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美国著名学者傅高义凭借《邓小平时代》一书为中国熟知,此书如今在豆瓣上的评分为9.2分,在豆瓣图书TOP250中排行21位。

在这本书中,傅高义在评价挺进大别山时写道:

“实际上,挺进大别山,使刘邓部丢失大部辎重,战力严重衰退,甚至远逊于陈粟部。但是挺进大别山对于日后的淮海战役影响甚微。”

然而,傅高义毕竟是个学者,而非将军,他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并不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很多亲历那段历史的将军和他的看法是完全相反的。

且不列举我方将领对挺进大别山的极高评价,先看国军将领对挺进大别山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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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军名将胡琏晚年有讲话录音,谈及挺进大别山时,他说:

“打仗就好比打连环拳,防到了共产党的这一手,没有防到那一手,让刘伯承弄到了大别山,以后的乱子就出在这里。”

国军中将廖明哲曾说:

“人称刘伯承虽带的一些差劲部队,但(他们)常使国军头痛。如此次回窜大别山区的战略行动,就研究战略作为上说,值得欣赏。”

蒋介石对此的评价是:刘伯承部“自动作战,千回百折,达到目的。”

曾任国军国国防部作战厅厅长的郭汝瑰,晚年在接受文史作家乐白鼻的采访时,给出的评价是:

“我打过不少仗,研究了一辈子军事。我认为在军事史上,最辉煌的军事行动就是挺进中原。大的战争有这样一个规律:

第一阶段,是对手的全面进攻;
第二阶段,是对手不得已而转为重点进攻;
第三阶段,是双方的战略相持;
第四阶段,是我方的战略反攻。

在国民党从第一阶段转入第二阶段的是时候,毛泽东将一支13万人的大军插进了中原,国民党占领区的心脏。形成了东逼南京,西迫武汉,南扼长江,俯瞰中原的战略态势,迫使国民党从前线抽调了66个师,绞杀刘部。这时,战略反攻就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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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汝瑰指出:“解放战争之所以能4年结束,就是因为这是一场省略了一个半阶段的大的战争(即跳过第二阶段后半段和第三阶段),从对手的重点进攻,直接转入了我方的战略反攻。”

傅高义所说的:“挺进大别山,使刘邓部丢失大部辎重,战力严重衰退,甚至远逊于陈粟部。”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但他所说的后半句:“但是挺进大别山对于日后的淮海战役影响甚微。”则完全缺乏逻辑。因为,如果没有挺进大别山,就没有战略反攻,淮海战役这样的战略决战更无从谈起,而这是决定性的关系,怎么能说挺进大别山对淮海战役“影响甚微”呢?

总结郭汝瑰的观点,挺进大别山的意义在于:一,提前揭开了全国性战略反攻的序幕;二,打乱了蒋介石原定的战略部署(66个师回调),使得两军战场上攻守之势易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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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挺进大别山的意义又不止于这两点,它实际上还是一次具有“自救”属性的军事行动,也就是说:从长远来看,如果不挺进大别山,中野不见得就能更安全;挺进大别山后,中野的危险不见得会多太多。

这个观点看起来不容易理解,我们不妨看看小平同志当时的分析: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收录了小平同志在挺进大别山期间的一篇文章,名为《跃进中原的政治形势与今后的政治策略》,其中写道:

“如果同志们参加过十年苏维埃时期的内战,就会懂得这一点。

那时,不管在中央苏区,还是鄂豫皖苏区(四方面军)或湘鄂西苏区(二方面军),都是处在敌人四面包围中作战。

敌人的防战就是要扭在苏区边沿和苏区里面打,尽情地消耗我苏区的人力、物力、财力,使我们陷于枯竭,即使取得军事上若干胜利,也不能持久。”

这段话的重要之处在于,小平同志是把挺进大别山和红军时期的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经验联系起来看待的。这是一个非常犀利、准确、独具慧眼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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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前四次反“围剿”,虽然都获得了胜利,但这4次胜利,极大地损耗了苏区的人力、物力、财力,使红军陷入了枯竭。从根本上说,即使第五次反“围剿”胜利了,“也不能持久”。

那么,第五次反“围剿”应该怎么打呢?小平同志在《跃进中原的政治形势与今后的政治策略》的讲话中说道:

当时,“要是按照毛主席的方针,由内线转到外线,将敌人拖出苏区之外去打就好了,那样苏区还是能够保持,红军也不致被迫长征。”可惜,当时很多同志不赞成这样做,于是“中了蒋介石的计”。

在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之后,毛主席就提出,红军不应该继续采取“诱敌深入”的内战作战战略,而应该采取进攻到外线的作战战略,主动出击,打到敌人的后方去,从根本上破坏敌人的部署。

毛主席的想法是:“可以向另一方向改去战略进攻,即以主力向湖南进军……调动江西敌人到湖南而消灭之。”(《毛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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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放弃经营了多年的中央苏区,集中兵力直捣敌人的后方,这是非具有极大的想象力和极大的魄力而不能完成的,也是毛主席的意见没有被采纳的重要原因。

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是红军历史上具有转折性的重大事件,它带给我们的经验、教训和反思是很多的。时间来到1947年,我军再次面临着第五次反“围剿”前的困难处境:

自从1946年6月中原突围,解放战争全面爆发,到1947年6月,经过一年的战争,我军兵力已经上升到了195万人,但在绝对数量上,还比国军少175万人。我军所占据的解放区,大都是经济落后的地区,财力、物力、人力都无法和蒋介石的国统区相比,从武器装备方面看,我军也显然不占优势。

尤其是1947年,我们重要的产粮区太行山发生旱灾,晋绥解放区也发生了40年来最严重的严重,山东、华中也是旱灾频发,这导致我军在财力、物力上更加拮据。

当时我军的情况如何呢?拿情况较好的山东来说,粟裕大将的说法是:“人力、物力的消耗空前巨大,山东的水几乎要喝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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