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只有一半影子的人，就像村上春树《海边的卡夫卡》笔下的影子浓度比别人淡一点的主人公“中田聪”。影子从2002年我高二那年父亲办公室上吊自杀那一天起，密谋离我而去，后来愈演愈烈，活生生撕扯掉了我童年和青少年的经历。
2002年，我正读高二，父亲在办公室上吊自杀了。母亲听到噩耗后，当天就住进了精神病院隔离治疗。
由于当时我未成年，出于保护我的考虑，亲戚们向我隐瞒了父亲去世的真相和母亲真实的去处，告诉我说父亲意外去世，母亲身体不好去外地疗养。
因为住院，母亲没能参加父亲的葬礼，直到两三个月后才回家。
直到那年暑假，我偷听到亲戚的一句话“哥哥活着那么痛苦，还是死了好”才产生了怀疑，我在互联网搜索，发现父亲自杀的消息上了百度头条（父亲是某国企建筑厂的技术股干副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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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抑郁症自然没能因为一次住院便治好，从2002年她精神病病发起至2020年，母亲经历了国企下岗、四处打零工、更年期、女儿异地求学毕业结婚等六十年代出生的那一辈女人都经历过的事，也一共住院治疗了六次。
在这18年里的前8年，出于对我尚未成家立业的照顾，大家对母亲的病情始终遮遮掩掩。期间，母亲只是零星地吃过几次药。每当她兴奋出格、话多、爱管闲事等躁狂症状时时，外婆就炖羚羊角给她喝。外婆相信，只要能把火降下来，病就好了。21世纪初，对于精神卫生、心理健康的普及程度远不如现在。
八年间，我经历了高中、大学毕业，结婚等重要时间节点事件，也看着因父亲去世，家里失去了顶梁柱，母亲不得不从幕后走向台前，她在孤儿寡母的处境下，艰难地掩饰着内心的怯场，拙劣地演着生活的戏。
为了生存下去，她无暇顾及自身的感受，单亲妈妈的重担也一点点耗干了她的精力。
她变得不那么温柔，甚至有点市侩暴躁，但就像海边礁石上的牡蛎，她粗粝的“壳”里包裹着柔软的心。
父亲去世后第一年的除夕，母亲的亲戚们来我家坐一块儿吃年夜饭。饭桌上，母亲突然想起来还没给我买新鞋，于是不顾大家劝阻，撂下筷子就拽着我非要去李宁运动店给我买一双球鞋。结果大年三十晚上，我们在萧瑟寒风中急匆匆走完一整条商业步行街，也没碰到一家开门营业的店。
父亲的去世，让母亲在崩溃的边缘挣扎，也一度导致我沉浸在创伤后应激障碍里无法自拔。我曾无数次回想，如果我不是那么只顾自己，也许早就能客观地意识到一点——母亲也生病了，而且是严重的精神病。
2010年年初，我不顾家里父母两方亲戚的反对，执意嫁给丈夫。当时母亲的娘家人说，男方家那么穷，婚礼摆宴是摆不起了，干脆领个证就算了。母亲不听，硬要摆酒，一桌酒席4000元，摆了十桌，那是一场精致的小型婚礼。婚礼当晚，我脱下芭比娃娃样式的缀满珍珠的婚纱裙，顾不上卸妆，隐忍流泪了一夜。当时亲人们很担心强撑着的母亲会崩溃。婚礼后不久，母亲便住院了。
那次住院，我才明确知道母亲得了较为严重的双相情感障碍，并且病史超过十六年。这颠覆了我对她的认定，从此，母亲不再单单是母亲，还是一位精神障碍患者，有时甚至后一身份盖过了前一身份，我不自觉地同其他人一样，戴上了有色眼镜看待母亲。
办理完住院手续后，躁狂发作的母亲被强制送进病区，她在瞬间安静下来。我陪母亲在盥洗室简单梳洗了一下，她靠着水槽，神志有点不清，手哆哆嗦嗦地洗一次性杯子，跟我说：“你要不要喝杯茶，以后妈妈可能照顾不了你了。”这句话一语成谶。
当时她表现得像个犯了错的小孩，腼腆自卑。看着谨小慎微的她，在那样慌乱的情况下还尽力维持平静，我背过身偷偷揩了下眼泪，咬了咬嘴唇，强行冷静下来。
2
母亲每次住院（第一次住院例外，当时我并不知情），我大概遵循一周一至两次的频率去医院探视。
精神病院的住院部病区是非常干净整洁的，窗明几净，没有窗帘。为了防止有病人上吊自杀，在病房内绳子、带子、布条等统统找不到。病人们过着看似平静的群体生活，偶尔会有病人歇斯底里。病人私人物品或公用物品丢失的情况时有发生，多半是因为病人记错了归置位置，或者偷窃私藏。也因此，母亲时刻像防备小偷一样警惕周围的病友，她时常把梳子、护手霜等私人生活物品紧紧攥在手里，一圈又一圈绕着病房过道走路，由于尚在恢复期，眼神呆滞、手时常控制不住颤抖，腿脚不利索，走路歪歪扭扭。
进出探视久了，我对正常人和精神病人之间的划分越来越模糊。这样说可能有点麻木不仁，比起许多人提到精神病院就谈虎色变，我反而觉得呆在里头的半小时挺自在的，没有任何渗人的紧张感。进一步讽刺地看，精神病院（尤其是一些私立的，收费较高，设立VIP看护病房的高级精神类专科医院）反而成了一些想避世的人的现代桃花源。
循惯例，病人刚被送进住院的一周内，需要在观察病房接受初步的镇静、留院观察。那时候往往是病人情绪最不稳定、异常狂躁或低落的时候。一些病人会没日没夜喃喃自语，我听过一些病人的呓语：住院费太贵了得赶紧出去、儿女不孝顺把老人房子占了、连考了几年公务员都落榜、老公在外面有妖精了……这些烦恼普通人都有。
我记得一个十几岁、眉目清秀的小姑娘，她天生脑瘫，被家人送到了精神病院看护。刚住院的时候，她只会爬行，智力发育还停留在三岁小孩阶段。她见到人就会发出“抱抱、抱抱”的声音，然后给来访的人一个紧紧的熊抱。许多人被她突如其来的举动吓得忘了做出反应。我也被抱过，当时只觉得她很可爱，只是个缺爱的少女罢了。被抱的那一刻，与她四目相对，清澈透亮水灵的眼睛，我至今难忘。我丈夫也被她抱过，当时他僵硬地杵在原地，等待救援。这也是他唯一一次去精神病院探视丈母娘。
3
死者为大的伦理传统，对于生者、尤其是未亡人来说总归是不公平的。
“你阿爸死了，把我的心也剜掉了。你妈生这病，我就跟吞了老鼠屎一样恶心。”对于丧偶的儿媳妇，作为婆婆的奶奶怨气森森。
外婆也不止一次说过死错人了，偏偏死的是这么优秀的女婿。
2014年，在我预产期临近时，53岁的母亲整理出自己十八九岁还没遇到父亲时的三幅照片，并冲洗放大用相框装裱起来挂在她的卧室里。
照片中的她，脸色红润、身材匀称，穿着杏色风衣，精神抖擞地侧立着，回眸一笑百媚生，短发的她眉宇间露出飒爽英气。
10月18日，树儿出生了，新生命的诞生带来的狂喜与焦虑，成了压垮母亲的最后一根稻草，她的双相情感障碍发作了，无暇照顾她的我只好再次把她送进了精神病院。
10月19日，树儿出生的第二天，我抱着娇嫩的、尚在襁褓中的她站在病房阳台上晒太阳。阳台一角放着一个高筒玻璃花瓶，里面插了六株黄澄澄的、笑容灿烂的向日葵，那是母亲发病住院前一天送给产房护士的礼物。每当母亲犯病，经历狂喜的波峰时，她就像梵高附体似的，热情赞美周围的人事。
母亲住院不久后，我去探望她，她故意撇过脸不看我，然后仰起头，一点点涨红了脸，随即爆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哭喊：“老公以那么不名誉的方式死掉，辛辛苦苦养大了女儿，女儿不争气没出息，烂良心！刚有了自己的孩子，就把老妈关进了疯人院这个鬼地方我女儿真是猪狗不如！”
再后来，她在与坐月子的我通话时，开始不停地询问奶粉一罐多少钱，尿布一包多少钱。
母亲这次出院时，临近过年，她在当天就上菜场买了一大堆鸡鸭鱼肉把冰柜塞满，在厨房里忙转了一下午，郑重其事地给自己烧了一顿饭：“医院里的饭菜是猪食，那米我咽都咽不下去。”
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的她，对饥饿、食物贫乏的恐惧深深嵌进她的脑子里。
住院期间，她托我捎带几个蛋黄油一点的咸鸭蛋，她埋怨医院里伙食差，得靠咸鸭蛋下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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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如果长期遭受病痛的折磨，她/他的面部五官会发生变化、挪移、扭曲，就是俗话说的病得都没人样了。当母亲看到自己因生病而变异的眼神、面容、身体姿态，她作何感想？
以我的亲身经历来说，对于精神障碍患者的歧视有两种，第一种认为她/他不正常，因此否定其大部分决定、行为；第二种苛责她/他，以普通人的为人处世的标准要求其必须表现得正常。
母亲受到了这两种歧视，我对她的歧视属于第二种。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对母亲的发病是惧怕的，一旦母亲的眼神显得有点呆滞，或者眼白变多了，性子变急了，嗓门提高了，我就胆战心惊。
母亲第三次住院出院后整整一年，我为了不表露出对母亲的惧怕，夹在襁褓之中的女儿与她之间过得战战兢兢。
在日常生活中，我对于修补、归位近乎偏执。情况最严重时，看到自家门口过道垃圾桶里出现一些家里扔出去的半旧不新的东西，就怀疑母亲又病发了。每次疑神疑鬼之后，又会内疚自责。丈夫也一度觉得生活没了指望，全家会被丈母娘的精神病拖死。那时我们夫妻关系降到冰点。
事后证明是我们太过焦虑了，放大了母亲的异常，过分识别她的精神障碍标签。
实际上，母亲正朝着恢复正常的方向一点点改善。
心理医生提醒我，对于任何一位病人来说，长期服药都是一件很痛苦的、需要毅力的事情，更何况是对自己的疾病没有清醒认知的精神障碍患者。
母亲的病总是断断续续发作，最严重的时候，她会扔光、砸光家里的东西。
每次面对一屋子的破烂碎片，或者是被蓄意掏空的甚至显出一股侘寂美学的家，我会沮丧，但不至于绝望。只要家里的一排排相册还在，只要外公留给母亲的遗物还在，就证明母亲没到生无可恋的地步。
但每多收拾一次风卷残云后的家，我对相册的讨厌就加深一分，甚至想把它们付之一炬。它们的存在总是提醒我，曾经我有一个完整温暖的家。
过去的没有真正过去，回忆强劲有力地干扰现在。过去的生活，好的坏的，全被尘封在相册这一有形的物质载体里，就好像经过特殊防腐处理的古埃及木乃伊，托相册的福，过去的生活得以永生。
因而，在那段时间里，我虽然和母亲同住一个屋檐下，朝夕相处，但形同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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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母亲第四次住院，我终于放弃了找回原先的自己回忆（假想）中的母亲的企图，开始试着接受全部的、现实的母亲。
生活无法简单归零，它一环扣一环，只接受阶段性康复的母亲，而排斥生病住院的母亲，这样对母亲来说太不公平。母亲只是如同大多数双相情感障碍患者那样，竭力融入人群中去学习、工作、生活。
“你看这张照片，照片上的小丫头可不可怜？”
2017年12月17日，母亲给我看她的外孙女、我女儿的照片，照片中的小丫头树儿正在地上爬，被抓拍到爬行时扬起头的一刻。
说着说着母亲便哭诉起来：“我就是俄罗斯套娃，剥开一层还有一层，这么些年做人一直藏着掖着。”
“你妈就是这件破衣服，外人看起来你妈干净、精神，其实里面就是这条破烂衣服。”母亲拿起一件已穿了三年多的天蓝色底白碎花没过膝盖的长袖直筒连衣裙跟我比划。
“我把家里钥匙丢了，怎么找都找不到。你的心怎么那么硬，我把钥匙丢了，打不开门了。我还梦到带树儿出门玩，但把孩子弄丢了。孩子怎么就丢了呢？”母亲哭红了眼，处于崩溃边缘的她，即使到了快要病发的程度，仍旧被迫带着一丝克制。
我坐在母亲卧室的床边，收拾折叠晒干的衣服，避免与她四目相对。
当时的我害怕母亲，把母亲当成了即将失控的疯子。我害怕树儿看到奶奶躁狂发作的一幕，丈夫则警惕地抱着树儿躲进了卧室，反锁门。
12月20日，母亲在外面乱跑了一天，找不到回家的路，差点失踪了。
我突然意识到，也许母亲的时间表也停在了父亲死亡的那一年。这些年里，她压抑着自己，努力达到社会条条框框的要求，疲于奔命，直至外孙女出生，她的时间意识彻底混乱了。
也许母亲不止回到三十年前，她可能回到了三十五年前，那一年她刚认识父亲，正在跟父亲自由恋爱。为人妻、为人母的担子还没压到她的肩上。她的心底，一直住着一个在楠溪江畔拣鹅卵石、吃咸菜菜头的乡间小姑娘。上世纪六十年代三年自然灾害，外婆将母亲寄养在乡下亲戚家，到了上小学的年纪才返城。
每当母亲双相情感障碍临近病发时，她无论怎么慌乱，她都会记得回家的路，这是她神志状态的底线。
然而这一次，她的底线被突破了。
“女，绾后髻、57岁，身材偏胖，身高163厘米左右，离家时穿绿色连帽风雪衣、斜挎玫红色运动包、穿平跟绣花黑皮鞋，有留意者请于我联系，联系号码XXX。若能找到，必当面酬谢”。我在提心吊胆等她回家的间隙，发出了寻人启事，一时间，亲戚朋友同学在微信圈纷纷转发。
直至21日0点左右，距离她20号早晨七点前出门，已经过去了接近18小时，母亲终于按响了家里门铃。
那一刻，我如释重负。
“走得太热了，我出去玩去了，先洗澡了，明天再聊。”大冷的天，看着三更半夜回家，手机、手提包都丢了的披头散发的母亲，我明白她临近爆发了。
我无法想象母亲经历了怎样灼热心焦的一天，也许她漫无目的地暴走了一整天。
午夜回家后，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大约安静了三四个小时，然后开始淋浴。由于精神障碍的发作，她的复发性湿疹加剧，全身瘙痒，冲凉可以暂时性压制身体不适。隔壁的我，听到了浴室里乒乒乓乓的动静，那是母亲在砸东西，或者通捣地漏。
凌晨四点，树儿醒了，她仿佛预感到会有事发生，一声不吭坐那儿乖乖地让我帮她穿好衣服。等树儿被送到了信任的亲戚家后，我们开始着手把母亲送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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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21日早上9点多，母亲把自己反锁在卫生间持续冲澡已超过三小时（母亲每次发病都会不停地冲澡，把所有可以撕掉的东西撕个粉碎，冲进抽水马桶，事后疏通马桶时会清理出剪碎的内裤、中老年前扣式文胸等杂物，反复冲洗阳台和厕所，仿佛可以冲刷干净一切肮脏）。我叫来了开锁师傅，强行破门而入。
赤身裸体的母亲，拿着淋浴喷头出来，她把水管当成武器进行自我防卫，她一边冲我们喷水，一边大叫“你想我死啊，想我死啊。”
我跨坐在母亲腰部，压制她的挣扎，想趁医院救护车来之前给她穿上衣服。
“我养了你三十年，三十年，你为什么这么对我！”
“把衣服穿上，把衣服穿上，穿上！他妈的！”我牢牢钳住她欲挣脱的右臂，最终我的咆哮压过了她的怒吼。
随后，救护车到了，医院护工出现，母亲立马安静下来，任人摆布穿上了衣服。
“她知道自己今天躲不过去了，所以闹一下，你看，我们一来她就蔫了。”经验老道的护工说。见惯混乱场面，身经百战的两位护工，做了一个善良的决定，在给母亲穿上衣服后，并没有为了方便“押解”而反绑母亲的双手。我们尽可能“体面”地扶着母亲上了救护车，小区里的邻居彼此心照不宣，回避一旁。
与护工为保留母亲尊严的出发点不同，我当时想帮母亲穿上衣服，夹杂着家丑不可外扬的私心。事后想想，人都濒临崩溃边缘了，哪顾得上裸体不裸体的社会礼仪呢？
在救护车里，穿着墨绿色连帽风雪衣的母亲戴上了帽子，头偏向车窗，沉默不语。
那一刻，她也许感受到了众叛亲离的滋味。
“我不要回家，我不要回家。”母亲第四次住院时，一直说这句话。
巨蟹座恋家的她会说出这句话，我有点意外。按照之前的住院惯例，她应该是频频要求护士打电话催我到医院接她出院。
以往母亲发病时一直是偏躁狂的，但这一次她偏抑郁了。讽刺地说，我宁肯她躁狂，也不愿她抑郁。
因为患者躁狂会令身边的人痛苦，而抑郁会令患者自己痛苦。
活着和死了是截然相反的两件事，这个看似废话的道理，我却花了十几年才开窍领悟。
住院半月内，我与住院医生徐大夫沟通了三次。徐大夫反映，母亲看上去很伤心，不愿意见家人，不愿意跟医生聊天，行为有点混乱。
我猜测，这次母亲伤心的主要理由之一，就是女儿的冷漠。她的女儿出于自我保护防御，也像她一样尽可能淡化一切情绪反应，刻意令自己迟钝，外在表现出来就是铁石心肠。
母亲第四次住院手续办理妥当后，我开始一点点清理“灾难”的废墟。
收拾母亲的房间，在一屋子散落的撕碎的密密麻麻、词不达意、语无伦次的纸片里，我找到了一张她留下的字条：“我太疲倦了。人生短暂，应该放飞自我。”
我开始回想起来，其实母亲的病情恢复良好出院后，她表现得跟正常人相差无几。出门买菜时，她会站在镜子前涂口红梳头发认真捯饬，成天当拇指侠刷朋友圈与一帮花样大婶约起来玩，入秋转凉了就坐电视机前看婆婆妈妈的家庭剧，给小孙女织毛衣。
我庆幸，母亲没有选择父亲那种决绝的方式，给了她自己，也给了我用余生去修补裂痕的机会。
2017年12月22日，收废品的阿公站在我家门口，我端着从书架上搬下来的厚厚的相册，三五本一摞，扔进阿公带来的滚轮式垃圾回收箱内，来来回回反复了十几趟，终于把看不顺眼已久的书房里的相册扔了个精光。
再见了，那美好的该死的过去。
我高兴得心里默念：这下可以彻底跟过去告别了。
自从父亲死去的那一年起，我总惦记着把相册都扔掉。那些相册记录了我的童年、青少年，父母年轻时候的样子，父母亲的工作照，母亲作为本地业余摄影家协会的会员拍的作品……
在母亲住院期间，我每周打一两个电话询问医生她的病情。徐大夫一直回复，母亲的状态不好，晚上睡不着，正在吃药、调药，目前正想办法解决她的失眠问题。
我产生了一种奇怪的联想，精神病院就像幼儿园，病人不肯睡觉类似于孩子不肯午睡，都会令护士、老师头疼。
不同的是，前者失望甚至绝望，后者还是存有希望的。
57岁的母亲，重新变成了幼儿园里的孩子，害怕孤独、害怕被抛弃。
在母亲病情临近发作的前一个月里，母亲不停地约朋友们出去游玩，她披上大红大绿丝巾，银杏树下花丛边拍了许多赏花照。
我原本以为，她是觉得在家待得压抑，想出门看看风景散心，没有想到，她可能即使置身在山花烂漫中，心中的悲伤、郁闷也无法排解，照片越鲜艳，内心越阴暗。
当时二姨因患癌住院，几度病危，母亲在照顾二姨隔几天后一定会出去玩一天。外婆不理解母亲，骂母亲冷血，说她疯了，姐妹都快死了，还老出去玩。后来随着二姨病越来越重，母亲出去旅游的频率越来越高。
其实我明白，母亲不是贪图享乐，她只是想逃向别处，逃到一个不会拿异样眼光看她，不了解她过去的地方，她没办法以平和的心态接受妹妹即将死去的现实。
7
母亲住院一周后，我开始试探性地问树儿，要不要去见奶奶。
树儿对于奶奶的“消失”，起初绝口不提，偶尔会站到我面前说一句“奶奶生病了”。她是个分不清陈述与疑问语气的孩子，如果有疑问，她会反复以陈述句的语气来问大人。
“我们去看看奶奶，好不好？”
“不要，害怕奶奶。”每次提议带她去见奶奶，她都拒绝。
最初，听到电视剧里的门铃声响起，树儿就会红着眼睛想哭，“奶奶回来了。害怕。”
慢慢地，树儿的害怕程度有所减轻，也愿意偶尔提起奶奶。
考虑到树儿的敏感，（她很早就发展出恐惧心理），我犹豫到底要不要带她去精神病院。毕竟她是一个听到剁晒干的酱油鸡的声音都会掉眼泪发抖的孩子。
权衡再三，我还是决定赌上一把，毕竟奶奶和孙女朝夕相处了也快三年。
住院部四楼，树儿的个儿还没护士站的办公台面高，母亲从一道铁门口走出来。
“树儿，树儿。”母亲一把抱起了孙女。
树儿对奶奶有点生疏，楞了一下，然后像考拉熊一样，手臂搂着奶奶脖子，粘在了她身上。这孩子向来不爱说话，她表达喜欢、爱意的方式，就是一言不发直接拥抱或者亲对方的脸。她沉浸在与孙女见面的喜悦里，目不转睛地盯着树儿。
五六个平方的会见室里，树儿不停地来回转悠，她不愿意一直坐在奶奶腿上，靠近奶奶，又跑开，茶几底下钻进钻出，会客长椅上攀上滑下，片刻不得闲。
树儿的快乐感染到了母亲，她突然像个孩子似的开心地跟我讲起一件小事。
她告诉我，前几天护士带她去体检，她们看到楼顶天台上有两只猫，一黑一白，互相被对方吸引了，打招呼，还绕着转圈。
“猫也懂感情啊，这两只猫可爱死了。”母亲又能从心底感到高兴了，这表明她从自己的压抑中又走出了一点点。
“奶奶抱。”会面结束，树儿意识到要跟奶奶再见了，嚷着要奶奶抱。
母亲抱起了孩子，在她红扑扑的脸上亲了两口。
“不疼小，不为老。”一旁的护士长说。
“树儿，妈妈今天谢谢你。谢谢你冲着奶奶笑。”会见结束，我蹲下身，平视树儿。
对于这么小的孩子来说，我不可能跟她解释得更多。安全、隔阂、接纳、抛弃等概念，这些成人世界的东西，小孩未必能懂。树儿得接受这样一个现实：她有一个特别的奶奶，这个奶奶有苦难，需要帮助才能平安地度过晚年。由于特殊的住院经历，奶奶看待她自己和世界的角度与普通人有点不同。奶奶的心里有一块长满杂草的地，她在艰难地遏制更多孤独的、慌乱的种子在土里生根发芽。她是一个慈祥与暴躁、快乐与悲伤并存的奶奶。
犹豫再三，我还是告诉护士长，过年不接我妈出来了。
“现在，谁家的生活不是一团乱麻？实实在在的，比什么都好。你别害怕，怕也没用。”她投来一丝稍带指责批判的目光，或许是见惯了精神病院里家属与患者的隔阂、纷争，她也没有深究苛责什么。
然后，我当面跟母亲说了过完年再接她出院。母亲瞥了一眼我带来的满满当当的年货：“良心被狗吃了，东西统统拿回去，我不要！”
2018年，是母亲第一次不在家过年，也是我人生第一次除夕不看春晚，第一次被过年的形式感压得有点喘不过气来。
父亲那边的亲戚们怕我过年冷清，从腊月廿八开始一直到除夕，三户人家各自请了我们一顿团圆饭。宴席上摆出过年用的高脚碗，炒年糕、蒸八宝饭、炖河豚、清蒸老虎斑、炸帝王蟹、肥牛火锅……虽盛情款待，但一桌子人却难以笑饮畅怀。
大年初三，去医院探视，告诉母亲月底接她出院，初八会再来医院与主治医生见面，谈准备出院的事宜。
会见室里，母亲比上回平和了许多，咬着带来的溏心苹果，跟我聊起了年夜饭。
“除夕大家都没出去过年，来了好多家属，带了酱油肉、黄鱼鲞这些过年的酒菜来。我们分着吃。初一还吃了一顿烧鹅。后来的饭菜就难吃了，没好菜。泡面很香。”
“泡面？医院里让你们吃方便面？”
“几个人吃一碗，你吃几根，她吃几根，还争着喝汤底。”母亲一边说，一边呲溜呲溜模仿吸面条的动作：“你下回来看我，记得带几包榨菜、豆腐干、卤鸡腿等咸味的零食。年夜饭我蹭了别人不少吃的，要还给她们。”
2018年2月底，母亲出院了。
出院后第一周，母亲急于弄清楚自己的存款、退休金是否有在住院期间被我挪用，在住院费用预缴余额是否已返还等涉及金钱方面的事情外，基本上很少与我交流。
在查了银行账户后，她放心了。
其实她在一次住院探视中，她就念叨过了：“你们心真黑，花我自己的钱让我住院。你们骗我去住院，这钱就该你们来出。我这回住院花了万把块，你们知道一张一万元的存单我得省多久才能存得下来吗？”每回犯病，她都会埋怨精神病院住院费贵，住院就是浪费钱。
一切妥帖之后，她急着与老同学、老同事、教友重新取得联系，但由于我在她住院期间搜查了她的手机，把微信朋友圈里疑似有不良影响的人拉入黑名单，并退出了所有我认为可能是诈骗、传销团体的群组，她被迫过了近一个月的宁静日子。
后来，她重新回到唱歌班（2017年时，参加了一个业余歌唱班，七八十位年龄五十岁以上的阿姨每周在社区提供的台阶教室里放声高歌，阿姨们大多穿颜色鲜艳的服饰，与跳广场舞的中国大妈类似，享受退休后的生活。除了中途住院的近三个月，她没错过一堂课），并参加教会生活后，才又慢慢地与以前的熟人取得了联系。
现在想想，自己当初的行为有点纳粹，是假借爱的名义的控制。我凭什么决定母亲跟谁交朋友，跟谁断交？我这么做比偷看孩子日记、信件的妈妈的做法更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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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以为母亲是鸡蛋一样的女人。买过鸡蛋的人都知道，买散卖的鸡蛋是件麻烦事，由于鸡蛋经不起磕碰，如果不用专为装鸡蛋设计的纸盒子盛放鸡蛋，拎一袋脆弱的鸡蛋回家，路上得分外小心，稍一颠簸就可能鸡飞蛋打，蛋液四流。照顾母亲，得像照顾鸡蛋一样，否则她就容易受伤。但后来，我才意识到这个想法是错误的。正如电影《妈妈》里年过八十的母亲对患老年痴呆的女儿所说，这个世上的人大多数比你想的坚强。一直以来，母亲尽己所能地照顾我，她不是拖累。即使是生病住院了，那花的也是她自己的退休金。
在我和母亲共同生活的这些年里，我事实上成为了送母亲进精神病院的决定者，因为我的决定，她被限制人身自由，接受药物以及其他治疗。这种情况下，也难怪母亲无法纯粹地只把我当女儿看待。她是个相信爱，渴望拥抱爱的人。不幸地是，她的至亲——女儿，是个刺猬一样的人。
母亲第四次出院时，医生反复交代里她的吃药问题，每天按部就班给她配药成了我的一项重要工作，也许往后余生的每一天，我都必须做这件事。
每天晚上，我会端一杯温水让母亲服下晚上的药，而后打开空了的药盒添加隔天服用的早中晚三餐餐后的药。
母亲好强，六十岁不到的她，每回多干一点家务，右手手指就会水肿，可她还是打了鸡血似地加油干，干完就倒头大睡。她的精力大不如前，稍微干点重活，就需要休息一两天才能复原。有时候，听着隔壁房间早早睡下的母亲震耳欲聋的呼噜声，我会感到无奈。
监督她在较长时间内（不确定是否需终身服药）按时服药，不擅自断药，成了落到我肩上的不可推卸的责任。
每个月月末的周一上午，我都会陪母亲去精神科复诊开药。每次陪她去医院复诊，我都有点心理负担，担心她不肯去医院，不愿吃药，或者当日医生不坐诊。母亲时常唠叨说想自己去看病，不需要我陪。但我总是拒绝：“你就当做让我安心，让我陪你一块儿去吧。每个月陪你去见一次医生，开一次药，我才能心定。”医院成了我和她唯一共同外出的地方，也许在别别扭扭的陪伴过程里，母亲能感受到来自女儿的一丝关爱。
我和母亲几乎不会手挽手走路，总是一前一后地走着，心里磕磕绊绊的。一路上我得时不时回头，提醒她靠边走，注意来往的车。母亲则抱怨天太晒、路太远、我太啰嗦……
大约两三个月后，2018年五月中旬，母亲冷不丁地跟我说，她想换医生，不再看徐大夫的门诊，换成去年发病住院前一直去看的谷医生的门诊。我听出了她的话外音——她想减药。
谷医生是母亲十几年间看过的精神科医生里开药最轻的医生，并且他始终相信母亲状态良好。用他的话说，我母亲是一个有素质的女人。
母亲透露出的减药想法，在我心里犹如平地起惊雷，脑海中闪回般出现大约三年前，树儿半岁左右常做的噩梦——阳台上，发作的母亲把树儿扔了下去，然后丈夫一刀一刀发狠地砍着丈母娘的脖子。那个梦里除了树儿凄厉的哭叫外，鸦寂无声，能摸得到颈动脉被割开后鲜血汩汩流出的温热腥臭。
母亲犯病循环反复将近二十年后，众人达成一致，做了一个决定：肯吃药就在家呆着，不吃药就送进去。没有人想过这种非黑即白的二分法是否正确。毕竟与消除恐惧隔阂、恢复信任这些比起来，在事态超出控制时强制住院治疗相对容易操作得多。
“你妈妈是个情感很丰富的人，她没把自己封闭起来，她对外界是敞开的，渴望与外界多接触。”谷医生认为，现有的药量已经能够帮助母亲保持稳定的心境。曾经控制欲、保护欲强烈的母亲，在四次被限制人身自由后，迫于自身疾病现实，收敛了许多。而那个曾经渴望挣脱令人窒息的母爱束缚的女儿，却变成了她曾一直反抗的母亲的模样，重蹈覆辙。
“医生，你得给我减药啊，这药（喹硫平片）吃得我每天都迷迷糊糊，一天到晚睡觉。还有这种(丙戊酸钠片)，吃了根本没有用，而且夏天温度高起来，外面那层白色包衣会融化，早就该停了。”母亲抱怨道，语速略快，情绪略激动：“我都故意让自己下午迟点吃中午的药，我已经一个礼拜晚上睡不着觉了，起码夜里十二点过后才睡得着。”
结合母亲的陈述，谷医生翻查用药记录，发现母亲话里的漏洞，部分情况与事实不符。谷医生目睹了她焦躁的一面：“我们减点药试试看，减药的过程不能着急，我已经一下子减较多了。”
9
同样在2018年，我被确诊双相情感障碍后，开始对于母亲的痛苦能够感同身受。我终于对一个问题，即，为什么父亲临终前母亲没能好好照顾他，释然了。因为当时母亲也生病了。怎么可能指望一个重度双相情感障碍患者去照顾另一个重度癔症患者呢?我消除了对母亲的恨，与她和解了。我在经历心理遗弃、重新接纳母亲的过程中，试着为改善母女关系做出点切实的努力。而经历过母亲的数次住院，我也暗下决心，将人生目标定为此生不住一次精神病院。
母亲的生活（按年计算），被分割成了住院前、住院期间和出院后三段。谁也不清楚，将来她是否还会在精神病院过年，发病间隔是否会越来越短。
但母亲从来不跟我说她的情绪感受。我们之间有亲密障碍。
这障碍始于十八岁那年，她拽着我的手，站在立交桥出口，说：“你再这样下去，我们一起死吧。”当时，一辆皮卡差点撞上我们，司机探出头来骂娘。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看似牢不可破的隔阂，深埋彼此心中的芥蒂，应该有一个缺口，一个通往打破隔阂、消除芥蒂的缺口。
我能为她做些什么呢？
想来想去，只有一点，陪伴。让她知道，她不是孤军奋战，在与疾病抗争的道路上还有我这样一个战友。
收到书面的《解约拒赔通知书》是8月中旬。在那之前还做了哪些事呢？
我想到保险官司还是避免不了，那还是先把病解决了，我去了之前凭超声图像就给我“下判决”的消融专家那儿，想现场排队加号，人太多失败了（初诊时说直接去即可）。然后得知那位专家刚巧要停诊1个月。
以及，通过投保平台和保险公司的客服转交，再等来电话后，哀求理赔员。这次的理赔员起码态度没有上一次那么恶劣，我说过最夸张的原话是：“你们真是要把人逼死了。‘保险’的性质，不就是应该在人遇到难处的时候，提供保障的吗？”
没什么用。
这时要考虑的已经不止按我的“计划”，“能否裸辞，换种生活方式”了，还有我现实的存款余额问题，还有我漏雨的房间9月20日就要到期了……我恢复冷静，开始打12378投诉（以前叫银保监，现在叫国家金融监督管理局）。往后一系列行动的动因依然是，行政途径应该还是要比司法途径解决问题快。
最核心的依据是，那条“耍花样”的“等待期条款”，本身就在银保监的“负面清单”里。“负面清单”的效力有可能低于法律，但起码是一种监管部门每年都发函警示保险业的行业规则，涉及等待期的原文是：
部分产品条款中约定将等待期出现的症状或体征作为在等待期后发生保险事故时的免责依据，而症状与体征均无客观判定标准，侵害消费者利益。
函文拗口的话简单解释下：“结节”就是“癌”的前期体征，“结节”和“患癌”之间没有必然因果。扩大来说，百种重疾正式确诊前都有各种身体症状，而有那么一类等待期条款所采用的文字游戏，就是给拒赔预留的陷阱。
我也查过一些公开法院判例，别说处于“争议重灾区”的等待期问题，就算是很多在投保前就明确违反了“健康告知”的投保人，都取得了胜诉——原来，某些保险公司，就是“在法院门口才理赔”。我还有一些具体情况中对自己更有利的证据（甚至直接提供给了对方让其权衡）。但我觉得，没有时间了。
12378的处理流程，是转办至北京监管局，北京监管局再转办给保险公司的投诉部门。投诉人员告知：不改结论，你诉讼吧。
我再问12378，表明“自己处理自己的投诉怎么可能解决，能不能请求监管介入”（对方又主动转办了一次，保司态度一样），接线员说，你可以直接给监管局写信。
其实是母亲先一点点打开她自己的，她试着拐弯抹角地说出心里的感受，告诉我近来发生的新鲜事，微信转发一些她看过的视频、文章。
而我，在朋友圈设了限制，不让她看我的朋友圈。对于她发来的消息也不怎么感兴趣，极少回复。
我躲在自己的蛹里，我与母亲的关系，就像家里年久失修的木地板——踩上去晃晃悠悠的。板下铺就的骨架因受潮、虫蛀，导致走路时一块块木板此起彼伏，像弹钢琴。
曾经的我一直担忧生怕地板塌陷，小修小补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可当我打算成为母亲战友的时候，我反而期待地板坍塌那一天的到来，那样反而引刀成一快。也许在内心深处，我不相信母亲会有治愈的那一天。只要母亲突然表现得很快乐，跟我说世界真美好之类的话，我就担心这是躁狂征兆；如果她安静地坐那里抄抄写写，我又会担心她在反复回忆痛苦的经历；烧菜多烧了一两盘、一个月内买了三四次衣服，我就怀疑她开始无节制地消费了……
与母亲聊天时，我习惯性低着头回答，或者背对着她边干活边回答，而不是注视着她的眼睛回答。母亲是个爱说话的人，年轻时就有说话漫无边际、抓不住重点、爱添油加醋的毛病。年纪大了，说话没年轻时那么夸张，但却越来越零散冗长。三十岁之前，每次母亲散讲时，我就会打断她的话，要求她讲重点。年过三十之后，我隐而不发，假装认真倾听，要求自己得时不时地回应一两句，让母亲把事情慢慢说完。母亲是家族里唯一在任何节假日都要发祝贺短信和庆祝表情的人。
2018年7月3日，歌唱班春季学期的最后一堂课，母亲和其他学员们上台大合唱《站在草原望北京》。
为了大合唱汇演，母亲每天练习，家里天天播放这首歌，她还手抄歌词一遍又一遍。“你要不要去听我们的合唱？”母亲小心翼翼地提议。我纠结了一下，婉拒了。
我很少和母亲一起出门逛街、买菜。在家里还能较融洽相处，一起出门我和她两人都会觉得有点不太自在。最近的一次母女长途旅行还是在我初中毕业的时候。自那时起，她和她的闺蜜一起旅行，其中一次马来西亚旅行，她在旅途中发病，扔掉了大部分行李，我在她仅存的箱子里找到了一张酒店赔偿单，根据单子上的英文说明，推测出母亲砸坏了酒店浴室内的一些用品。那次她旅行回来，产生了被害妄想，觉得有组织在监听她。她剪断了家里所有的电线，用胶布把所有的电源插孔都堵上，砸碎了一屋子的东西。当时的她应该很害怕，害怕被“坏人”抓走。
大合唱结束，母亲发来了现场照片和视频。母亲与其他十几位年龄相仿的阿姨站一排，全体成员一袭黑色连衣裙，系天蓝色方巾，神采奕奕地唱着“站在草原望北京”。合照中母亲昂首挺胸，仿佛穿越回了那个强调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年代。其实，母亲能坚持学习唱歌是不容易的。歌唱治愈了她一部分孤独的心。我和母亲的关系发生了错位，我成了母亲的“母亲”，她成了女儿的“女儿”。像任何博取关注的小孩一样，母亲总是找机会跟我聊上几句，旅行每到一地就跟我报平安、发游客照。而我就像其他一天到晚只顾手机刷屏的无聊父母般，敷衍几句。
“你妈这病是没得治的，你在XX医院给她安排一个单人病房，让她长期住下去，一直住到她死。你妈每个月退休金再加上你们贴补一点，单人病房还是住得起的。”
“你得摆正好自己的心态，对待你妈，把糟糕的、晦气的事都撇清。你现在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家，和你妈是两家人了，懂吗？”
事不过三，母亲住院第四次后，一些思想上带有“社会达尔文主义”倾向的人，因为母亲的疾病而全盘否定了她存在的价值。
在他们眼里，母亲成了累赘，因病返贫的罪魁祸首。
他们跟我说，树儿可怜啊，要跟这样的奶奶一起住。
但他们看不到，拥有一位特别的奶奶对一个小女孩来说，也有其幸运的一面
。比如，当树儿拿着画笔往墙上、冰箱上、衣柜上乱涂乱画时，奶奶不会厉声阻止，反而会夸她画得挺有艺术感。联想力丰富的奶奶，还会站在树儿的“壁画作品”前，煞有介事地与孙女讨论她画的是什么。
我很庆幸，自己不是一名“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妻子、母亲、奶奶，要扮演好每一个主动接纳或被动降临到她身上的角色，绝非易事。生活是一次又一次艰难的尝试，无畏地走下去，这本身就很有意义。
在一些人的眼里，母亲是个受上天惩罚的人。反反复复的住院出院，形成了一个没有希望的死循环，这让人联想起接受不断推巨石上山，然后巨石又自山顶滚落的惩罚的西西弗。难道母亲真的没有希望了？西西弗的重复毫无意义？
不是的，西西弗不是在机械地重复，他没有被巨石压垮，也没有选择放弃，他终其一生都在与命运抗争。
不能用结果的成功与否，去倒推判定过程是否有意义，过程本身就是存在的意义。也许折中“结果导向”和“过程导向”的认知方式，可以帮我们在“功利”和“情怀”之间获取平衡。
10
2018年12月末开始，母亲开始变得有些“快”（躁狂的替代词）。她的“快”有点超出了可控制的范围。这可能与没有按时按量吃药有关。
结合母亲前四次犯病住院的经历，我摸索出了母亲濒临双相情感障碍爆发临界点的一些规律：1.胡乱重复地买东西（比如买一箱又一箱根本吃不完的水果）;2.深夜睡不着，早上起得很早,连续数日精力异常充沛；3.瞒着我一点一点扔东西；4.受不了一丁点脏乱，成天洗刷阳台和厕所；5.一天到晚刷微信朋友圈，往外跑，整天都很忙碌。慌里慌张地去见同学、前同事和教友，见了面又急急忙忙往家里赶，一天来来回回折腾五六趟。
那段时间，母亲一直在拍照片，然后冲洗出来，分成七份，打算过年前送给七位亲戚朋友。另外她向教会要了七本圣经，一并送给那七位亲戚朋友。我趁她不在，偷看了一下冲洗出来的相册，里面的照片都是有关家和树儿的，其中大部分拍得比较模糊。我提前给亲戚朋友打过招呼，希望他们能收下这份礼物，因为如果拒绝，可能会伤害到原本就心思敏感的母亲。亲戚朋友对母亲的病知根知底，都善良地答应了。
与之前四次情况不同，这一次我想再给母亲一次机会，尽量不要送她住院。我会勇敢一点，直面正在失去控制却不自知的母亲，盯着她吃药（哪怕会因此而争吵）。希望能通过药物压制舒缓，让母亲的躁狂症状从巅峰跌落到一个合理区间。
与此同时，母亲正在以她独有的方式发送求救信号。
2017年住院前，她留下了一张“放飞自我”的字条，署名7222222。2019年在她准备送人的相册是神的开头。作者：7222222。
可惜很少有人能听懂她的求救信号。
“喂，请帮我预约下周二的X医院普通精神科徐医生的门诊。”我预约了母亲此前住院时的主治医生徐医生的门诊，向他求助。希望母亲这次不必再住院，能过个安稳的年。
2019春节临近，母亲很匆忙，忙着打扫、备置年货，睡眠时间明显减少。
速冻牛排、鸭胗、鹌鹑、子梅鱼、枪鱼、黄鱼……冰箱和冰柜里塞满了各式各样的肉。她热络地联系许久不联系的朋友和老同事，登门拜访。她总是走在送礼的路上。她送得慌乱，收礼人收得莫名其妙。每天，她都瞧一眼画满圈圈的日历，忙碌地东奔西跑。收到礼物的人家纷纷打电话给我，有的委婉、有的直接，他们提醒我——你妈妈有点不对劲了，要盯着她把药吞下去，或者直让医生把药开得重一点。
“妈，你最近有点太快了，记得吃药，这药能帮助你慢下来。”我暗示她要坚持吃药。
“快过年了，要准备的事情一大堆，慢了怎么干得完？平时慢点没关系，现在必须快！”看着她不停地来来回回，过于兴奋活跃的样子，我的担心加重了。
她就像一只气打得太足的气球，只需要轻轻一戳，就会泄气干瘪。
我无法百分百确定，母亲是躁狂发作，还是年关将近引发的焦虑。
也许这回只是虚惊一场，母亲不会如大家臆测的那样在2019年春节住院。
但是，很快母亲就买了向日葵。每次犯病前，母亲都会买向日葵。因此，原本象征积极向上的向日葵在我眼里成了绝望之花。
临近母亲发病的时候，我和她的关系就会剑拔弩张。我心里的恶被母亲的慌乱急促一点点唤醒，终于在1月28日夜里爆发出来。
当时，我端了杯水，手里拿着药，准备监督母亲吃药。
“你到底怎么了，天天盯着我吃药？”
“你把药吃下去。”
“这药吃了就想睡，我会吃的，不用你盯。”
“你偷偷藏药，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把药吃下去！”
“我知道你一直讨厌我，你想我死！”
“对，我想你死。你不吃药就只能住院了。”
“那就去医院啊，你以为我会怕？”
“我就一句话，你把药吃下去。”
“那么恨我，那我去死。”
“好啊，那你去死吧！”
我和母亲嗓门都越提越高，彼此都想压制住对方。最终，母亲冲进卫生间，打开水龙头，猛喝自来水把药吞了下去。
2019年2月4日，除夕当晚，母亲第五次住院。
120救护车赶到时，母亲正着围裙从厨房出来，锅里正炖着羊肉。她忙活了一下午，摆上传统过年用的八个大红高脚碗，准备了一顿丰盛的年夜饭。
两名护工走进家门，母亲没有表现出太大的惊讶，没有反抗，没有挣扎，甚至微笑着跟着他们下楼了。
“我就是个疯子，我以后还会住院的。”电梯下行时，母亲昂着头笑了。她的坦白，反而搞得大家略尴尬。
为什么非得是大年三十阖家团圆的这一天将母亲送进医院呢？
过年前，从一月初开始，母亲就有病发的迹象。我一直心存侥幸，想让她维持现有药量，一直撑到年后再去医院复诊。我一直在怀疑、担心她的爆发，这是我33年以来过得最心惊肉跳的年。当母亲站在楼道垃圾桶旁边，愤怒地将一本圣经撕得粉碎的时候，凭直觉或者说母女间的心灵感应，我判断：她已经濒临崩溃了。
我相信，在母亲以后的人生里，“女儿大年三十将妈妈送进精神病院”这一点将成为她心里挥之不去的阴影，以及怒怼我时常用的梗。
2月10日，去医院探视母亲。
“美国白宫算什么，我一张广告纸飞掷过去，就能把它斩断……三十多年来，我身边潜伏了一只小狐狸和一只老狐狸……从我4个月大被寄养到乡下亲戚家开始到现在，59年的人生可以写59本书，一本2万字，我打算3年内全部出版……”我在一旁听着，无从插话。
“妈，你只是生病了，治疗一段时间，就会稳定起来，不会再这么伤心生气的。”
“我根本就没病！”母亲突然站了起来，离开了会客室。
母亲真的老了，老得有点折腾不动了，连骂人都翻不出新花样了。
母亲的主治医生徐医生告诉我：“与精神分裂症不同，情感类障碍治疗起来相对容易些。出院后，即使是遵照医嘱按时定量地服药，也有百分之十几的可能性会复发。出院后，至少半年以内是不能减药的。”
住院并不意味着失败，而是一种缓冲，暂时的妥协。
精神病院规律的集体生活，能帮她迅速脱离原本的环境，重新找回躁狂发作丢失的秩序感。
我有一个特别的母亲，一个被爱恨两极撕扯的母亲。
2月24日，第三次探视母亲，来到病区，母亲正站在活动室的电视机前跳韵律操。
母亲暼了我一眼，迅速摆了下手，“不见！”，然后独自跳操。
她跳得很起劲，充满活力，背影望过去就像广场舞大妈。
“你妈妈好凶啊，碰都不让人碰的。”护工阿姨说。
“你妈妈晚上吃药还偷偷吐掉几粒。”护士说。
“你妈妈说话比刚进院时有条理了，但是吃药不配合，我们还在观察、调药。”徐医生说。
经常出入精神病院的人，游走于精神病院的院内院外，当他们出院回到家中，即所谓的回归正常社会，又得重新适应环境。生活不易，对精神障碍患者来说更是艰辛。
“希望你妈妈快点老，老了折腾不动就好了。”外婆说。
我不同意外婆的观点，人生是阶段性的，每个阶段都有它独特的意义。不管原谅与被原谅、接纳与被接纳的循环有多难，都得认真挺过去。正常生活也包含了许多不正常的部分，正常和非正常也许仅一线之隔，要过上想象中的正常生活，人得持续付出很大心力，去抵抗来自自身和外界的欲望，避免感染或戒掉各种瘾症。
母亲第五次发作住院后，我花了半小时偷看了她记的日记。
以下是日记里的部分内容：
“现在是2019年1月11号深夜11:51分。早晨，7:20起床。今天天气很好，有太阳出来！我把床上的被子床单三件套，全部拿下来放洗衣机洗，还有昨天一家四口人的衣服也放在洗衣机里洗。还有，好多好多事情。拍照、买菜，一干就要干到中午11点，才拿起笔来写回忆录。21年里我吃过多少苦，受过多少难，受过病痛折磨，受过丈夫的嘲笑，受过女儿的讨厌，受过婆婆的诽谤，受过单位同事的咒骂，受过邻居的白眼。注意，这一切就是因为我老公死得太早，英年早逝，才42岁就离开我们。我最伤悲的事情是我身边最亲最亲的亲人们讨厌我，不理我！不和我说话，默默离开我，而且还常常提起我丈夫不应该自杀。连我妈妈也不放过我，常说我从前对丈夫不好！”
母亲就像一个不被允许哭的孩子，她的眼泪滴落在她自己的日记里。
3月3日，去探视母亲，在住院近一个月之后，她终于肯见我了。
会见室里，母亲双手交叉抱在胸前，我双脚交叉正襟危坐，我们都采用了防御性的姿势。谈话一直由母亲主导，二十分钟的会见，断断续续地进行着，中间穿插着数次尴尬的停顿、沉默。
“你妈的记性不是一般的好。从怀你开始到现在，所有的事情都记得。我连你小学坐几排几座都记得。”可能由于精神药物的副作用，母亲说话有点结巴，嘴巴跟不上脑袋的节奏。
“你又把我写的东西扔了吧？一红一绿两本笔记本你扔了没有？你撕了没用，我全记脑子里了。你们没有一个好东西。”母亲嘲讽道。
3月10日，去探视母亲，为她带去了一副眼镜。
会客室里，母亲看上去有点气鼓鼓的，双手因复发性湿疹造成的红斑消退了不少，龟裂的手背看上去没那么粗糙了。
“你把我送进疯人院关起来，你能获得什么利益？总有一天，你会有报应的。你可真是伟大的女儿啊，强制让你妈住疯人院。”母亲不认为自己有病。
自2002年起至2019年，她一共住院五次。她只承认第一次是自愿住院的，剩余四次都是被逼无奈。她从未彻底从父亲的死亡阴影中走出来。
“你又换工作了？”
“嗯。”
“工作换来换去的，你觉得有意思吗？”
与许多望子成龙的家长一样，母亲将希望寄托于唯一的独生女身上。但她始终用纯良的秉性压制着功利心，或许也是因为傲气，她从未在保持清醒状态的情况下在我面前说过一句“你怎么这么没出息”之类的抱怨。
后来，我才从母亲一方的亲戚朋友口中得知，这些年母亲一直因为我工作不稳定且收入低的事情而焦虑，觉得在人前自己的女儿拿不出手，令她丢面子。
3月17日，去医院探望母亲。
我特意跟母亲坐在一张沙发上。她的手掌明显浮肿，剥我带来的干炒蚕豆时有点抖动。
“妈，你除了手，身上还有没有哪里水肿了？”母亲撩起裤腿，朝小腿上戳儿一下，被戳之处陷了个坑。
她慢条斯理地说：“就是手和脚都水肿了，夜里睡觉还流黄口水。”
我摸了摸她的手掌，看着她的手指肿得跟小胡萝卜似的，瞬时有想哭的冲动，但硬生生把眼泪憋了回去。
我想告诉她：妈，我有点想你了。想念你涂口红上街买菜，想念你在厨房剁肉收拾鱼，想念你天晴晒被子。即使濒临奔溃，你还是尽心竭力地为我们烧了最后一顿晚饭。谢谢你为维持这个家所付出的努力。
但这些话当着她的面，我说不出口。
我只能在心里默默跟她说：请相信，为了早点接你出院，我也在做准备。
3月28日，去医院办理阶段性住院医保结算，我顺道探视了母亲。
“妈，我能抱你一下吗？”
母亲一头雾水：“你说什么？”“
能不能抱你一下？”
她迟疑地站了起来，让我拥抱了一下。
头靠在她右肩膀大约三十秒，我哭了，虽然没有达到泣不成声的地步，但确是泪如泉涌、数度哽咽。
“你要坚强点，凡事都得靠自己。”母亲淡定地放开双手，坐下来，以平稳的语气跟我说。
“如果我像你这样脆弱，被送进去住院五回，早就崩溃了。你早点让我出院，我可以在家里买菜做饭。等你找到工作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事了，这里住院一个月要几千块，这钱花了可惜。”母亲说到最后，流下来一滴眼泪。
4月8日，探视母亲，会见时，母亲大快朵颐地啃着火龙果。
“我听一个病友说的，在这个地方，要保持安静，还得机灵点。护士有时会弄丢家属带给病人的零食，家里来人送来吃的，一定要盯着护士把食物放进储藏室。”母亲说这话时，眼神里闪过一丝狡黠。
病房里很少有娱乐活动，每天分发零食成了病人最期待的事。
即使是在如此特殊的环境下生活，母亲仍能找到过日子的乐趣，甚至学到了类似streetsmart之类的智慧，自始至终，母亲都没有怀疑过她自己存在的价值。单凭顽强的求生意志这一点，母亲就值得他人尊重。不幸的是，许多人遗忘了在生命面前本该谦卑、敬佑的道理。4月29日，母亲出院，忙活了一上午，回到家，外婆烧了一桌菜——卤猪肉、葱油小鲳鱼、水煮蚕豆和酱爆茄子。
母亲的胃口很好，吃了好多菜。她一边吃，一边跟我们聊起精神病院的住院生活。“那里面的饭菜吃得淡出鸟来，许多人让护士买了老干妈和豆腐乳，每天分给我们一块豆腐乳和一勺老干妈。”母亲流水账似地述说着住院经历，喋喋不休讲了半小时。
席间，我尽量表现出耐心听讲的样子。我明白这个时候母亲需要有人聆听她的声音、知道她的经历。
“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大年三十送我住院。年夜饭那天，我烧了一桌菜，到现在我还记得全部的菜名。”
事实上，如果不是我拖拖拉拉，是不会熬到大年三十那晚才送母亲去住院的。
11
第五次出院后，母亲主动接受定期门诊治疗，病情稳定，恢复良好。。
她开始念叨父亲的好，她不再像以前一样疯狂痛斥父亲，她回忆起八九十年代他们青春时候的事，对父亲的恨意消融了许多。
她的话不再像以前那样刻薄，甚至透露出一点温情。我知道，一直以来，她都在用恨伪装掩盖对父亲的怀念。那个年代过来的人，把婚姻家庭看得很重，但不会把“我爱你”挂在嘴边。
2020年国庆放假，母亲这边的亲戚来家里吃酒。
小姨质问我，为什么孩子这么大了还不去上班，想躲在家里躲到什么时候。
我委婉地表示有特殊原因，暂时无法上班。
小姨不依不饶发问。
丈夫怼了回去，说出了树儿患自闭症的事实。
平地一声雷。母亲得知后不愿意相信。
我明白这件事对于母亲造成的冲击不会很快消失，甚至有可能成为母亲病发的导火索。
2020年10月22日晚，我叫来了最好的闺蜜Melody来我家，请她帮助我送母亲住院。
“阿毛（我）这个人很虚伪，像极了她爸，不信任人。她就是匹捂不熟的狼。他们夫妻俩把我的孙女当傻子，平白无故地要送我的孙女树儿去医院看病。今天你来阿姨家吃饭，阿姨很高兴。阿姨平时有一肚子话没法说给人听，今天讲给你听……阿毛，你记住，别等着失去了才后悔。”母亲烧了一桌丰盛的菜，但她几乎一筷子没夹，坐在那里碎碎念。
Melody听得落泪了，她悄悄问我，能不能提前和母亲说送她住院，一声不吭就把母亲送进去太可怜了。
我告诉她，以防万一，只能瞒着她。
我在屋外偷偷打120，联系X医院负责强制住院接送的工作人员，再报备110（送精神病人强制住院时，120会询问病人是否有暴力倾向，如果有，120会主动联系警方）。
半小时后，X医院身着橙色防护服的护工到场。
他们上前量了一下母亲的体温，37.6℃。
“疫情期间，体温超过37.3摄氏度，不能进医院。你妈今天没办法住院了。明天你带着她去别的医院做核酸检测，检验合格，再送医院。或者等她明天体温正常再住院。”护工拉着我到门口低语。
我和Melody向母亲撒了个谎，称街道正在上门查新冠疑似病例，母亲需要去医院打核酸证明。
母亲同意第二天上午做核酸检验。
那一夜，是我这辈子最忐忑不安的一夜。
第二天上午，我叫来了婶婶。
母亲跟婶婶寒暄了几句。
“我上午没空，家里要来客人。下午再去医院。你们也别再逼我了，否则亲戚都没得做。”母亲反悔了。
婶婶跟我使了个眼色，趁她与母亲周旋之际，我再次联系120。
这一回，母亲体温36.8℃。
橙色防护服的护工再度登场，母亲心知在劫难逃，放弃了抵抗。
她往双肩包里装了一本圣经、一本《荒漠甘泉》、一本赞美诗歌，几张树儿的游戏卡片、两个树儿喜欢的人偶、一叠废纸、一个小花瓶、一个蜡笔铁盒等杂七杂八的东西，背上背包，走进了救护车。
在救护车里，母亲喋喋不休地唠叨，丈夫年纪轻轻自杀死了，自己孤儿寡母带大女儿有多不容易。
“来，钱给你。反正以后我也用不到钱了。”母亲把钱袋硬塞给了坐在前排的护工。她打开了蜡笔铁盒，里面掉出了半张撕毁的灰卡纸：“我的人生经历全写在这张纸上了。这就是我人生全部的财富。”
我偷瞄了一眼那张纸，纸上一个字都没有。
医院一楼大厅等候区，母亲安静地坐着等核酸检测报告，奋笔疾书。她在废纸上迅速地记录着，最后签名72222。进入病区前，清点个人财物，母亲解不开脖子上的项链，她一把猛地扯断了链子，将链子交给了我。办理完住院手续，铁门一关，门里门外两个世界，但与母亲的心理联系无法割断。
母亲住院后，我并没有如释重负的感觉，我了解这只是短暂的别离。我原封不动地将沉甸甸的双肩包背回了家。
12
10月23日母亲住院后，我每周与她视频聊天一次（每次聊天都由母亲占主导，时长不超过5分钟）。每周日带水果以及她嘱咐带的其他物品去医院看她一次。火龙果、人参果、草莓、菇娘、车厘子、菠萝蜜、蛇果……每周挑水果时，我都尽可能挑不带重样的。希望这些酸酸甜甜的水果能够稍微补偿一点人身被限制自由的不适。
由于新冠疫情影响，家属不得进病区，隔着铁门，和母亲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上几句，我始终无法说出一些诸如“妈，我想你了”之类的感性的话，就匆匆回家了。
在跟主治医生沟通时，医生曾形容母亲目前的状态为“逍遥自在”。
母亲完全适应了精神病院的生活，每天作息规律，吃药、运动、休息。她很少对医生护士病友提及家里的事。医院为病人安排了生日庆祝和圣诞节联欢活动。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母亲在精神病院得到的关注要比在家多得多。
医生曾说过，双相情感障碍年纪越大，大脑损伤越不可逆。病情控制得不好的话，住院间隔期会可能会越来越短。
经历了六次住院，在“躁狂——抑郁”过山车般的体验中，母亲在一点点找回她自己，她在认真地拼着她自己的人生拼图。
这次住院，母亲被确诊精神病性老年痴呆，父亲在她口中又变得才华横溢并且浪漫，她对父亲的追忆停留在了他们谈恋爱阶段。
2021年1月24日，母亲出院了。
早在2020年12月底，我就为她的出院做起了准备。收起母亲住院时床上铺着的凉席，晒冬天的羽绒被、铺床单、打扫房间、清理卫生间、收拾衣橱、整理过冬的衣物……借由一桩桩、一件件具体的事情的完成，我也在心里一点点重新接纳母亲，消除隔阂感。
谁也无法预料母亲何时会第七次住院，我能做的就是尽量在她非住院期间让她感受到家庭的温暖。
饭一口一口吃，槛一道一道过。
本文头图选自电视剧《0.5毫米》(2014)，图片与文章内容无关，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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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只有一半影子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