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继续更新口述历史《庚子西狩丛谈》（本书是信史），最近几篇文章是连续的，有兴趣的话可以回头看前文。
前文说了知县吴永擅自向慈禧，推荐了岑春煊来负责粮草，让军机处很不爽。
今天吴永又因为在慈禧面前说了太多话，得罪了让军机处。
一
八月十五日，到达忻州，行宫设置在贡院，富丽堂皇，是所有州中最豪华的。我和俞梦丹献上了六种新鲜水果，天颜甚喜（之前称呼慈禧一直称为太后，这里应该指的是光绪。），随即赏赐给我们两盘月饼和苹婆果。
这晚的月色非常好，我们在庭院中摆出了皇上赏赐的果饼，与诸人一起拜月并分享这些美食。
我第一次听说过苹婆果，南方水果，不知道他们在山西怎么得到的。
十六日，我们到达了阳曲县。我在路上收到了怀来的绅士的来信，信中说在我随驾离开后，马军门派的骑兵，随即进城防守，地方上还算安宁。
不久就有洋兵前来，他们留下一个小队，在东门外的东山顶庙中驻扎，大约十五人，对当地并没有造成骚扰。
一个月后，马军忽然想要撤走，说留在这里没有意义，一定要前往护驾。
尽管再四挽留，但他们坚持要走，只得听由他们离开。据统计，这一个月来已经花费了2800多吊钱。
马军离开后，拳匪（指义和团，下同）头目突然带领一百多名匪徒，每人手持武器，声称要来县里报复；进城后直奔县衙，以为你还在那里，一定要见一面。
此时，新任知县恰好不在署衙，我告诉他们已经换任了，他们不信。后来他们看到县衙里的管家还在，更加怀疑，想尽办法逼迫管家说出主人所在。
这时，驻扎在东门外的洋兵用望远镜看到了这一切，立即整队进城，径直前往县衙。
拳匪一听到洋兵来了，立刻四散逃窜，当场抓住了六个人，立刻枪毙，其中就包括匪首王道昌。自此以后，地方上总算恢复了平静。
在我家人离开县衙时，曾将沉重的衣物箱子等物品封存在一间屋子里，并留下管家在那里看守，所以被拳匪认了出来。
王道昌就是我在任时革职的一个中介人，之前他是西关坛中四个头目之一。（本书关于义和团的事还没写）
他对我怀恨在心，一直想要报复我，但最终却自投罗网，这也是他作恶多端的报应。
怀来地方除掉了一个毒瘤，听说此事后大家都感到痛快。但如果他们是专门为了报复我而来，那么因为我而使百姓受到牵连，我又不免感到非常不安。
后来，管家还是投奔到我这里，他已经失去了一只耳朵。
据他说，当时拳匪认出他是我家的旧仆人，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上，逼问他我的下落，无论怎么解释都不相信。
最后拳匪用刀削掉了他的一只耳朵，说如果不讲实话，就要把他耳朵、眼睛、鼻子等一一割掉。
家人一时愤怒，决定拼死一搏，于是紧紧抱住拳匪并咬他的耳朵，两人一同倒在地上。正在纠缠之际，洋兵赶到了，拳匪来不及逃脱，被洋兵抓起来枪毙了。这也算是一段趣闻。
二
八月十七日，御驾到达了太原。
当天，我们就进入了山西省城。巡抚的署衙被用作行宫，富丽堂皇，略有些宫廷的气象。最令人惊奇的是，凡是需要使用的帘幕、褥垫及所有陈设器具，都是在嘉庆年间，为嘉庆帝巡幸五台山时定制准备的。
后来皇帝没有到来，这些东西就被存放在那里没有使用，一直储存在太原的藩库中。历任藩司都不敢打开查看，只会在门上再加一道封条，前后重叠的封条已经有几十层。
因为时间太久远了，究竟仓库里面有没有缺少东西也不清楚。
一旦打开检查，如果有损坏或丢失，就无法追究前任的责任，而对后任必须负责盘点交接，因此一直没人去检查。
这次突然御驾到来，来不及做新的准备，不得已打开仓库，结果发现里面的东西灿烂如新，一点也没有损坏，仿佛百年前就已经预先为今天准备好的一样，这真是所谓的命中注定吗？
注：嘉庆1811年巡幸五台山，距离慈禧当时已经快200年，器具不坏或许有可能，被褥放200年还没烂怎么可能呢？
我估计是打开仓库找了几件能用的器具，另外都是新做的，然后跟慈禧吹嘘全部都是当年留下的吧。
自从岑春煊成为粮台督办后，他在沿途大耍威风，对待地方宦经常非法凌辱，行为暴戾，气焰嚣张，难以接近。
天镇知县听说御驾到达宣化，立即恭恭敬敬地准备了一切；但由于圣驾在宣化连续停留了3天，准备的食物都腐臭了，临时赶办又来不及。
岑春煊大加逼责，知县无奈服毒自杀。
到了山阴县，情况大致相同，岑春煊再次严厉责备县令，说：看你有几个脑袋。
山阴知县惶恐失措，见到我就跪下哭泣求救。
我用温和的话语安慰他，并为他向内监疏通，劝说岑春煊稍微宽容些，不要再上演天镇那样的悲剧。
岑春煊大怒，说我长期在地方任职，所以袒护州县，因此我们之间不合。
然而宫门的差事实际上都是由我一个人负责的。岑春煊虽然到处喧哗肆扰，但实际上绝不肯分担劳苦。
俞启元更是毫不关心，每天只向我诋毁岑春煊，凡是岑的一言一行都会向我报告，并对其进行谩骂。
我当时涉世未深，不免有时会附和他的观点。
谁知他把我所说的话，添油加醋地转告岑春煊，反复煽动，导致我和岑春煊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以至于结下了不解之仇。
俞启元在这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注：前文大致说过岑春煊，这里介绍下俞启元，此人是湖南巡抚的儿子，跟刚毅的儿子走的很近，每天在路上都追随左右。
从这里能看出俞启元人品实在不怎么样。
不过当时的宦海中，这一招挺常用，一个人说某人坏话，其实为了试探别人，转头就去打小报告。
比如光绪帝的老师翁同龢就曾对荣禄用过这一招，可见当时宦场多么地凶险。）
三
每天宫门叫起，必会有三到五次。
宫中的太监，从李莲英、崔玉桂以下大多数我都熟悉，因此进出宫门没有任何阻碍。
进入山西省境内后，宫中的仪仗越来越隆重，太监开始有了索要费用的情况。
我为此制定了各项费用的标准，大太监、小太监都按照不同级别给予不同的费用，大约几两到十几两不等，只有总管太监的地位较高，不便点缀。
每次到达一个地方，这些费用都由我一手代办，按照规定标准分配，没有遗漏，也不允许额外索取，最多不超过一百多两银子，低的就八九十两。
因此各地办差的人都感到方便。
而当时各太监第一次离开京城，刚刚摆脱了饥寒交迫的困境，欲望还比较单纯，不至于过分难以驾驭。
太后喜欢听外面的事，每次召见我汇报完公事后，总会和蔼地让我随便说话。
我常常向她说地方利弊和民间疾苦。
每问一件事，我都会从根源讲起，常常讲一两个时辰之久才会告退。不料，我又因此触及军机处的忌讳。
有一天在西安的行宫，李莲英突然对我耳语：你闯了大祸了！
我吃惊地问发生了什么事。
他说：
昨天你在老佛爷面前说了些什么？今天各位军机大臣觐见时，都大碰钉子（碰钉子是原话）。
老佛爷严责他们说，外界的各种情况，你们平时为何一个字都不报，是故意蒙蔽我们母子吗？军机大臣们面面相觑，脸色苍白，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只好纷纷摘下帽子磕头。
我想一定是你说的什么事情，让老佛爷如此生气。军机大臣们肯定会对你怨怪，你要注意。
我开始后悔一时冲动说了太多实话，原本是希望两宫能稍微了解民众的疾苦，大臣们不说，小臣就说了，却没有考虑到自己的身份地位是否合适。
今天先写到这里。
吴永这个人其实是很不错，如果人人都像他这样，那么一点问题没有，这是国家之幸。
但问题是，并非人人都像他这样。
在极权统治下，最重要的是自保，一旦你肉体被消灭，那么你的一切理想、主张、理念都随之烟消云散，再有抱负也无济于事。
相反，打击对手最好的方式，不是说他的主张、理念不行，而是向主子打小报告，说他人品差，不把您老人家放在眼里，甚至想谋反。
反正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人搞死，至少是贬走，那么我就胜利了。
所以最终造成了人人自保，互相倾轧的局面，这是几千年的权力机制所形成的。
所以说吴永有错吗？
非但有错，反而有功。
但你侵犯了某些人的利益，接下来他就要搞你，然后你就难以立足，所以这个问题在当时的环境下基本无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