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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喜马拉雅的小伙伴大家好，藏史德云社的老布，又来啦！
咱们讲了牛李党争的最后一部分内容，虽然这次党争还有很多角度、很多切片可以研究，但咱们毕竟不是讲中唐史的节目，所以老布就准备到此为止了。
但有个小伙伴私信问了一个问题：“如何理解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对维州事件的评价？”
既然有人点菜了，老布就简单聊几句司马光同志。
上期末尾老布说到了立场问题，当立场成了分辨好坏的标准，那么党争的炽烈，就可以相见了。
身在局中的所有人都面临这个问题，都被迫表明自己的立场。
相对来说，后世的史家已经不在局中了，所以他们的观点应该相对客观。
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呢？
答案是不一定！
司马光对维州事件的评价，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我们先来看看司马光是怎么说的。
臣光曰：论者多疑维州之取舍，不能决牛、李之是非。 ……是时唐新与吐蕃修好而纳其维州，以利言之，则维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则维州缓而关中急。然则为唐计者，宜何先乎？悉怛谋在唐则为向化， 在吐蕃不免为叛臣，其受诛也又何矜焉！且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义也，匹夫徇利而忘义犹耻之，况天子乎！ ……以是观之，牛、 李之是非，端可见矣。”
这段话表述地很清楚，司马光旗帜鲜明地为牛僧孺辩护，并提出了所谓的“义利之辨”。
在他看来李德裕接受维州是“取利”，牛僧孺送还维州是“取义”，二者相较，当然应该以“义”为先。
孟子讲“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这就是成语“舍生取义”的出处。
为了义，命都可以不要，更何况是利了。
但司马光的评述里，有句话露了马脚，“以害言之，则维州缓而关中急”。这句话指的是牛僧孺跟唐文宗说，如果吐蕃生气了三天就能打到咸阳。
如果说牛僧孺作为当世人，不知道吐蕃的实力有多大。司马光作为一个后世人，拥有上帝视角，您还不知道吐蕃有没有实力打进关中啊？！
再说了，维州最终的结局是在唐宣宗的大中末年再次内附，这次唐朝可是毫不犹豫的接受了。
这些事情司马光都看在眼里的，但他还是要说牛僧孺对，李德裕不对，这是为什么？
难道他也身在局中？
还别说，他确实在局中。
只不过，他不在牛李党争的局里，而是在新旧党争的局里。
关于北宋的新旧党争，老布就不多讲了。
这次党争发端于宋神宗时期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博弈，两派的旗帜性人物分别是王安石和司马光。
司马光在这次党争中，还干了一件和维州事件有点类似的事情，运作了元佑年间的弃地求和。
大家一说到北宋感觉就是个蔫儿货，不是挨捶，就是在挨捶的路上。
其实北宋也支楞过，也有过疆域拓展的例子。
北宋的疆域拓展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段在宋神宗时期，第二段在宋徽宗的早期。
在神宗年间，王安石主政推行变法，力图富国强兵。
北宋在西、北两个方向实现了拓展，向北的拓展主要围绕着横山地区（陕西榆林附近）展开。宋军通过多次军事行动，控制绥德、米脂、佳县等地。北宋的拓边给西夏造成了严重威胁，夏军多次实施反扑，都被宋军拼死挡住。
相比于北方的拓边，西部的拓展更为显著。
宋军从陇西县出发，一直打到了甘肃迭部，豪取河陇六个州，拓地一千八百余里，史称“熙河开边”。
当然了，西边的对手比较弱，是当地的吐蕃人政权，也就是青唐唃厮啰政权。
北宋的拓展在1085年戛然而止，这一年宋神宗去世了，宋哲宗继位。
由于哲宗年幼，祖母高太后垂帘听政，旧党因此得势，主政之人换成了司马光。
之后，北宋政坛上演了大洗牌，新党推行的制度被废，史称“元佑更化”。
北宋政局的变化也引起了西夏的注意，他们派使臣来到汴梁。要求北宋退还之前占领的土地，以此换取两国的和平。
当政的旧党一改神宗时期积极开拓的政策，转变为对西夏妥协退让，弃地休兵之论甚嚣尘上，甚至有人喊出了“尽以向者王师所得土地还赐夏国”。
按照司马光的想法，北宋需要退还的土地，不光有陕北的绥德、米脂等地，还包括陇右重镇兰州。
此言一出朝野哗然，吕公著虽然也反对变法，但他也看不下去了，站起来怒斥道：“先朝所取皆中国旧境，而兰州乃西蕃地，非先属夏人。今天子嗣守先帝境土，岂宜轻以予人？”
最后还是一个熟悉边事的大臣指着地图对司马光说：“从陇西县到甘肃临洮县只有一条孔道，全靠兰州坐控黄河为北部屏障。您把兰州给了西夏，我们刚打下来的河陇六州，还能守得住吗？”
司马光看了地图以后，恍然大悟地说：“得亏你提醒，要不然真的误了国事！”
《宋史•孙路传》记载：“元祐初，司马光将弃河、湟，邢恕谓光曰：‘此非细事，当访之边人，孙路在彼四年，其行止足信，可问也。’光亟召问，路挟舆地图示光曰：‘自通远至熙州才通一径，熙之北已接夏境，今自北关辟土百八十里，濒大河，城兰州，然后可以捍蔽。若捐以予敌，一道危矣。’光幡然曰：‘赖以访君，不然几误国事。’议遂止。”
最后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北宋割让了葭芦、米脂、浮图、安疆四寨。但北宋的退让并没有带来和平，反倒刺激了西夏的胃口，西夏军队连续发动进攻，但都被宋军击败。
在这次割地求和的事件中，还有一个大家熟悉的老朋友，他就是苏轼的弟弟苏辙。
在新旧党争中，苏辙的政治思路跟他哥有明显的差别。
苏轼属于鸟中的蝙蝠，既不属于新党，也不属于旧党。
他所有的观点，都是从国家利益出发。
新党执政，他指出新法的弊病；旧党执政，他又站出来说新政的优点，哪些政策应该保留。
所以新旧两党都不待见他，谁上台，他都挨收拾。
苏辙的思路则更接近旧党，在这次割地求和事件中，西夏得到四寨后反倒发兵进攻，苏辙的观点是北宋退让不够，应该接受西夏的全部要求。[1]
所以，他坚持要把两个堪称兰州门户的城堡送给西夏。这两个城堡一个在来紫堡乡，一个在夏官营村，大家可以打开地图看看，它们和兰州的距离。好在他也被喷了没能得逞。
知道了这些背景，再来看苏辙对维州事件的评价，你就会知道他为什么会支持牛僧孺了。
最后说一下，割地求和事件的结果。
北宋在元祐二年（1087年）割让了四寨，但并没有获得和平，边境冲突此起彼伏。到了绍圣三年（1096）年，宋军又在新党支持下主动出击重新拿下安疆寨，逼西夏主动议和。
这就是主席说的“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以妥协求和平则和平亡。”
需要强调一点，我拿司马光和苏辙当例子，不是要品评这两个人的好坏。我只是想告诉大家，他们就是这种妥协绥靖的执政思路。
这种思路在北宋政坛上绝不是只有司马光和苏辙两位，它恰恰是北宋朝廷的主流思想。[2]自从有了澶渊之盟以后，宋辽之间保持了几十年的和平。于是这种绥靖政策便成了路径依赖，像范仲淹、王安石这类主张富国强兵的大臣，反倒属于异类。
所以，司马光确实不在牛李党争的局里，但他在新旧党争的局里。再展开点说，所有评价历史的人都有自己局，胡寅有自己的局，王夫之同样有自己的局。他们支持李德裕的陈述，同样不能忽视他们所处的历史背景。
这就是“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原因。
那么就有一个问题了，每个人对历史的评价都带着自己的背景，我们应该相信谁说的？
答案是谁都不能全信！
当你看到某个人作品的时候，最好了解一下作者所处的时代、他的个人经历，甚至要把他的其他作品也找来读一下。对这个作者有一个全面的认识，知道他所处的环境，我们才能更好理解，他的观点为什么会是这样的。
我知道这个办法很笨，但很多时候最笨的办法，就是最好的办法。
好啦，有关党争的内容就到此为止了，我们接下来说被冷落许久的赤热巴巾。
我们之前讲过，热巴巾（赤祖德赞）生于公元806年（唐宪宗元和元年），于十岁继位，之后于公元836或837年（唐文宗开成二年）被杀[1]，享年31岁或32岁，执政周期为21年或22年。
纵观他的执政过程，有两件事尤其引人注目：一件属于外交，另一件属于内政。
在外交层面上，他推动力唐蕃会盟，终结两国之间长达一百多年的战争；在内政层面上，他全力弘佛，将吐蕃佛教推到佛教前弘期的高峰。
正是因为热巴巾的弘佛举措，他得了后世史家的交口称赞，被尊为“吐蕃三法王”之一，与其先祖松赞干布、赤松德赞同台享受尊容。
甚至一些当代藏史作者，也在论述中颂扬热巴巾的政绩，并称其为一代贤君。[2]
但这种叙述大多基于佛教立场来看历史，也就是所谓的宗教史观。认为只要对宗教有利，那就必然是明君。热巴巾一生矢志弘佛，推出了很多举措，更何况他还因弘佛而被杀，属于殉教的悲剧英雄。
这样的君主不值得拿出来大书特书吗？
另外，从当时吐蕃的领土范围来说，北抵回鹘、东到陇山、西接大食，南压天竺，堪称扶摇万里，确实有骄傲的资本。
但我们不是在讲宗教史，而是在讲政治史；我们也不是以固定的视角看问题，而是以连续视角来审视热巴巾。
这样看起来，热巴巾的执政能力远不如前两位吐蕃法王。不用说和创建吐蕃王朝的松赞干布难以相提并论，就是和将吐蕃推上巅峰的赤松德赞也难以相比，甚至就算跟他的父亲（赤德松赞）相比，也一样远远不入。
要知道，赤德松赞继承的是一个乱世，而他留给儿子的，就算不是一个盛世，至少也是一个稳定的社会。而热巴巾执政的二十多年，吐蕃呈现了高台跳水的状态。
他推行的一些政策，甚至可以称为“暴力弘法”。
不但没化解国内的社会矛盾，反倒激化了冲突。最终他被大臣刺杀，正是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等到朗达玛接手国家时，吐蕃已是积重难返，病入膏肓了。
所以，吐蕃王朝的崩盘，热巴巾要承担主要责任。
热巴巾为什么要不顾一切的全力弘佛呢？
这就要从他的成长环境讲起了。
在赤德松赞执政期间，佛教被用律令的形式，加入了王室的教育体系。
赤德松赞在《噶迥寺建寺碑》碑铭中明确要求：“赞普子孙，自幼冲之年起，直至秉政作人主为止，从比丘中任命善知识充任教师，尽全力教其悉心修习正法。”
也就是说，热巴巾是在一个充满佛教氛围的环境中长大，并接受了僧人老师的教诲。[3]
这种成长氛围对热巴巾造成了明显的影响。
老布之前讲过，“热巴巾”的名号来自于后弘期的藏文教法史料，他在生前一直在用赤祖德赞的尊号。
至于“热巴巾”的含义，在《贤者喜宴》里有一段解释：“此王不喜欢留分散的头发，而将头发编成发辫，因此遂称其为热巴巾赞普。”
头发为什么会成为一个标志性符号呢？
我们来看《汉藏史集》的记载：“热巴巾把两条长丝带系在辫子上，然后铺在地上，让僧人在上面就坐，以示尊敬。”
这个崇佛的举动，来自于燃灯佛授记。
它是佛本生故事的结束，也是佛传故事的起点。
释迦牟尼的前世听说燃灯佛要进城，便跑去迎接。他见到路上有一处泥泞，便脱下衣服盖住，但有一块不能覆盖。他便把头发散开铺在地上，让佛踩过。
燃灯佛体会到了他的虔诚之心，便作出预言：“自今以后，历经九十一劫，你将成佛”。
这个故事随着佛教东传，对中国佛教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热巴巾之前，中原就有一位皇帝用过这个典故了，他的名字叫高洋。
高洋作为北齐的首位皇帝生于公元526年，他在创立北齐政权以后，全力弘兴佛教。
他也有布发掩泥的举动，当时的高僧记载：“常布发于地，令师践之……所度僧尼八千余人，十年之中佛法大盛。”
需要说明一点，高洋的弘佛带有明显的政治企图。他在公元550年，逼东魏孝静帝禅位，创建北齐，在执政合法性上存在瑕疵。因此，他需要用佛教转轮王的身份来夯实合法性的基础。[4]
类似的例子，还有女皇武则天。
她甚至把“转轮王”词段，加到了尊号之中。
长寿元年(692)秋九月，加尊号“金轮圣神皇帝”，大赦天下。
这个“金轮圣神皇帝”的尊号，从692到700年，前后使用了8年之久。[5]
从上面两个例子可以看出，当执政合法性有瑕疵的时候，皇帝通常会用佛教理论来补缺。
但热巴巾可不存在合法性的问题，他属于顺位继承，合法性完美无瑕。
他把头发散开让僧人坐在上面，完全出于一个笃信者的心理建设。
不过，有关热巴巾铺发于地的记载出现的比较晚，不排除是后世的佛教史家，为了表示他的虔诚进行了塑造。
但可以肯定的说，在热巴巾的成长氛围里，佛教是不可缺少的背景色。
除了成长氛围以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吐蕃的政治环境。
热巴巾继位时只有十岁，又是一个主少国疑的局面。
这样的局面在吐蕃王朝已经反复出现了，最近的三代赞普，每一位接班时都有一番惊涛骇浪。
赤松德赞13岁继位，玛祥仲巴杰发动了排佛运动；
牟尼赞普22岁继位，很快便被毒死；
赤德松赞23岁继位，同样有人对他下手。还是仰仗以娘·定埃增为首的佛教势力帮助，才得以保全；
热巴巾继位时只有10岁，他又能依仗谁呢？
还是吐蕃的佛教势力，只不过此时的佛教领袖，已不止娘·定埃增一人。热巴巾的身边，还有另外一位高僧，他的名子叫贝吉云丹。
从这些背景上看，热巴巾时期的弘佛，既有自身心理建设的原因，同样也有路径依赖的原因。
两者共同作用，促成了热巴巾在弘佛之路上越走越远。
在热巴巾执政的二十多年里，都有哪些弘佛举措呢？
他做了什么？
让后世的佛教史家，如此交口称赞呢？
咱们下期接着讲！
参考书目：
[1][3]、《吐蕃赞普墀祖德赞研究》_林冠群；
[2]、《西藏通史·吐蕃传上》_张云、林冠群主编；
[4]、《布发掩泥的北齐皇帝：中古燃灯佛授记的政治意涵》_孙英刚；
[5]、《转轮王与皇帝:佛教对中古君主概念的影响》_孙英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