，葛优有句台词：“大意了，大意了”）。从青岛逃出来一路偷，不是扒窃就是下户偷。那时没有身份证，住旅馆不成问题。他偷的东西除去有一辆自行车有人报案，其他全凭他供述。
问：你这些年一共作多少案、得多少赃款物？
答：报告政府，我天天偷，这十几年叫我怎么说呢？一天有时百十元，有时几十元。销赃是老石的事，我们把东面交给他，他去处理。
案子审到这里，一切都清楚了，像这种犯罪要想件件落实很难很难，只能按口供考虑量刑了。
1970年11月底，经过研究决定，集中开一次宣判大会，处理走一批人犯，大约有20几个，其中有王玉楼。在研究他的刑期时颇费了一番脑筋，因为那时没颁布刑法，没有量刑法律依据，又考虑这类犯罪取证困难，只能凭供词，量刑时要留有余地。决定判处他有期徒刑七年。
判决书是头一天下达的。问他服判不？他说，能不能再多判几年。问他为什么？他说，我这辈子不想出去了，在狱里有吃有喝还安全，出去饥一顿饱一顿的，再说让原来的弟兄们遇见，还不得要我的命呀！
我们没理他这茬儿。大会开完，第二天要往德州劳改队送走时，有同监室犯人向看守人员报告说，王玉楼与同室因伤害致人重伤被判十二年的人，交换了判决书，他愿坐十二年牢。
这个案件已是50多年以前的事了，现在回想起来，王玉楼的犯罪既与家庭教育有关，又与当年的社会环境、经济状况有关。一个人从少年到青年，得不到良好的培养、教育，当他的不良行为没有得到及时矫正，便一步步地滑向深渊。
但愿王玉楼能在狱中老老实实改造自已，重新做人，早日出狱回报社会。
现在这类犯罪极少了，我们的国家已经繁荣富强了，囯民素质大大提高了，法制健全了，公民守法意识提高了，所有这些，都是当年我们向往的前景，今天实现了。
愿我们伟大的祖国更加欣欣向荣。
蒋同，1939年12月生，青岛人，1961年大学毕业分配到禹城法院，历任助审员、审判员、庭长、副院长。1984年调山东公安专科学校（现山东警察学院）任教，教授，现居济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