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年老覃写过一篇文章，叫《毛主席视此人为死敌，在解放战争末期发下指令：务必将其活捉》。说的是1949 年 3 月，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从
西柏坡去北京，着手筹建新的人民政权。眼看建国就在眼前，各种事情特别多。可就在这时候，毛主席专门把被任命为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兼江西军区政委的陈正人叫来，让他回井冈山地区把“活阎罗”肖家璧活捉了。毛主席还讲，“这人是革命的死对头，也是我的死对头”！
想当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刚开辟那会，肖家璧成了蒋匪军的走狗，拼命捕杀参加革命的群众，把大小五井、茨坪等地反复放火烧，在井冈山到处搞血洗。红军撤出井冈山后，他又占了井冈山将近二十年，在那地方作恶，特别嚣张。
毛主席把这一笔账牢牢地记着。
1949年，到了该把这笔账算清楚的时候啦。
另外，还有一笔账，同样让毛主席深感痛心，久久不能放下。
这，就是1931年的“中共黄金大劫案”！
那啥，1931年9月中旬的时候，党史里的第二个临时中央在上海出现了。
这年初冬的时候，身处白色恐怖之下的临时中央特别需要经费来搞革命活动。
博古主持临时中央工作时，一边向共产国际请求援助，一边给瑞金发密电，让中华苏维埃政府赶紧拨款。
共产国际的帮忙有点远水解不了近渴，解决问题主要还得靠苏区政府。
苏区的经济很是困窘。
然而毛主席决定：全力扶持临时中央，一下子给临时中央黄金一百二十两。
这些黄金是从打土豪那儿没收得来的，这儿一点那儿一点的，带着不方便。
那时候，中华苏维埃政府财政人民委员林伯渠，找金匠把那些东西重新铸造成每根10两重的金条，总共12根，放进专门制作的白铜小盒子里，
拿锡把盒口焊住封死，让地下交通员一级一级地传递，送往上海。
黄金在1931年11月6号被送出，这一路上得经过南平、福州、温州、金华、杭州、松江这6个地下交通站点。
黄金先是由第一个地下交通员从瑞金带出来，接着依次经过了第二、三、四、五、六、七个地下交通员的交接，最后是第七个地下交通员把它带到了上海。
然而，四十多天都过去了，临时中央依旧没拿到这批黄金。
从12月22日开始，临时中央给苏区总共发了五封催促询问的电报。
1932 年元旦的时候，苏区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最后确定，那批黄金在运输的时候让人给劫走了。
然而，在那严峻的革命境况中，苏区政治保卫局着实没办法侦破这个案子。
由于临时中央没拿到这批黄金，原本打算配合“一·二八淞沪抗战”搞的日资产业大罢工泡汤了；九个被捕的同志因为救不出来被杀害了；三个生病受伤的地下机关同志没药治病不幸死了；四名牺牲烈士的家属没得到组织及时的经济帮助，流落街头，最后不见踪影了……
毛主席对这事特别痛心。
新中国都成立了，这案子该彻彻底底查清楚啦。
毛主席让公安部长罗瑞卿挑些精干的人去做调查。
罗瑞卿给这起案子取名叫“特费失踪案”，让“悬办”的第三组去进行调查。
第三组有蒋文增、徐立鼎、胥德深、邬泓这四名侦查员，蒋文增是组长。
这案子都过去 18 年了，变化太大，人也都不一样了。要把这案子破了，得先从第一个传递黄金的地下交通员那儿查起，接着顺藤摸瓜，找到黄金被劫的那个环节。
那第一位地下交通员叫啥，如今在啥地方呢？
四个人去北京找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要个说法。
林伯渠见到他们后，叹了口气说：“要是邓发同志还在的话，查这案子能容易点。”
老覃前年写过一篇文章，叫《毕加索送毛主席一幅画，这幅画因飞机失事而消失，见过它的人不多》，那文章里说，1946 年 4 月 8 日发生了飞机失事，邓发和博古、叶挺、黄齐生等人在这次事故中遇难了。
林伯渠话里的意思是，当年邓发虽说没把这案子破了，可已经知道黄金啥时候丢的了。
不过呢，当下没啥办法，就只能从第一个地下交通员开始查了。
林伯渠那时就管拨款和铸金，安排交通员去送黄金的事儿不归他负责，他就晓得从瑞金派出去的那个交通员姓秦。
嘿！姓秦的人那可多了，上哪儿找去呀！
林伯渠接着又说出一条挺有用的线索：这个姓秦的交通员以前是高自立的警卫员。
新中国成立后，高自立成为中共中央冀察热辽分局的委员，还兼任着财经委员会书记。
四个人一刻也不停歇，赶忙前往东北，去找高自立。
好在这四人干活儿麻溜，动作挺快，他们到沈阳那天，是1949 年 12 月 26 号。
高自立生病住进了医院，病得很重，没多少日子了。
事实上，高自立在1950年1月9号的时候就没了。
那咱再说回来，这四人见到高自立的时候，高自立脑子还挺清醒，明明白白地跟他们讲：警卫员是小秦，叫朴，老家是江西萍乡的，在解放军第十三兵团干活呢。
四人瞧着高自立病得这么厉害，愈发觉得时间紧迫，赶忙掉转方向奔往十三兵团所在的广西南宁。
得承认，革命就像个大炼炉，当年高自立的警卫员小秦，如今都变成个正儿八经的副师长啦。
秦副师长对18年前的那次特殊任务记得很清楚。
他讲，那时他在瑞金城里“盛福饭庄”当跑堂，为把这任务完成，他弄了个假工伤，借口“到南平找有名的郎中李冲一医治”，骑着马带着要送的东西离开了瑞金。走了整整 6 天，总算到了南平，也顺顺当当找到了接头人——南门关帝庙的守庙人。
他讲：“我压根儿不认识那庙祝，就是跟他对了暗语后，把东西给了他，拿了他给的凭证，就赶紧往回走了。”
四个侦查员可着急了，叫他仔细想想那个庙祝是啥样的人。
秦朴琢磨了好一阵儿，就只记得那人是个中年人，长相一般，个头也一般，也就这样了。
瞧，线索在这儿就断了。
当晚，蒋文增给上海打长途电话汇报这让人丧气的情况，结果从“悬办”那儿得了个好消息：“悬办”把当年中央留存的绝密档案调出来了，找到了 18 年前负责运输黄金的前六名秘密交通员的姓名、籍贯、岁数这些资料，就差第七名交通员的资料没找到。
那，问题在第七个交通员那儿呢。
原来啊，这批黄金要从江西运到上海，得经过7个地下交通员，这里头有个交接核实的事儿，等交割完成了，下线的交通员得给上线的交通员一个表示收到货的凭据。
前面秦朴讲过，他把东西给了庙祝，然后从庙祝那得了个得交给组织的凭证。可他不晓得这凭证是啥玩意儿。
实际上，这是个比象棋子稍微薄点儿的印章，上面有个“快”字，是林伯渠亲手写的然后刻上去的。
“快”这个字总共有七画，它被分成了七部分，每部分就一个笔画。
秦朴从庙祝那儿拿到的是“快”字的第一笔，也就是一个点。
他肯定瞧不出来这是啥玩意儿。
“悬办”的负责人跟蒋文增讲，当作凭证的“快”字，前面那五笔，就是点、点、竖、横折、横、撇，这些都给收回来了，可就单单少了最后那一笔：捺。
这意味着，黄金是在第七个交通员那儿丢的，这案子得从这个交通员这儿找突破点。
于是，四名侦查员没找第二、三、四、五号交通员，直接去杭州找那第六个地下交通员了。
这地下交通员是刘志纯，跟那第一位交通员秦朴一比，他过得挺惨的。
他的顶头上司在革命战斗里没了，他跟党组织断了联系，党籍也没了，变成了普通老百姓，在一家卖竹子的店里当店员。
面对侦查员的调查，他可开心了。
那是因为，这表明他的革命经历被组织认可了。
他兴高采烈地讲：“那次跑交通的事儿我记得明明白白，那是我给组织上出的最后一把力。”
接下来，他理了理头绪，回忆道：“1931 年 12 月 2 号，我接到任务。当天夜里十一点多，我坐上开往上海的夜班火车，第二天上午七点到了松江。下火车后，我按上级指示去‘汉源栈房’等接头人。在客栈住下后，下午四点左右，我走出房间，在客栈登记处和客栈老板、账房先生闲扯，等着接头人。没一会儿，进来一个人，三十五六岁，穿着黑棉袍，问账房有没有个从杭州来的竹行先生住店。我觉得他应该就是接头的下线，就抱拳跟他说‘我是杭州茂福竹行来松江办事的，你找的是不是我？’他看了看我，点了下头。我就带他去我房间。在房间里，对了暗语。我把东西给他，他把交割凭证给我，又点了下头，啥也没说，拿着那个白铜小箱子走了。”
很明显，秦朴不清楚跟他交接的庙祝是啥人，同样，刘志纯也不知道跟他交接的那个黑衣人是啥样的人。
然而，侦查员胥德深从刘志纯的讲述里发现个事儿：那黑衣人进“汉源栈房”时，客栈老板跟账房都不认得他，这就表明他不是松江本地的人，是从外地来的。既然他到了松江，那应该在松江的某个旅馆住下了。
想查那黑衣人的来头，能从旅馆的旅客入住登记本上找线索。
于是，四个人一块儿去松江了。
在当地打听了一下，了解到 18 年前松江城里有五家旅社，分别是“汉源栈房”、“清福阁旅馆”、“邢天华客栈”、“九峰三泖旅社”以及“大福祥旅馆”。
“汉源栈房”跟“邢天华客栈”已经黄了，“清福阁旅馆”、“九峰三泖旅社”以及“大福祥旅馆”都还留着起码有三十年的旅客入住登记的账本呢。
四个人瞧了瞧这三家的旅客入住登记账本，是 1931 年 12 月 2 日、3 日那两天的。就松江本城“富贵糕团店”的老板周德冲在“大福祥旅馆”订了个房间，“九峰三泖旅社”和“清福阁旅馆”这两家，那两天没客人去住。
因为周德冲是本地人，和那个具有外地人特征的黑衣人不相符，所以能把他排除掉。
另外，照刘志纯的说法，黑衣人没在“汉源栈房”住，那黑衣人当年是不是在“邢天华客栈”住了呢？
问题在于，“邢天华客栈”都关门大吉了，账本也没了，这就没法接着往下查了。
咋整啊？
眼瞅着春节就快到了，四个人简单商量了一番，打算回上海，等春节过完了再想办法。
动身回上海前，侦查员胥德深跟蒋文增讲，松江军分区司令部有他一个山东老乡叫杜复明，在那儿当参谋，好久没见了，他想去瞅瞅。
于是四个人一块儿到军分区司令部找杜参谋去了。
杜参谋这人特豪爽，在自个儿家摆席，热情地招待大家。
虽说烧炒的净是些平常菜，可做得那是相当好吃。
四个人不停地夸赞。
杜复明挺得意，把家里的厨师老柏叫出来和客人见个面。
四位侦查员特别热情地请老柏一块儿吃饭，一个接一个地给他敬酒。
一桌人吃得那叫一个欢实，可高兴了。
不过一说到案情的进展情况，这四位侦查员就不由得一脸发愁，连连叹气。
老柏喝了口酒，很确定地讲：“那时候松江有个能住的地儿，你们调查的时候把它给落下了。”
还有能住宿的地儿没查吗？
四个侦查员的酒劲儿消了些，全瞅着老柏。
老柏将杯里的酒一口干了，道：“松江城里那个‘松金青中心保安团’司令部，曾向‘江苏省保安总部’提出申请，要在司令部里头弄个有五十张床位的招待所。这招待所对内做生意，社会上的人呢，要是有保安团连长以上的熟人引荐，也能住进去。你们讲的十八年前……那就是民国二十年，我在松江的‘富春楼’当厨师，常常被保安团司令部喊去帮忙做菜，所以晓得保安团司令部里有这么个招待所。”
保安团那是国民党的组织，早就不存在了。
不过保安团的资料应当还存放在松江专区公安处呢。
侦查员不回上海了，改主意要去松江专区公安处查查这个保安团的情况。
专区公安处的档案室中，保安团司令部内部招待所从 1930 年到 1937 年的所有住宿人员登记资料，确实还完整地存着。
侦查员没咋费劲就找出了民国二十年 12 月初那几日的住宿人员记录。
查一下那年 12 月 1 日到 5 日的记录，非军人旅客入住的总共就三个。其中有俩是夫妻，男的是南汇县周浦镇上酱园的老板，老先生和他媳妇，入住担保人是保安团副团长厉友光；还有一个是从上海来的单身旅客，叫梁壁纯，担保人是保安团营长郭洪顺。
得留意啊：梁壁纯在12月1号中午住进去，到12月4号早上走的。
那，梁壁纯是不是跟刘志纯接头的那个黑衣人呢？
梁壁纯不是松江的，松江专区公安处没他的档案资料，倒是有郭洪顺的。
郭洪顺的个人资料表明，他曾是保安团第一营的营长，是江苏金山县的人，1933 年由于渎职给撤了职，之后去哪儿了也不清楚。
郭洪顺跟梁壁纯啥关系呀？
从郭洪顺给出的担保函能明白，梁壁纯是郭洪顺的族叔郭北昌于上海开办的“祥德源国药号”里的伙计，他到松江“余天成中药堂”是为了联系采购中成药品。
那要搞清楚梁壁纯是不是跟刘志纯接头的那个黑衣人，就得从郭洪顺的族叔、开中药店的郭北昌那儿去想办法了。
四名侦查员觉着不能再耽搁了，就坐上回上海的火车，到上海市卫生局去查“祥德源国药号”的事儿。
查出来的结果挺让人丧气：郭北昌在 1941 年 9 月因为生病没了，“祥德源国药号”也在这一年 10 月向法租界公董局申请注销，还被批准了，10 月 23 号就正式关门不干了。
咋滴，线索就这么断啦？
那可不行，和尚能跑，庙可跑不了。
“祥德源国药号”已经没了，不过去它原来的地方也许还能打听到点儿啥。
四个人去“祥德源国药号”原来的地方边上，向年纪大的居民询问梁壁纯的事儿。
这一打听，可不得了，有了让人吃惊的发现
有个快六十岁的老头讲，“祥德源国药号”确实有个姓梁的伙计，是嘉定的，弄中药材和按方子抓药的本事都挺强，可不知咋的，有一天这人突然就没影儿了。
“突然失踪”这几个字让侦查员越发肯定：这个梁壁纯就是他们要找的地下交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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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得想尽办法把梁壁纯的下落给找出来。
梁壁纯是嘉定那儿的人，嘉定可是个大县呢，有好几个城镇，上哪儿去找他呀？
这是个不小的问题呢。
侦查员分成了两组，一组是蒋文增和邬泓，他们去查原法租界公董局留下的商业档案，找找“祥德源国药号”向公董局申请变更时提交的材料，看能不能发现梁壁纯在嘉定老家的具体住址；另一组呢，是去找当年和梁壁纯在“祥德源”一起工作过的那几个药工师傅，盼着能从他们那儿了解到梁壁纯家里的一些情况。
然而，这两拨调查啥都没查到。
他讲：“那这样，我叫县工商联把县城里中药铺的老板、账房先生、老药工师傅都集中起来，开个座谈会，瞧瞧谁认得那个曾在上海法租界‘祥德源国药号’干过的梁壁纯。”
得承认，这办法真棒！
73 岁的嘉定“积福堂中药店”创始人陆积福，身子骨硬朗，精神头也不错。在座谈会上，他刚听到梁壁纯的名字，就乐了，说道：“梁壁纯是从我们‘积福堂’走出去的，是我收的头一个徒弟。”
嘿，还真是巧了！费了老劲找都找不着的，这会儿没咋费劲就有了。
侦查员从陆老爷子那里了解到，梁壁纯家在嘉定南门外，他老婆贞姑是黄渡镇的，他俩有三个孩子，这一家四口大概在民国二十年的时候搬到了上海浦东洋泾镇。
这一次，侦查员照着线索去找，没费啥劲就在洋泾镇找到了那个改名叫“申继谷”的梁壁纯。
面对侦查员的查问，梁壁纯一点儿没藏着掖着，痛痛快快地把当年送黄金的整个过程都说了出来。
原来啊，当年法租界“祥德源”老板郭北昌的弟弟郭斗昌，是个挺出色的中共地下党员，梁壁纯就是被他给发展成党员的。
郭斗昌在1927年8月1日的南昌起义里牺牲了，梁壁纯工作干得好，成了中央直接管的秘密交通员。
1931 年 11 月末，梁壁纯接到个活儿：去松江的“汉源栈房”把一个白铜小箱子接过来运走。
上级严肃地给他交代任务，说道：“人在东西就得在！东西要是丢了，那脑袋就保不住了！”
梁壁纯不敢耽搁，在1931年12月1日一大早就从上海出发，到了12月3日下午，他在松江的“汉源栈房”接到了那个得送运的小铜箱。
然而，在带着货物回上海的时候，出问题了。
他在1931年12月4日上午，从青浦那儿绕个道，走水路回上海了。
要是从青浦走水路去上海，就先顺着大盈江走，到白鹤镇那儿拐进吴淞江再往东去，末了在上海市区西边的曹家渡轮船码头上岸。
12 月 4 号晚上九点，他从青浦坐船出发；12 月 5 号早上六点，在曹家渡轮船码头下了船。
下了船，天还黑着，冷飕飕的，路上没几个人影。
他在曹家渡桥雇了辆黄包车，让拉到法租界自己住的地方。
他哪能想到啊，这拉黄包车的居然是个抢东西的坏人。
过过渡桥的时候，那黄包车夫的俩同伴不知道打哪儿冒出来了，拿一团有药味儿的纱布捂住他口鼻，这人就没知觉了。
他醒来后，瞅见自己躺在了曹家渡大旅社的一间客房中。
原来啊，这劫匪就是想要钱，不想害人性命，把他用迷药弄晕后，给送到曹家渡大旅社去了。
为了把这事说清楚，他叫曹家渡大旅社的老板蒋博捷、管事儿的经理乐书秋写了个书面证明，说自己是被迷晕后给送到旅社的，证明写了两份，他俩一人留一份。
付完房钱，从旅社出来后，梁壁纯就想到领导讲的“人在货在”，觉着就算有那文书，自己也脱不了责任。
左思右想后，他打定主意，一不做二不休，去嘉定把妻儿接来，换个名字，找个没人晓得的地儿藏起来过活。
梁壁纯交代完后，告诉侦查员在他家灶膛下面挖，能挖出个陶瓷药罐，还说：“这药罐里装的是当年曹家渡旅社开的证明。”
为了证明梁壁纯说的没错，四个侦查员在 1950 年 3 月 5 号去曹家渡进行调查。
“曹家渡大旅社”依旧在那儿，人也没咋变，经理乐书秋真就拿出了另一份证明材料。
好嘞，那批黄金啊，就是让黄包车夫跟他那俩同伙给劫走喽。
遗憾的是，事情发生在冬天的早上，天挺冷，光线也暗，关键是时间过去太久了，梁壁纯还有“曹家渡大旅社”的店员，都没法说出那黄包车夫以及他两个同伙的长相特点。
侦查员琢磨了半天，觉着要找线索的话，只能去找当年查过这种案子的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的刑警，或者是租界巡捕房刑事部的捕探了。
1950 年 3 月 8 号，有十八个原来在法华、普陀警察局以及公共租界巡捕房干过，而且从警时间超过二十年的旧刑警，被邀请到长宁公安分局开座谈会。
侦查员刚提到民国时候的黄包车夫抢劫案子，那些老刑警都表示，这种事儿多了去了，根本没法都查清楚。都过去十八年了，想找出你们讲的那个黄包车夫，那简直就是难如登天。
侦查员心里一下子沉重了起来。
不过呢，感觉走到绝路没希望了，谁知又出现转机有了新希望。
4 月 7 号，“曹家渡大旅社”的经理乐书秋找组长蒋文增说事儿。
他讲，旅社里当年当茶役的裘青，目睹了劫匪用黄包车拉梁壁纯到店的全部经过。他还说，前晚睡觉时做梦，梦到了那辆黄包车的“大牌照”号，是300169，能按着这个号去查查。
抱着死马当作活马医的想法，侦查员依据这个牌照号去进行查找。
一查，牌照号是 300169 的那辆黄包车，车主是公共租界北京路上“云间跳舞学校”的老板曹胜林。
曹胜林如今改行当乐器厂厂长了。他讲，那车是他自己用的，没拉过别的人，并且，他的车夫老凌，现在在人力车行业工会工作，能给他证明。
行吧，依据梦话来做事简直就是瞎扯。
接下来咋整呢？
有个参加过长宁公安分局座谈会的老刑警，给蒋文增出了个主意。
他讲，提篮桥监狱关了不少旧社会的小偷、小毛贼、小混混，这些家伙一直在黑道上厮混，你们可以去动员他们，讲清楚只要能提供1931 年冬曹家渡黄金抢劫案的线索，就能够减刑或者提前放出来。没准儿，能有意外的成效呢。
侦查员认为，这办法挺可靠的。
那就照着计划做了。
1950 年 5 月 10 号，案子有了重大进展！
提篮桥监狱里有个叫冯安宝的流氓犯交代，他家有辆牌照是300196的黄包车，那是自家用的。1931年12月上旬，他表哥吉家贵和表哥的两个结拜兄弟阿古、小克把车借走了，好些天才还回来。这仨人还车之后，都变得有钱了，他表哥还在上海开了个杂货店。
哎呀！冯安宝讲的那个牌照号300196跟龚青梦见的牌照号300169可太相似啦！
并且，按冯安宝讲的，他表哥吉家贵，还有阿古、小克，短时间内突然发了大财，确实很有作案的嫌疑。
侦查员立马召集了好几个警察，当天夜里就行动，把“吉家欢南货店”的老板吉家贵给拘留了，还对他的住处和店铺进行了搜查，找到了一个白铜小箱子。
吉家贵被抓后，承认了这起隔了 19 年的特大抢劫案是他干的。
他的同伙庄克于1937年加入了戴笠搞的“抗日别动军”，跟日寇打仗的时候死了；另一个同伙刘阿古在北京路开着一家五金店。
1950 年 11 月 18 号，吉家贵、刘阿古因为抢劫罪被判处死刑，而且马上就执行了；梁壁纯被判了十年有期徒刑，可判决完后把他放了，让地方监督管制。冯安宝因为检举立了功，在当年 7 月的时候被放了，区政府安排他到物资公司当门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