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精神自由与人格独立的奇女子。
作为中共特科成员，她接受组织派遣，成为中统特务杨登瀛（又名鲍君浦）的私人秘书，做出突出贡献，却因脱党时间过长，而未享受应有的待遇，但依然不改初心；
作为共产党员，美丽、热情的她，奉派去做争取田汉的工作，以自身的才情和思想征服了田汉，成为了田汉的灵感之源，催生田汉创作出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他们日久生情，同居生子，历经20年坎坷，两个都经历过三次婚姻的有情人终成眷属，为他们这段艰难亦坚贞的爱情画上了句号；
上苍给了她美貌，亦赋予她才华与豪情。她是一位集音乐、戏剧、文学为一体的艺术家。纵观中华三千年文学史，除了蔡文姬和李清照，想不出可与她的文学成就媲美的女作家，最终她因《渔光曲》破圈红遍整个中国。
她，就是安娥，一个少有人知的奇女子。
- 教育家的父亲却教出了“叛逆的孩子”
安娥原名张式沅，1905年出生在河北获鹿（今石家庄长安区）的一个书香之家。
父亲张良弼是光绪年间的举人，曾留学日本，因在保定开办过私立民生学校、保定女子师范学校，成为清末民初当地的教育家。
张式沅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非常幸运。母亲一连生了七个光头，父亲就想要一个女孩，天随人愿，家里终于迎来了两个女孩，而张式沅又是家中第一个女孩，自然受到宠爱。
但她又很不幸。当时父母关系不好，时常吵架，迫使她小小年纪就要在父母间“走钢丝”。出于保护自己的本能，她学会了察言观色，两边讨好，这样父母都把她奉为掌上明珠。
特别是父亲，对其他孩子基本没有好脸色，却独宠张式沅，希望把她培养成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他亲自教她读古书、作诗文，培养她对文学、戏剧和音乐的浓厚兴趣，为她打下了深厚的文学功底。
可自古燕赵多慷慨悲壮之士，加上父母关系的影响，表面张式沅是个“乖乖女”，可骨子里却充斥着“叛逆”。
1912年，张式沅随母亲何氏迁居到保定，就读于保定女师附小，这时她特立独行、不拘一格的豪侠行事作风就表现得淋漓尽致。
那时女学监秋菊农动辄辱骂学生，尽管这个人和她母亲是结拜姐妹，可张式沅却不想惯着她，领着全班同学罢课，结果女学监被迫辞职，她也被迫离校。
河北是待不下去了，宠腻她的父亲，就把她带到了北京。1923年张式沅考入国立北京美专（现中央美院）西画系。
在美专，她与同学邓鹤皋（又名邓洁，邓和高，1902年出生，1979年去世。中共首任满洲省委书记，建国后曾任轻工部、石油部副部长）志趣相投，一见钟情。
邓鹤皋是中共地下党员，在他的带领下，张式沅多次参加反帝反封建的罢课和集会游行。在斗争中，她迅速成长，1925年入党。
可张式沅的举动，吓坏了家里人，担心她因此被捕被杀头，母亲硬把她从学校拉回了家，不许她出门。
- “三料特工”生涯让她走近了田汉
习惯了自由飞翔的她，又怎可能被家庭的牢笼桎梏呢？！
1926年3月18日，北京发生了“三一八”惨案。安娥从报上得知这一切后，再也按捺不住，她要加入战斗，等母亲去外地探望病重的哥哥时，偷偷地逃出了家……
安娥出走后，疼爱她的父亲便对外宣称，与其断绝父女关系。
1926年她与邓鹤皋自由结婚。 这年夏天，受李大钊委派，邓鹤皋去大连任地委书记，张式沅也一同到了大连，从事工人运动。
当时他们住在黑石礁附近，那儿靠海，她时常到海边，体察渔民的生活，见到他们的悲惨遭遇，心中充满了同情，正是这段生活经历激发了安娥的灵感，为她后来创作令人心醉的《渔光曲》积累了第一手素材。
1927年1月，张式沅被周恩来选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7月，萧三告诉了她国内传来的噩耗：邓鹤皋被捕并判了死刑。
张式沅伤心欲绝，茶饭不思，夜不成寐。这时，中山大学的教员郑家康给了她慰籍，于是，她与郑家康再婚。
婚后不久，1927年末郑家康奉派回国从事地下电讯工作，而安娥则被挑选到苏联国家保卫总局（GPU，即“克格勃”的前身）培训，成为一名红色特工。
1929年张式沅回国，到中共中央特科工作。她改名安娥，奉周恩来的指令，去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中统前身）驻上海特派员杨登瀛（又名鲍君浦）的秘书，与时任特科情报科长陈赓单线联系。
当时杨登瀛在上海滩呼风唤雨，三教九流都交好，黑道白道皆通吃。他虽是国民党右派陈立夫、张道藩的亲信，但早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时，受过马克思主义思想熏陶，思想“左倾”，同情共产党，又被蒋介石逮捕过，心怀怨恨，暗地与一些共产党人交结。
周恩来分析了杨登瀛的情况后，派陈赓做他的工作，将他发展为了中共第一个党外特工。为方便杨登瀛工作，提高他的社会地位和活动能力，中共特科资助他在北四川路大德里设立了办事处，购买了汽车，按月提供活动经费，还派了私人保镖和私人秘书。
私人保镖也是从苏联归来的，在国内曾经是工会领导人，而安娥也不简单，可以说是百里挑一。她曾经接受过苏联GPU特训，又年轻美丽，派她做“风流浪子”杨登瀛的私人秘书，一方面是为了便于与特科联络，另一方面也有引导杨登瀛向中共靠拢、督促其工作的用意。
在这期间，杨登瀛将收集的情报悉数交给安娥，安娥认真研读，仔细挑选后，将有价值的情报抄送给陈赓，由陈赓交给周恩来处理。
安娥、杨登瀛与陈赓等特科人员密切合作，先后制裁了白鑫、陈慰年、戴冰石、黄第洪等中共要害部门内的叛徒，营救了任弼时、关向应等被捕的中共领导人，特别是截获了黄第洪写给蒋介石的效忠信。
当时黄第洪从苏联受训回国、要到中共特科工作。他给蒋介石写效忠信，献计诱捕周恩来以做“投名状”。在周恩来将去与黄第洪见面的危急关头，杨登瀛拿到了黄第洪给蒋介石的信，安娥抄写了一份，派特科联络员送给陈赓和周恩来，才避免了这场灾难。
从安娥1929年10月到杨登瀛身边的一年半时间里，杨登瀛都兢兢业业地为中共方面工作，这在当时国民党占据统治地位的情况下，非常难能可贵。当然安娥功不可没。
安娥在担任杨登瀛秘书的同时，还担负了另一项重要任务：去争取大戏剧家田汉。
田汉（1898年3月12日—1968年12月10日），湖南长沙人，著名的剧作家、戏曲作家、电影编剧、小说家、词作家、诗人、文艺批评家、文艺活动家。早年留学日本时曾自称为“中国未来的易卜生”，后来他被称为现代的关汉卿。
1921年田汉与郭沫若等组织“创造社”，倡导新文学；1928年与徐悲鸿、欧阳予倩组建南国艺术学院，成立“南国社”，以狂飙精神推进新戏剧运动，在文艺界拥有非常大的影响。
追求唯美、恃才傲物的田汉就这样成为国共双方竭力争取的重点人物。
党组织经反复斟酌和研究，决定派才貌双全、文学功底深厚、清丽又有英气，还受过GPU专门训练的安娥承担这一重任。
从此，她的感情生活跌宕起伏。
- 错综复杂的感情纠葛，令她痛不欲生
1929年末，经南国社地下党员左明牵线，安娥打扮成清丽的大学生，去见年长她8岁的田汉。
果不其然，一见面，安娥就让田汉为之倾倒。当田汉再看了她描写留俄女学生生活的长篇小说《莫斯科》后，已经是震惊加倾倒了，连声称赞“这样的作品是独一无二的”，并当即签发，在1930年5月20日和6月20日出版的《南国》月刊上分两期连载。
为此，田汉还在刊物的《编辑后记》中，作了特别的介绍和评价。他说：
“在本期小说中，我要特别介绍的是《莫斯科》。这长篇是写一个留俄女学生的忠实的生活记录。全文共十余万言。我们由此可以看出这个大时代的发展。可以看出一个有为的女性怎样克服她的小资产阶级性，把握坚定的新意识。可以看出工农祖国伟大的运动，可以看出留俄中国同志中的工人和知识分子的斗争。这样的作品现在是很unique的。”（注：“unique”即独特的、无与伦比的）
田汉很快就被安娥的才情和革命思想所征服，原本崇尚唯美浪漫的文艺家开始关注更多现实社会问题，连田汉自己都不否认安娥是他的精神导师和创作灵感之源。
正是这一思想转变，使得田汉成为“时代之子”，写出了后来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
田汉不仅1930年春以发起人的身份参加了中共主导的左翼作家联盟，随后还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
安娥与田汉在思想上有共同语言，在事业上有共同志向，他们二人很快便在1930年秋相爱同居并怀孕。
就在这时，安娥的感情生活乱成了一锅粥，两任丈夫此时均来到上海。
第一任丈夫邓鹤皋，安娥误以为牺牲，实际被判10年徒刑，提前出狱来到上海，在安娥与田汉相识并组建起“左翼作家联盟”不久，被中共派到“左联”工作。
第二任丈夫郑家康，因从事地下工作，长期没有音讯，安娥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谁知在中共江苏省委工作的他，此时也被派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1931年郑家康被捕，被国民党杀害在江西星子县集中营）。
而田汉情况也好不到哪里。
他的第一位妻子易漱渝，是舅父易梅臣的女儿，也是田汉的表妹，两人青梅竹马，感情深厚。
田汉从小多病，母亲听说当和尚能免灾，就在9岁那年征求他同意后准备送他去庙里。
不料，这年父亲去世，母亲就带着他和弟弟寄居到果园镇的舅父家。可田汉到了家看到表妹后，就喜欢上了她，再也不愿去当和尚了。
1916年，舅父出资将田汉和自己的女儿送往日本读书。1920年底，舅父易梅臣在长沙因从事革命活动被军阀赵恒惕杀害，田汉感到自己应担负起照料易漱瑜的责任，于是，他与易漱渝在日本完婚。
不幸的是，易漱瑜生下儿子后落下病根，1925年就病逝了。弥留之际，她不放心田汉和儿子，就把田汉介绍给自己的闺蜜黄大琳，希望他能娶黄大琳为妻。
尽管此后，田汉又有了新的女友，但还是按照前妻的安排，在1927年正月娶了黄大琳。田汉的好友欧阳予倩夫妇、吴家瑾夫妇、唐槐秋、郁达夫、徐悲鸿等均前来祝贺。
可二人没有感情基础，田汉又始终忘不了易漱瑜，他们的感情从一开始就不太和谐。
没有爱情的婚姻终究是不幸福的。易漱瑜死后，田汉在《南国诗刊》上发表了很多悼念亡妻的诗文：
“生平一点心头热，死后犹存体上温。应是泪珠还我尽，可怜枯眼尚留痕。”
“是耶非耶谁能保，梦中忽得君诗稿。倦鸟欣能返故林，小羊姑让眠青草。平生好洁兼好静，红尘不若青山好。只怜尚有同心人，从此忧伤以终老。各有匡时一片心，愈艰难处愈深沉。”
如此凄婉的语句，打动了无数读者，其中就有富家女林维中。
彼时的林维中，在个人问题上很有主见，一心想嫁个文化人，因为不满家庭包办婚姻而跑到南洋教书，看到田汉的悼妻诗后，就给田汉写信，表达了爱慕之情。当然，那时的她，并不知道田汉已经再婚。
林维中的信打动了田汉。就这样，刚再婚一年的田汉与林维中凭着传递信件和照片，感情一发不可收拾。
三年后的夏天，二人在上海第一次见面，更是一见倾心。
那时，田汉正在筹钱创办南国艺术学院，林维中立马支援了500元。
1929年新年之后，田汉跟黄大琳友好分手，同时跟林维中订了婚，他们商定，等她回国就完婚。
只是这话没说多久，安娥就闯入了田汉的生活。
1931年就在安娥与田汉同居怀孕即将生产时，林维中恰好从南洋回来逼婚。
安娥和田汉都坠入了“剪不断，理还乱”的尴尬境地。
- 情场失意，事业却一飞冲天
在林维中和家人的压力下，田汉辗转思量后，决定遵守前盟，与林维中完婚。
无怪乎，很多年后，田汉的儿子如此中克肯地评价父亲：我父亲成也在太重情，败也在太重情。
有才情亦有豪情的安娥，在田汉做出选择后，没有哭闹，拖着已有身孕的身体，替田汉布置第三次婚礼的婚房，还决绝地向林维中做了离开田汉的保证。生下爱情结晶，她也将孩子的消息隐瞒，把自己和田汉的过往一刀截断。
尽管内心痛苦万分，但她一再地说服自己：“这是一名中共特工的工作。”
1931年4月，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供出杨登瀛是中共的卧底。
4月28日，杨登瀛被捕。
安娥这时因生了她与田汉的儿子田大畏、又送到保定老家请求母亲代为抚养，一年多后才返回上海，而躲过了这一劫，但就此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爱情的绝望和痛苦，激发了安娥的创作潜能，她全身心投入文艺创作，参加组建“左联”音乐小组。
这时，田汉的好友、有才情又有柔情的任光爱上了安娥。
1933年，由任光介绍，安娥到百代唱片上海分公司歌曲部任主任，并嫁给了任光（当时上海百代还有周璇、蝴蝶、聂耳、冼星海等。）。
1933年到1937年，安娥与任光曾拥有4年的静好岁月，夫妇俩合作了大量旋律悦耳、意境优美的歌曲，尤其是1934年创作的《渔光曲》给她带来很高的声誉。
这首由安娥词作词、任光作曲的《渔光曲》，是同名电影（蔡楚生导演，王人美、韩兰根主演）的主题歌。
电影《渔光曲》是中国第一部在国际获奖影片，在上海公映时创下了连映84天的记录，在影片中多次出现的主题歌也随之传唱全国，给安娥带来了国际声誉。
《渔光曲》的歌词既渗透着古典诗词的传统风貌，又糅合了现代生活语言的质朴清新，描绘了渔村破产的凄凉景象：
“云儿飘在海空，鱼儿藏在水中，早晨太阳里晒鱼网，迎面吹过来大海风。……鱼儿难捕租税重，捕鱼人儿世世穷。爷爷留下的破鱼网，小心再靠它过一冬！”
1936年安娥作词、任光作曲的《打回老家去》，是仅次于《义勇军进行曲》的救亡歌曲，“打回老家去”更成为抗日救亡的口号。
这首歌曲的巨大影响引起了日本军国主义政府的恐慌和忌恨，他们向国民政府提出严重交涉，又追查出署名“前发”的曲作者就是任光，命令在华特务机关予以暗杀。
安娥自与任光结婚后，几乎每年要流产，身体非常虚弱。而任光为了躲避日特的追杀，不得不在安娥资助下流亡海外，两人由此友好分手。
全面抗战爆发后才回到国内，参加抗战宣传活动。他仍与安娥密切合作，联手创作出《高梁红了》、《洪波曲》等优秀歌剧。
1941年，任光与妻子徐韧在“皖南事变”中不幸牺牲。在任光留下的唯一一个箱子里，藏有许多安娥的照片和未发表的为安娥作词所写的歌谱。
这一时期，是安娥的歌曲创作高峰。她还与聂耳合作，创作了《卖报歌》这一家喻户晓的歌曲；与冼星海合作，为台儿庄英勇抗战的60军创作了《60军军歌》。
1939年，安娥又以《广西日报》记者的身份与著名记者史沫特莱一同到抗日前线采访，被战士们赞称为“两只战火中的海燕”。两人的采访结出了丰硕的成果——史沫特莱的《中国的战歌》向世界宣传了中国的抗日斗争，为中国争取了更广泛的国际援助；安娥的8万字《五月榴花照眼明》则以日记体形式，真实地记录了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的战斗生活。
- 历经20年坎坷，有情人终成眷属
1937年爆发淞沪抗战，安娥与摄影家郎静山一家离沪，在去南京的船上与田汉重逢。
其实，在安娥的心中，田汉始终是无法删除的记忆。同样，对于田汉而言，安娥也有着不可替代的位置。
1935年，田汉创作电影故事《风云儿女》，剧中的主题曲就是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这首后来被定为国歌的歌曲，一下成为了当时的流行抗战歌曲。就在这一年的春天，田汉在筹备《风云儿女》的开机时，因为参与左翼运动，被埋伏的特务逮捕入狱。
林维中四处找人营救，并带着女儿去监狱探望。田汉特别感动，当即写下《寄妇》诗：
“事到高潮翻觉定，人因患难倍相亲。衾香枕软何劳羡，每忆苏菲白发生。”
与此同时，在监狱时，田汉每天早晨都能听到看守部队唱《渔光曲》，曾经的点点滴滴涌上心头，写下了《狱中怀安娥》一诗：
“昔年仓促学逃亡，海上秋风客梦长。斗室几劳明月访，孤衾常带素薇香。君应爱极翻成恨，我亦柔中颇有刚。君应爱极翻成恨，我亦柔中颇有刚。欲待相忘怎忘得，声声新曲唱渔光。”
两相比较，明眼人一下子就能看出谁在田汉心中的份量。
这句诗被林维中知道后，她怒不可遏，又伤心欲绝，自己与田汉同床共枕十年，还是无法抹去安娥在田汉心中的影子。
1937年，田汉出狱后回到上海，林维中开始了她的“婚姻保卫战”，以田汉的安全为由，不许他为抗日奔走，二人的感情开始出现裂痕。
上海沦陷后，田汉启程去武汉，意外遇到安娥，得知他们的孩子还在，并且已经长到六岁，二人相拥而泣，埋在心底的感情再度复苏。
抵达武汉后，田汉出任国民政府政治部艺术宣传处处长，领导全国抗日文艺宣传事宜，安娥则与宋庆龄、邓颖超等意图投入战时儿童保育会的工作。他们在工作上互相支持，在文化创作上紧密合作，又生活在一起。
可林维中不想失去田汉，她很快追来，见到安娥便大吵大闹。
1940年安娥将儿子接来重庆后，已经九岁的田大畏才见到了自己的亲生父亲。
田汉太重感情，一边安娥带着儿子，另一边林维中拖着女儿，田汉对两边都割舍不下，他想“鱼和熊掌兼得”，但明媒正娶的林维中不干。
1946年，绝望中，田汉只好用钱买断，最终，林维中获取500万赡养费而协议离婚。
事情远未结束，平静之后又掀高潮。
此后，田汉与安娥去台湾游玩，林维中随后赶到。田汉为了避免争吵，带着安娥躲开了林维中。随即林维中在台湾《新生报》发表两篇文章，给田汉写了一封公开信，同时见报的还有《安娥致洪深的信》和《林维中驳安娥致洪深的信》。
文章一出，两岸舆论哗然。
不得已，田汉只得发表万言字的《告白与自卫》，希望大家明白真相。
这场长达近二十年的三角纠纷，从桂林、重庆，闹到上海，又闹到台湾，属于当时社会新闻里的超级绯闻，文化界更是一片哗然。
好在田汉与安娥，历经二十年的风风雨雨终于在1948年厮守在一起。二人结婚后，一起度过了20多年的光阴。
新中国建立后，安娥先在中央统战部、保卫部干了一个时期的特殊工作，后调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戏剧家协会，又创作出戏剧《追鱼》、《情探》、《孟姜女》、《武训传》、《海石花》……歌曲《节日的晚上》、《北京之歌》、《在泉边》……小说《石家庄》、报告文学集《苏联大嫂》、《一个劳动英雄的成长》等许多优秀作品，还翻译了苏联歌剧《青年近卫军》等作品。
可叹天妒红颜英才，1956年秋天安娥在工作中因脑中风而突然失语，半身不遂。
好在还有田汉悉心照顾，病榻之下，依然坚持创作。
然而祸不单行，不久田汉受到严厉批判，文革期间，更遭残酷批斗和逮捕，1968年死于狱中。
1976年，饱受病痛折磨的安娥也悄然而去……
安娥的《渔光曲》、《卖报歌》流传之广，堪比“凡有井水处皆能歌”的柳词；《追鱼》、《情探》等成为长演不衰的戏剧经典；《打回老家去》更在民族危亡时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
然而，这位燕赵才女，作家、词作家、剧作家，很长一段时间，她的旷世文采湮没在历史烟尘中，远不如她那惊心动魄的红色特工生涯和道不清的爱恨情史那样闻名。
直到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开拍献礼剧《国歌》，我们才得以瞥见她的名字，窥见她辉煌创作之一斑。
好一个奇女子！安娥也因为崇高的信仰而有了生命的意义。为了信仰义无反顾，为了爱情痴心不改，这便是安娥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