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巴九灵（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
1904年8月22日，四川省广安县协兴乡牌坊村，一个男孩呱呱坠地，家人给他取名为邓先圣，学名邓希贤。先圣，汉语寓意是先贤圣人。
男孩姓名承载厚望可谓沉重。让家人值得骄傲的是，男孩此后的成就也的确承载起了姓名的分量。
这个男孩就是邓小平。
今天是邓小平诞辰120周年纪念日。我们谨以一篇文章来纪念邓公。
1978年12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
图源：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网站
最感谢的人，只有邓小平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起来的很多民营企业家，对邓小平都有着很深的感情。
吴老师很多次都提到过自己一位企业家朋友的故事，那位企业家叫苏志刚，是广东长隆集团董事长。他的家在广州番禺野生动物园的一个独栋小楼里。
有一次，吴老师去苏志刚家吃饭，发现他家一楼的大厅里，摆满了邓小平的照片、油画、水墨画、木雕、石雕等等。这些作品有些是苏志刚请人创作的，有些是他从各地收集来的。
同时，在大厅的一角有一辆非常陈旧的28寸自行车，自行车的后座有一个硕大的竹编箩筐，竹筐里面放着一把杀猪刀和磨刀片。
吴老师说，站在那里，苏志刚可以滔滔不绝地讲他的创业故事。
苏志刚是番禺本地人，小时家里非常贫穷。穷到什么地步呢？他说有一次他经过一个粪坑，发现坑里有条死鱼，见周围没有人，就悄悄地把鱼从粪坑里捞出来，回家煮了吃了。而今天他是一个管理上百亿资产的企业家。
苏志刚说，他能从一个穷小子走到今天，只感谢一个人，那个人叫邓小平。
这句话，傻子瓜子的年广久同样讲过。他说自己一生大错不犯，小错不断，一生坎坷沉浮，经历颇多，但他一辈子只感谢一个人，那就是邓小平。
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民营企业家中，像苏志刚、年广久一样的人还有很多。
撕开决定中国企业命运的小口
吴老师在《激荡三十年》一书中用这样一段话描述邓小平在当代中国企业史的重要地位。
在这一部企业史的前半段中，如果要有一个“主角”的话，那他就应该是邓小平。 客观地说，邓小平奠定了中国变革的思想基础，并在他掌控的时间里主导了整场变革的节奏。这个小个子的四川人有着惊人的坚忍和洞察一切的政治决断力。据与他亲近的人回忆，当面临重大决定时，他喜欢一个人坐在屋子里默默地抽熊猫牌香烟。当他做出某种决策后，却很少有人能够变更它。
法国思想家、192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伯格森曾说：“说社会的进步是由于历史某个时期的社会思想条件自然而然发生的，这简直是无稽之谈。它实际只是在这个社会已经下定决心进行实验之后才一蹴而就的。这就是说，这个社会必须要自信，或无论怎样要允许自己受到震撼，而这种震撼始终是由某个人来赋予的。”邓小平无疑就是伯格森所谓的“某个人”。
如果要细究邓小平对中国的贡献是什么，答案自然有很多， 但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大概就是他允许“苏志刚们”的出现。
1980年代中期，全世界有24个社会主义国家，今天这个数字是5个。而减少的那19个国家，直到随着苏联解体而改弦更张，都没有出现一家私营企业，出现一个“苏志刚”。而邓小平打破了这个“魔咒”。
1979年，刚从阵痛中缓过劲的中国，760万知青大军返乡的大潮让就业问题顿时成为中国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如何化解这个难题？
书中写道：
邓小平在第一时间做出决定。在上一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两个农业文件，宣布解禁农村工商业，家庭副业和农村集贸市场得到认可。……到这一年年底，全国批准开业的个体工商户约10万户。 面对汹涌的就业压力，最明智的做法莫过于“开闸放水”。中国经济民营化的必然性，在此刻毕露无遗，顺之则存，逆之则亡。 在法律和政策意义上，中国民营公司的合法性，是在此时被确定下来了。在两年后，它将遇到第一个考验，而它要构成一个完整的法律保护还要断断续续地进行20年。但是，新的故事真的开始了，尽管开始得不情不愿，磕磕绊绊。
而这段文字中所提到“第一个考验”的主角，就是改革开放的初代民营企业家——创办“傻子瓜子”的年广久。
年广九在瓜子摊旁（左四）
图源：新华社
因为炒瓜子雇佣了12个帮工，越过了“七上八下”的那条界限，全社会围绕着年广久“是不是资本家”“算不算剥削”产生了很大的争议。
这时，是邓小平的一句话化解了争议。他开玩笑地说，“不就是个‘傻子’吗？不就是炒一点瓜子吗？难道就会颠覆社会主义的体制吗？”
就是这一句话，让我国“在对待民间企业的政策上撕开了一道小小的、却决定了中国企业命运的口子”。
没有蓝图的总设计师
邓小平被称作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但有意思的是， 他是一个口袋里没有蓝图的总设计师。
在《激荡三十年》一书中，吴老师这样总结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的战略思路：
摸着石头往前走，不争论，也不做政策上的明确界定，让最终发生的事实来定义前行的方向。这种改革思维使中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经济试验场和冒险乐园，所有的激情和野心都被无限地激发出来。
1977年8月4日至8月8日，刚刚恢复职务的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了科教座谈会。
1977年8月4日至8日，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
图源：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网站
会议上，很多人都指出了当时的招生制度存在问题。彼时的招生采取的是“单位同意，群众推荐”的办法。这种招生制度下，生源质量都很差，会议现场，很多专家学者都向邓小平大倒苦水。
在专家发言过程中，邓小平就问当时的教育部部长刘西尧，招生进行到什么程度了。刘回答说，招生报告已经报到国务院了，但还没有批。招生制度还是按照老办法来。
邓小平当机立断，拍板说：今年一定坚决要改掉过去的招生制度，就算推迟原有招生时间也没关系。
当时，中国科技大学化学系助教温元凯插话提到了十六个字的高考恢复方案，也就是“自愿报考，领导批准，严格考试，择优录取”。
邓小平听了方案觉得很好，但是在这16个字原则中，他当即就去掉了四个字，就是“领导批准”。他说，单位同意这句话是有问题的。如果得罪了领导，领导不同意就不能考大学了吗？
删除四个字的背后，反映了邓小平一以贯之的改革风格和思想， 那就是任何的改革创新如果都需要领导来预先批准的话，那么民间就不可能有任何的动力，制度的进步就会被领导的那支笔所局限。
1988年，改革开放十周年时，全国乡镇企业从业人员达到9495万人，总产值7018亿元，占到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约50%，实现利税892亿元。
也正是在这段时间，邓小平在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的谈话中，做出了这样一段表述，他说：
改革开放中，中央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如果非要说中央在这个问题上有一点功绩，那大概是中央制定的活水政策是正确的。
这个表述阐述了两个事实：第一，改革开放中，民营经济的发展崛起是最大的成就。第二，这个最大的成就居然不是中央谋篇布局的结果，而是一个最大的意外。
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会见科罗舍茨
图源：邓小平纪念网
但正是在“意外”中崛起的民营经济，在改革开放后至今的中国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吴老师在《激荡三十年》中这样描述：
在很大程度上，民营经济的萌芽是一场意外，或者说是预料中的意外事件。当市场的大闸被小心翼翼地打开的时候，自由的水流就开始渗透了 进来，一切都变得无法逆转，那些自由的水流是那么的弱小，却又是那么的肆意，它随风而行，遇石则弯，集涓为流，轰然成势，它是善于妥协的力量，但任何妥协都必须依照它浩荡前行的规律，它是建设和破坏的集大 成者，当一切旧秩序被溃然推倒的时候，新的天地却也呈现出混乱无度的面貌。
显然，邓小平是为自由水流打开闸门最重要的人物。在20世纪80年代初，当众人对年广久和陈志雄们雇佣8人以上帮工算不算违法产生激烈争论时，邓小平先后在1983年和1985年有关如何处理私营业主超出规定多请帮工的请示报告上，两度批示“再看看”。
也正是这两次“再看看”，最终为民营经济拉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
在1970年代末有邓小平这样一位领导人掌舵，对于中国和所有中国人来说，都是一件无比幸运的事，他“以开放的胸襟决定了中国变革的方向”。
有人问邓小平什么叫“改革开放”，他回答说：“‘改革开放’很简单，就是三件事，让老百姓吃好的、穿好的、用好的。”
这段大白话就像是从一个站在地头的农民口中说出的，然而，还有什么理想比这更朴素、更真实？
我们今天仍然感恩和怀念邓小平，所呼唤的正是这样一种朴素而真实的道德勇气。
1997年2月19日，这位93岁的政治家走到了生命的终点。他曾说，只想让人们记住，“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
《激荡三十年》中用这样一段话向这位为国家和人民鞠躬尽瘁一生的老人告别：
对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悲恸。在过去的20年里，这个心胸宽广、意志刚毅的老人一直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重要的捍卫者和推动者，他在这段复兴的中国历史上深深地烙上了自己的印记。 当他去世的时候，中国这艘东方巨轮已经驶过“历史的三峡”中最惊险的一段。 路透社在他去世后第二天的评论中说，邓小平敢于撇开僵硬的计划体制而赞成自由市场力量，并让中国的大门向世界开放，他真正改变了中国。
*本文部分图片来自相关资料图库、新华社、邓小平纪念网、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网站等，特此致谢。
本篇作者 | 毕冉 | 田伟凤 | 责任编辑 | 徐涛
主编 | 何梦飞 | 图源 | VC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