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世纪，大明治下的东南沿海深陷风雨飘摇之中。前有倭寇风暴席卷各省，继而又是以潮汕人为主的各海贼团体争相登场，甚至连受雇于朝廷的大头兵们都揭竿而起。其中又以发生在嘉靖末期的柘林兵变最为知名，险些危及整个珠江下游的正常经济秩序。
柘林叛军主要由明朝雇佣的东莞本地人为主
根据《明实录》、《潮中杂记》记载，这批驻守在潮州柘林的明朝水军，由原籍东莞的1500人组成。当时，潮汕本地的盗匪队伍甚多，对闽越两省造成严重威胁，故而选择广府沿海居民充当看守。由于数月欠饷，外加无法拿到额定口粮，只能选择擅自回到本乡寻觅机会。随后又与活跃在珠江下游的海寇、私盐贩子合流，演变为可以直取省城的叛乱集团。
乌艚船是当时广东水师的主力战舰
相比普通海盗，这些曾为明朝服役的水军无疑装备精良。除普遍配有头盔、铠甲外，还配备有包括鸟枪、弗朗机在内的众多新式武器，甚至是发贡一类的大口径火炮。他们通常驾驶坚固铁力木制成的广式乌艚船，丝毫不担心与同一片水域的其他舰队遭遇，战斗力可谓相当强悍。只是苦于缺乏攻城技巧，又不懂得制造大型机械，才没能迅速占领广州。
柘林叛军的反攻广州路线
与此同时，担任两广总督的吴桂芳对这支叛军也是有点无可奈何。在坐视城郊遭劫掠后，将大部分指挥权交给刚刚调至本地的抗倭名将俞大猷，希望他能借用过往经验平息事端。后者首先调派部分官军水师从外洋逆流而上，以便叛军能暂时注意力，为自己争取宝贵时间来四处搜罗更多船只。双方就此形成对峙局面，反而让更多心怀不满的沿海居民加入叛军队伍，规模数暴增到万人以上。
由于缺乏船只 明朝只能坐视广州郊县被劫掠
当年6月，士气大振的柘林叛军再度威胁广州，准备用多达70艘各类乌艚船直接闯关。俞大猷别无他法，在手汤克宽的建议下摆出铁索连环之阵。明朝官军将大量临时征集的船只横于江面，并且用坚固铁链相互绑定，形成一道能阻截航路的浮动屏障。岂料对方比自己更懂水战，还是熟知本乡水文情况的老手。不仅没有贸然硬闯，还利用潮汐变化释放大批火船，将这道形同虚设的防线完全摧毁。若非有另一头的下游官军牵制，早就顺势兵临省城门下。
面对火船攻势 名将俞大猷也没什么办法
此后，俞大猷只能祭出分化诱降之计。先是派人悄悄前往对方阵中劝降，成功诱骗到21船叛军脱离队伍。接着又祭出政策大杀器，提出给与赴潮州贩盐的牌照，引得更多人保持观望态势。如此一来，剩下的叛军也难免心生疑虑，暂停对广州城进攻。然而，只要他们的船队继续堵在内江与外洋之间，正常的航运经济就无法展开。对于非常依赖外贸抽成和沿江征税的官府而言，仍旧是一件相当痛苦的事情，对刚刚落户澳门不久的葡萄牙人而言亦是如此。
进攻广州失败后 叛军只能在东莞附近水域停留
当年9月，原本处在中立状态的葡萄牙人，主动向广州方面表示愿意提供军事援助。作为全权指挥的俞大猷虽仍有顾虑，还是欣然答应了这个请求，立即派副手汤克宽赶赴澳门商议具体合作事宜。双方在岛屿南部的妈阁庙会晤，就具体出动的兵源和船只规模达成协议。其中，明朝方面将由海道副使莫抑率领水师残部，负责珠江上游航道的堵截工作。葡萄牙人则由刚刚抵达的船长梅洛指挥，动员包括本地海商世家在内的7艘中式帆船，另有2艘购买自马来亚的桨帆船负责策应。最后是俞大猷本人的25艘新建水师战舰，留在最后头充当预备队。
俞大猷的主力舰队 一直跟在葡澳舰队后面
10月7日，三支船队几乎同步靠近东莞水域，在三门附近与残存的柘林叛军遭遇。虽然使用船只的技术规格大致相当，但叛乱水军已在船上据守数月，除饱受缺衣少粮之苦外，武器弹药的补给也十分困难。而且能接应他们的本地盟友，已经在俞大猷的政策大棒下纷纷背离，不愿再提供任何实质性援助。因此，这场三门之战的胜负归属在开始前就已基本确定。
明朝兵书上的发贡炮形象
此外，柘林叛军引以为傲的火炮+舰船优势，同样在新组建的联军舰队勉强荡然无存。由梅洛率领的葡萄牙人一马当先，几乎立刻用质量更好的炮击压制住对手火力。虽然叛军经常用牛皮、鱼网包裹船尾敌楼，起到一定的防御加成效果，却只能抵御小型武器的常规轰击。当对面炮手使用欧洲标准的火药装填量，这类“原始反应装甲”的效能就近乎为零。何况大型乌艚船的发贡炮位于舰艏，只能应付单个方向目标，不能顾及从身后毕竟的官军水师。三门之战便以明葡联军的彻底大胜告终，那些侥幸存活下来的叛军都被俞大猷押往广州枭首示众。
明末清初的大部分澳门雇佣兵 实际上是本地华人居多
值得一提是，仅靠葡萄牙人根本凑不出那多舰船出征。因此，真正充当主力的依旧是广东地方海商。他们以世家出生的林弘仲为首，既在明朝地方府衙兼任职务，又通过受洗诡异教会的方式取得澳门身份。平日里专注跑船行商，还会在两者之间充当传声筒。战时则组织队伍出征，同时高举双方旗帜冲杀在第一线。我们甚至在后来的许多历史大事件中，寻觅到这类“两面人”的活跃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