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陈钱林：看见孩子眼里没光，我有深深的负罪

陈钱林，1966年出生，温州瑞安人。全国知名校长，从事教育工作40年。

讲述 陈钱林

主笔 牛牛

1991年8月，我25岁，在瑞安新华乡中学（现塘下镇新华中学）当教导主任。

有一天晚上，姐姐到我家来，一进门就唉声叹气的。

姐姐说，她儿子彬彬这次考试成绩很差。

我外甥要读三年级了。这孩子一年级还蛮灵光的，当班长，但后来被老师撤掉了。二年级，孩子成绩一落千丈，也不喜欢学习了。

姐姐说，他们不懂教育，能不能让孩子住到我家来，让我带带他。

我有些为难。我谈了个女朋友准备结婚，家里先住进个孩子，不太合适。

但孩子的教育是大事，我不好意思拒绝。

我说：“好吧，先让他过来试试看。”

有一天，我下班回家，刚推开门，被眼前的一幕震惊了。

地板上横七竖八倒着许多调味品，盐和糖撒了一地，酱油溅到了带花纹的白色墙纸上。外甥彬彬坐在一堆调料中间，惊恐地看着我。

这房子是刚装修的，我拿来结婚的，看到被搞成这样，我一股怒火涌上来。

我刚想开口指责他，但看到彬彬用害怕的眼神看着我。

我心软了。

我想，如果我这时候骂他，也许会影响孩子一辈子。我不能这么做。

我很快调整过来，和彬彬说：“你在做实验吗？你想研究什么？”

彬彬喃喃道：“我是在做实验。”

我当着孩子的面，给我姐姐打去电话：“这孩子喜欢做实验，说不定以后会当爱迪生。”

我找出家里的旧家具、旧家电，拿给彬彬拆解。

虽然孩子学习成绩没多大变化，但对动手操作，有了浓厚的兴趣。

1992年8月，我调到瑞安市教育局。

瑞安教育局每年会举办“小发明比赛”，我是经办人之一。我带彬彬去看，他很感兴趣，回来也想搞点小发明。

1994年，我的龙凤胎孩子出生了。家里孩子太多，住不下了。我把镇上的房子卖了，在塘下镇的塘西村买了块宅基地，盖房子。

有一次，工人在装挂钩，用电钻在墙上打洞，再往洞里塞一块木条，然后把螺丝拧进去。

彬彬在边上看到了，说：“你们这个不牢固。为什么不做一个带膨胀螺丝的挂钩呢？”

我马上拿来纸笔，让他把设计图画出来。

我拿着彬彬的设计图，跑了好几家五金店，找师傅把这个东西做出来。

彬彬发明的“膨胀螺丝钩”，参加了“小发明比赛”，获奖了。

瑞安市的特级教师洪景椿老师说：“你们这个可以去申请专利。”

在洪老师的帮助下，彬彬的发明申请国家专利，通过了。

《瑞安日报》报道了彬彬和他的发明，给孩子很大的自信心。数理化成绩一下子就上去了。

彬彬和我说：“舅舅，我以后要当发明家。”

初三结束，彬彬已经是班里的优秀生，考上瑞安最好的高中——瑞安中学。

高中时，他成为了学校小发明协会的会长。后来，彬彬取得上海交通大学硕士学位。

这就是梦想的力量。它改变了一个孩子，也影响了我的教育人生。

我老家在温州瑞安县梅头乡（现龙湾区海城街道），小学是在村祠堂读的。

1978年，我读初中，被分到由部队营房改造的临时中学，每天上学要走一个多小时。

父母怕我路途辛苦，初二时把我转到场桥乡中学。

在场桥乡中学，我遇到了班主任——王田春老师，他教我们语文。

学校有晚自修，放学已是深夜，回家要经过一块坟地，我有点害怕。

王老师说：“读书人是天子门生，天上有星辰的，不用怕。”

我初中成绩很好，班里数一数二。那时候，班里成绩最好的学生，才能考上中师。

1981年中考，我考上了平阳师范学校，也可以选择读瑞安中学。

我家经济困难，姐姐和哥哥早就辍学在家务农了。上高中要花家里的钱。而上师范学校，每个月还有18块钱的补助，我很犹豫。

王田春老师劝我读高中，以后能考大学。

王老师说：“你胆子这么小，不适合去当老师。”

上高中要交5块钱的体检费，家里拿不出。父亲说，你要读的话，去阿姨家借吧。

走到半路，我想想，还是读中师吧，不想给家里增加负担。

等我确定去中师后，王老师又说：“胆子小也没关系，人是会变的。”

那时候，我不理解老师为什么突然改口，等我后来自己做老师，才明白老师的良苦用心。

1981年，我进入平阳师范学校，是平阳师范的首届中师生，也是浙江省改革开放之后的首届中师生。

我小学初中成绩一直很好，但到了师范，数理化不学了，要学普通话，我讲不标准，跑步跑不过别人，艺术也不行，成绩一下子垫底了。

从学习尖子生变成后进生，我心里很压抑。

有一次，我去食堂吃饭，食堂里有一个大坑，用来堆放柴火和煤饼的。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一脚踏空，掉了进去。

坑就一米多深，但我躺在里面，越想越委屈，眼泪流了出来。

我很懊悔，自己怎么选了中师这条路，没有去读高中。

我在坑里待了1个小时，没有人发现我，我也没出来。等我出来时，天已经黑了。

在我低谷的时候，我遇到了班主任——姚亦菲老师。他是我读中师二年级时来的。

姚老师是语文老师，也是作家，带我读《悲惨世界》《复活》。

姚老师年轻时参加地下党，新中国成立后当中学老师，后来因为政治原因，坐了20多年牢。出狱时已经60来岁了，他本可以安享晚年，但他坚持回到讲台。

姚老师说：“要把失去的时间找回来。”

姚老师的精神深深触动了我。我想到自己的那点事，还算什么。

因为姚老师，我对写作越来越感兴趣。我把心中的苦闷与烦恼全部写进文字里。

我悟出一个道理：人一定要有精神追求。

自卑的我和文学青年的我，在物质层面上没有区别，但在精神层面上，我完全不一样了。

1984年，我18岁，从平阳师范毕业，到瑞安塘下区中心小学，当毕业班的班主任，也教语文。

其他老师和我说，这是全校最“差”的一个班，气走了好几个老师，没人愿意教这个班。

五年级有3个班，其他两个班都在教学楼里，只有这个班被安排在远离教学楼的礼堂里。

我为这个班的同学不平，觉得他们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

我和孩子们交朋友，上课内容教完了，我给他们讲红军长征故事。

学生有进步的地方，我会当着全班的面表扬，做的不好的，我把他们叫到办公室单独说。

下了课，我和孩子们一起去玩。

同学们很尊重我，叫其他老师都是李老师、张老师，叫我不带上姓，叫我“老师”。

孩子内心精神舒展了，成绩就上来了。教了一年，这个班的成绩和其他两个班持平了。全校老师给我投票，选我当先进教师。

我当老师工资一个月33元，那时候，大米1块钱一斤。

父母和我大哥办了一家汽车配件工厂，希望我去帮忙。

我拒绝了，我还是觉得当老师有意思。

教完毕业班，我到塘下区中心小学附属中学，教初一，不少孩子是我小学毕业班升上来的。

1985年9月10日，是我国第一个教师节，也是我人生中第一个教师节。

我代表年轻教师，到瑞安的一个礼堂里开会，县长给我发荣誉证书。

我暗下决心：这辈子一定要把教育干好。

我获奖后，我初中班主任——王田春老师，特地来找我说：“我总担心你性格内向，当不了教师，这下放心了，你刚教书就有成绩，以后会成为特级教师的。”

1989年，我考上浙江教育学院的本科脱产班，继续进修。学习期间，我还参加了“杭州大学”主考的法律专业自学考试。

因为成绩优秀，我受到了杭州市司法局的表彰，有机会留在杭州做律师。

但我舍不得教育，还是回到瑞安的乡村教书。那是我热爱的工作。

1992年7月，我调到瑞安县教育局工作。

做了两年教研员后，我调到高中科工作。全县20来所高中，我常去各个学校走访。

高中的许多孩子们，每天只能睡7个小时左右，睡眠时间不足。

一个个班级走过去，好多孩子都戴着眼镜，双眼无神地看着黑板，眼睛里没有光。

这样的教育，是正确的吗？我想为孩子们找一条路。

我向领导申请，要到高中去做校长，但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

2001年，有所刚办学不久的小学——安阳实验小学，缺校长，局长问我有没有兴趣？

我说，我愿意去。

我坚信：教师的生命在课堂，教育工作者的生命在学校。

安阳实验小学地处城郊，周围一片荒凉，学生多是农民子弟和外来子女。

我组织老师讨论：现代教育能否还孩子一个幸福的童年？

我和老师们说：我们不能只盯着学生的分数，从长远来看，孩子的做人是第一位的。孩子长大成人后，最重要的还是看他做人，而不是哪门功课多少分。

我牵头在学校成立了“尊重教育”研究课题组。

明确“尊重教育”的内涵：尊重人格，尊重差异，幸福为本，习惯为重。

在“尊重教育”的基础上，学校推出了“星卡”评价方案，多元化评价孩子的表现。

绿星卡代表点滴进步；黄星卡代表错误，需要改正；红星卡是最高奖励，代表荣誉和肯定。

不光是学习，孩子参与劳动，热爱运动，在家孝顺老人，做家务，都可以获得星卡奖励。

评价者也不只是老师，孩子的父母，及每位孩子教育的参与者都可以评价。

我和老师们说：哪壶开了提哪壶。发现孩子在哪一方面有进步了，就应该鼓励他。

2007年，我在安阳实验小学推出了一项特殊的举措：孩子可以自主选择作业。

这是我从自己孩子身上做实验得到的方法。

2000年，女儿和儿子入读瑞安市实验小学。小学一年级，有一些抄抄写写的作业。读了3个月，我发现儿子的数学思维退步了。

很多作业是没有必要的。但班里那么多孩子，老师不可能只给我孩子不布置作业。

第一个学期期末，我和儿子商量，给他跳级。开学从一年级下跳到二年级下。

到了新班级，我和老师商量：你看，这孩子跳级了，就不用做布置作业了吧。

说实话，这么做有很大风险。但我想好了，大不了孩子以后就去做生意。男孩子脑子灵光点，做生意也是一条路。

刚跳完级，儿子的成绩不好。但过了半个学期，数学成绩先上来了。

儿子跳级躲避作业后，我觉得女儿跳级也没问题。我和女儿谈话，问她的意见。

女儿说，她班里有几个好朋友，不想和朋友分离，她还挺喜欢做作业的，也不想跳级。

我说，没问题。

每个孩子情况不一样，我尊重她的选择。

2006年女儿小学毕业，入读瑞安市安阳实验中学，学习压力明显大了。

有一次，我晚上10点回家。女儿还在做作业，太太坐在她边上陪着。

我让女儿别做作业了，先睡觉。

女儿不肯，把做好的作业丢在地上，一边抹眼泪，一边继续写作业。

几天以后，女儿主动找我谈话说：我想和弟弟一样，少做点作业。

我与老师沟通，老师同意：家长签字过的作业，可以不做。

我和女儿说；“哪一科作业多了，就找我签字吧。”

刚开始，女儿的成绩直线下降，到了班级中下水平。那是我家庭教育最焦虑的时刻。

大概过了两三个月，女儿成绩才慢慢好起来。

第二个学期，她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期中期末考试，都取得到前10名的成绩。

有了儿子女儿的成功经验后，我在学校开展这个举措。

家长开始还有意见，觉得作业少了，会影响成绩。但一段时间下来，孩子成绩没有下降，反而自主能力提高了不少。

孩子轻松了，家长也轻松了。

2011年，我调到温州市建设小学当校长，“自主作业”在这里进一步推行。

孩子们可以选择作业“全自主，半自主，加自主，不自主”。

有家长说：自主作业太好了，我孩子上三年级，过去我替他做了两年作业，现在他的作业全自主了，孩子作业做得开心，我也解放了。

建设小学先后承办了3场“自主作业现场会”，全国1000多位教师来到我们学校观摩。

让孩子自主选择作业，本质上是对孩子独立性的尊重。教育说到底，是培养人格健全的人。

2014年，杭州师范大学通过人才引进，我来到杭州，被派往杭师大附属的一所公办中学和一所公办小学当校长。

这所初中的学生太辛苦了。早上6点多起床，进教室上课。晚上9点半晚自习结束，许多家长还要接孩子去上一节培训班。

成年人每天睡眠不足，一个月下来，肯定吃不消了，更不要说孩子了。

看到有些孩子头昏脑涨走进校园，眼睛里没光，我心里有一种深深的负罪感。

完全可以不用这么卷的，我有方法。但在公办学校，很多事情我有点力不从心。

2016年，碧桂园集团的董事局主席杨惠妍女士找到我，她看到我写的《家教对了，孩子就一定行！》，很认同我的教育思想。

杨惠妍女士邀请我去广东碧桂园教育集团做校长。教育理念上，她不会过多干预，给我最大的自主权。

但我已经50岁了，再过几年要退休了，在杭州我有编制，光退休金一年就有不少钱。

那段时间，我常和儿子聊天，他在美国读博士。他聊他的数学科研，我讲我的工作。

儿子说：“老爸，《道德经》说了，功成身退，天之道也。你名校长也做过了，出了那么多成果，可以身退了。办新学校，如果失败了，也没什么嘛，早点退休。”

儿子说的很有道理。我决定先去广东看看。

汽车行驶在幽静乡间公路上。这里风景优美，没有城市的喧嚣。

与杨惠妍女士交流完，她又邀请我去她父亲——杨国强先生创办的国华纪念中学参观。

国华纪念中学，与碧桂园实验学校一墙之隔。

这是一所纯慈善、全免费的学校，每年招收200名初中毕业生，学生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寒门学子，不仅读书免费，还能获得学校的家庭补贴。

但办学10多年，学校对学生们不求任何回报。甚至允许学生接受完教育，回原籍考大学。学生读大学期间的学费，也由杨国强先生支持。

我被杨国强先生的教育情怀感动。

2016年8月，我辞掉公职，坐火车去了广东。

中小学管理杂志社的主编——沙培宁，得知我辞职南下追梦，说：“你真是典型的温州人。”

2009年，我曾到美国肯恩大学培训一个月，期间有半个月考察学校。

美国的基础教育也存在很多问题：

一是教学质量差，三分之一的孩子不能读完高中，特别是数学和科学的教育质量相当低。

二是德育问题，我考察的几所重点高中，居然有五分之一的学生吸毒。

有一所高中，每个厕所门口都有教师值守，孩子上厕所都要受到监督。

几乎每所学校都有小黑屋，用于惩罚犯严重错误的学生。

中国的教育目前很卷，但也有很多宝贵的地方。一味地学习西方教育，也是不可取的。

我想把碧桂园实验学校打造成一所中西合璧的学校，一所在卷与不卷中，找到平衡点的学校，一所我梦想中的学校。

我提出“健康生活、精神成长、个性化学习、独立人格”的工作目标。

我们把孩子的健康摆在第一位。小学生睡眠10小时以上，中学生9小时以上。

孩子每天运动1小时，广东天气潮湿，为了方便孩子们运动后洗澡，我们给8人寝室配了4个淋浴间。

在碧桂园实验学校，学生可以选择做不做作业，做哪些作业。

比如：数学成绩好的同学，他可以只选择做最后几道有挑战性的大题。

每个月，我们还安排一节“立志课”，以班级为单位，让学生们谈谈自己的梦想。

有人想当军人，有人想当校长，还有孩子想当总统。

大人可能觉得孩子的想法好笑，但孩子心里可能真这么想的。我们都应该给予鼓励。

小学高年级和初中部，每个月还开设“凤凰学堂”。

学校会邀请奥运冠军、科学家、艺术家，来和孩子们对话交流，给孩子们“做梦”的机会。

我常和家长说：教育，要让孩子做梦，帮孩子追梦，而不要太在乎是不是圆梦。

碧桂园集团总部，有1000位海归博士，我去之前，他们喜欢把孩子送广州学校。我来到碧桂园实验学校后，他们都把孩子送回来了。

我在碧桂园实验学校的改革取得成功。2020年，教育部课程与教材研究所在我们学校开了一场“面向未来的个性化学习”现场会。

2008年，我14岁的儿子考上中科大的少年班。2011年，女儿考上南科大首届教改实验班。

2021年初，儿子回国工作，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做教授，解决了一个世界数学难题，被各大媒体报道，我也跟着火了一把。

我让孩子跳级，不做作业的做法，风险很大，不具有普遍意义，不鼓励大家学习。

但自律、自学、自立的教育思想，值得每位家长思考。学习就是孩子自己的事。

2023年底，瑞安市教育局的局长向我报喜，我曾当过校长的瑞安市安阳实验小学，被教育部评为全国义务教育教学改革实验校，这是重大的荣誉。

这么多年过去了，学校还在传承我当时的教育理念，我很感动。

截至目前，全国已经有1000多家学校，推行“星卡”评价。

今年，我写了本新书《看见孩子的宇宙——拿来就可用的家庭教育方法》，把我在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中的好方法总结出来，和大家分享。

上个月，我回瑞安做一个肠镜检查。

瑞安市人民医院有3位主任医师，是我带的第一届初中生。

他们班有好多同学在国外做生意，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们每次来看我，都还喊我“老师”。

当主任医师的学生得知我来做检查，都赶到病房来看我。

我说：“你们工作很忙，回去上班吧。”

他们说：“老师，让我们陪您一会吧。”

边上护士长和我开玩笑说：我知道你们当老师香，没想到你们当老师的这么香。

她说的没错。一辈子做教育，对我来说，就是最香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