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温度纪」原创内容
汪星宇很“牛”，至少他的头衔听起来很“牛”。
联合国青年论坛中国青年代表，福布斯中国30岁以下精英，复旦大学本科毕业，纽约大学硕士毕业，《一站到底》世界名校争霸赛冠军……他身上每个标签都离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很近。
汪星宇作为中国青年代表参加联合国青年论坛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但他的工作很“土”，不是“听起来”，是真踩在土里。
他办了一家连接城乡的社会企业，叫“乡村笔记”，在上海办公室很难见到他的身影。他天天往全国各地的乡村跑，调研、讲课、办工厂、建基地、带村里孩子出门看世界……一年365天，300天都在出差，一年走过中国100多个村子，车开在山路上陷进泥里，他徒手挖泥推车，一身白衣服沾满泥水。
汪星宇在乡村工作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他说，他在当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人口贩子”，把城里人带到村里，把村里人送进城里，让城乡“互相看见”；一公斤咖啡豆在城里值600元，在地里只值5块钱，他想让村民在家门口把咖啡卖出城里的价；他上了五六个商学院，还是学不会“赚钱”，但他觉得社会企业的目标是解决问题，而不是赚很多钱。
他说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他想“在乡村创造非共性的成功”。
他一个电话“拐”来两个合伙人，一个公务员，一个程序员，他们辞了高薪稳定的工作，和他到乡村创业，一干就是7年。
他身边聚了一群年轻人，他们工作时热切而坚定，在“上班如上坟”的大氛围中，他们对工作价值的认可高得简直不可思议。
当下，“离职博主”成为热门赛道，《毫无意义的工作》被广泛讨论，“花香蕉的钱就只能请到猴子”“打工而已没必要”……网友的自嘲中，透露出城市青年对工作意义的解构和普遍迷茫。
在汪星宇身上，是否有某种解困的答案？我决定去见一见汪星宇，看看他所谓的“在乡村创造非共性的成功”，究竟是什么。
p欢迎点击视频观看、转发汪星宇的故事。
01
开往中缅边境
汪星宇邀请我去乡村笔记的研学基地，地点在云南澜沧改新村。
要去改新村，最近的交通枢纽是距村子15公里的景迈机场，高铁站则在200公里外。景迈机场目前只开通了到昆明、芒市和贵阳三条航线，航班很少。我到昆明转机，一天只有一趟航班到景迈，晚上11点左右到达。
汪星宇形容景迈机场“像个大巴车站”，果不其然，下了飞机就能看到机场出口，乡村笔记澜沧项目负责人梁妙琳（大家更多叫她的昵称“卡卡”）在那里等我。
卡卡说，每一位来访者她们都会接机，“不然怕你们半路后悔跑了”。
她的担心来自亲身经验，去年4月她第一次到改新村，也是夜里11点到，人生地不熟，坐上接机村民的车，没有路灯，没有其他车辆，车子在寂静黑暗中一路坑洼颠簸，从地图上看，开往方向还是中缅边境，把这个1999年生的姑娘惊得心里七上八下。
改新村毗邻中缅边境 图片来自地图软件截图
卡卡玩笑着说，自己在这里一年多，车技飞升。“之前这条路还有两个大坑，现在已经填好了。” 如今大部分路已修平整，还有一段颠簸的土路，卡卡称之为“越野”。
和路上的荒凉相比，我们的目的地看起来很时髦。卡卡把我送到研学基地的民宿，两排单层的白色建筑，一间咖啡厅，庭院里有遮阳伞和木质露营椅，像座度假别墅。民宿内部按照研学宿舍的标准而建，有双人间和四人间，配置和城市里的经济酒店相当。明天，它们将迎接一批报名乡村笔记调研活动的客人。
第二天，客人到来前，汪星宇风尘仆仆地从杭州出差转来。他穿着白色T恤、白色运动裤、白色板鞋，背黑色双肩包，戴金属框眼镜，高高瘦瘦，比起创业7年的老板，看起来更像大学里的学长。
他向我们介绍，改新村有近2000亩成片咖啡地，近20年咖啡种植经验，但此前交通闭塞，村里状态十分原始，“人和猪都住一起”，直到现在还时不时停水停电，周边没有咖啡加工企业，咖农采摘了鲜果就直接出售，收益很低。
改造前的改新村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一公斤咖啡鲜果大概能做400克的咖啡粉，能做30杯美式，在上海能卖至少600块钱，但在地里，只值5块钱，不到城里的1%。”汪星宇经常讲这个例子，作为城乡差距的缩影。
他说，这里的咖农种了十几年咖啡，自己却从没喝过，甚至不知道自己种的是什么。“我们给一位老奶奶喝咖啡，她喝完‘戴上痛苦面具’，说这东西这么苦，它一定很有营养吧？”
乡村笔记在改新村建了“改新咖旅庄园”，把村里废弃小学改造成研学基地和咖啡厅，把城里人带到村里研学，让咖农采摘的咖啡鲜果在家门口卖出城里的价格。
咖啡师、保洁、民宿店长……乡村笔记在这里创造了50多个就业岗位。咖旅庄园5月18日刚开业，两个多月接待了1000多名旅客。暑假研学项目火热，民宿在这期间一直都是满房状态。
除了接待游客，他们的基地也是村里的公共活动场所。刚组建的文艺队在大厅排练民族歌曲合唱，孩子们自由出入玩耍。大孩子痴迷打篮球，基地的篮球场上，下着雨也有孩子打球的身影，小一点的在室内玩玩具，看见卡卡和其他成员，大声招呼着“姐姐来陪我们玩呀！”
乡村笔记也给孩子们组织免费活动，看电影、看书、运动会，但他们发现，有些活动参加的孩子越来越少。
这次，他们邀请了对乡村感兴趣的研学者，一起到村里孩子家访问，了解孩子们真正需要和想参加的是什么。
02
“让城乡互相看见”
我跟着汪星宇带的队，来到12岁的刘玉梅家。她在上小学五年级，村里小学被撤并，每周日要到15公里外的镇上小学住宿，周五放学再回家。她告诉我，学校的宿舍像教室一样大，一间住28个学生。
她说她想成为一名化妆师，六一儿童节学校表演时，她看过化妆师帮同学化妆。她喜欢画画，美术总是拿100分，不过她家里没有彩色笔，只能在学校画。她在家也不爱画画，因为周末要帮家里照顾2岁的堂弟、种地、做饭，空闲时，跟其他小伙伴打球、跳皮筋。
玉梅的父母离了婚，各自在外，她跟着爷爷奶奶长大。提起父母时她一脸迷茫，既不知道爸爸在哪儿，也不知道妈妈在做什么。她的床头放着一只熊娃娃，是妈妈好几年前送给她的生日礼物。
这是改新村孩子的常态。这里的孩子大多是留守儿童，单亲家庭也占了不少。2002年生的本村咖啡师彭梦喜告诉我，村里人结婚得早，他的同龄人孩子都好几个了。许多人婚后出去打工，见到外面的世界，又选择离婚，孩子只能跟着爷爷奶奶生活。
村里生活有自由快乐的一面，但城市依然是孩子们的向往。三年级的魏梅说，她没有什么烦恼，除了买新衣服，也想不到其他愿望，但她最羡慕的人是在澜沧县城工作的姑妈，因为她可以天天进城。
进了城想做什么？她说，想吃薯片，虽然村里小卖部也有薯片，但“城里的薯片更美味。”
调研队伍里，有个上海宝山来的男孩，和刘玉梅一样12岁。趁着暑假，妈妈带他千里迢迢来看农村长什么样。他走村路时穿着鞋套，把球鞋保护起来，和村里光着脚丫满地跑的孩子对比鲜明。
汪星宇经常看到这样直观的对比：“有研学需求的很多是国际学校的孩子，家庭条件一般都比较好，和村里反差更大。”
眼前的反差刺激着汪星宇的工作，他说自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我问他理想是什么，他没有任何犹豫：“人生而平等”。
1992年，汪星宇出生在当时的上海南汇区，童年是和鸡打架、钓鱼钓虾、在院里挖沙子度过的。他曾自称“上海乡下人”，得到的回应常常是：“上海没有乡下。”
2011年，他考入复旦大学，学习国际政治，后来又到芬兰交换、到美国游学，在纽约大学取得硕士学位。在国外学国际政治时，外国朋友问他“中国是什么样的”，他答不上来。中国有北上广深，但北上广深能代表整个中国吗？他想到中国的乡村做田野调研。
他和名噪一时的“耶鲁村官”秦玥飞在一次会议中相识，受其影响加入公益组织，在湘西帮农民卖土特产。但他很快发现，这事没那么简单。
产品的品控、物流，都是他难以掌控的环节，农民的自主性也没有被激发，“我帮老乡卖腊肉，他们嫌我挑肥拣瘦，说这只猪是为你而死的，你得为它负责。”
汪星宇开始思考，自己所做的真是老乡们需要的吗？他决定摒弃“我来帮你”的心态，以“我想了解你”的心态与乡村共处。
改新村的孩子们在研学基地参与活动 温度纪拍摄
2017年9月，他和两位合伙人联合创办了乡村笔记，开始做乡土研学项目，带城里学生到乡村去，让城里人“看见乡村”。湘西的山村、甘孜的藏区、红河的梯田、菏泽的戏班……他们住到老乡家，设计出文学采风、社会调研、戏曲表演、建筑设计等课程。
高一曾跟着汪星宇到湘西研学的小杨，从此对乡村有了更多关注。这次澜沧改新村的调研，他和汪星宇又见面了。他告诉我们，2022年，他考上海南大学，选了当年增设的新专业：乡村治理。
在带人进村的过程中，汪星宇和村里同龄人聊天，听了许多这样的故事：十三四岁辍学打工，后悔没有好好读书。他们告诉汪星宇，以前不知道世界上都有哪些工作，打工也是跟着老乡走，等知道了，为时已晚。
这些故事汇聚到汪星宇这里，触发了乡村笔记的教育公益项目。他想让乡村孩子“看见城市”，于是成立自己的公益品牌，到乡村学校讲授职业生涯规划课程。他还组织“城市职旅”，每年假期，从全国各地遴选乡村孩子，免费带他们到城市体验不同职业，既参观高楼大厦里的互联网大厂，也到菜市场卖一天菜。
7年过去，他已经走遍了全国300多个村子，带领4万多名青少年和1万多亲子家庭到乡村，资助了上千名县乡孩子到城市。
03
碰撞
在城市与乡村之间“人来人往”，汪星宇开始觉得不满足。
“这是路过乡村，而不是扎根乡村。”
他把乡村运营也纳入公司的业务范围，在全国各地乡村做“一二三产业融合”。他们在安徽绩溪拥有了一个预制菜加工厂，澜沧改新村则是他们的第一个整村运营项目。
乡村笔记在改新村运营的民宿 温度纪拍摄
参与乡村运营，汪星宇发现最要紧的，是解决乡村人才缺乏的问题。要帮助更多城市青年到乡村创业，他决定在广州、成都两地建设青年共创空间，为有志于乡村振兴的青年提供办公、交流、展览、社交、学习的场所，做城市里的乡村振兴孵化器。
“所有工作都是基于一个目标，慢慢长出来的。” 汪星宇说。
他的创业历程听起来一环扣一环，逻辑通畅，现实中却充满磕磕绊绊。
2017年他刚创业时，在上海租一个LOFTER，团队5个人住一窝，工作睡觉都在一起。后来发现不行，这样一群人根本不睡觉，没日没夜地工作，身体和精神都撑不住，找到一个共创空间作办公室，才分出上下班。
一毕业就创业，没有资源没有人脉，为了宣传乡村笔记，他印了传单和名片到处发，见人就说“乡村笔记了解一下”，还曾因为在中考考场门口发传单，被城管拉到城管大队。汪星宇评价当时“就是非常草根的状态”。
在高原上的乡村，一边讲课一边吸氧的汪星宇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好不容易把乡土研学和城市职旅都做成，眼看公司步入正轨，新冠病毒来了。
汪星宇说，当时最崩溃的是收了研学费用，做好了出发准备，突然被疫情困住，只好取消行程。一次又一次，费用收了又退，收了又退，“退了得有好几百万”。
他对当时的团队坦诚了公司运营情况，成员纷纷寻找其他出路。2020年，本已发展到约20人的团队，又减少到6人。
汪星宇把这6个人都拉到自己家里，“也不知道要干嘛，每天白天拍段子，晚上做直播”。后来他们想到通过直播“云研学”，公司才勉强活了下来。
到了做乡村运营阶段，他们更深地参与乡村生活，从城市带来的现代性与乡村的原始生活方式无可避免地发生碰撞。
澜沧是少数民族自治县，改新村主要聚居拉祜族和哈尼族，村民的生活方式原始而充满“松弛感”。很多村民没有时间概念，合作工作时“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这里“一年300天，一半时间在过节”。村民爱喝酒，前一天晚上喝完，第二天一早还要喝酒“回魂”。哪怕是语言不通的陌生人路过，淳朴的村民也会邀请对方到家里玩，拿出水果来招待。
卡卡刚来时，有次工作结束，村民递给她一瓶“矿泉水”慰问，她感激地拧开，发现瓶盖是开过的，正觉得奇怪，就闻到了酒香，原来老乡递给她的，竟是用矿泉水瓶装的酒。
我在改新村时，正碰上村里过火把节。浓黑的夜晚，还有村民在家聚会，开着卡拉OK设备引吭高歌，整个村回荡着他们的歌声。汪星宇和团队成员怕影响民宿客人休息，急得上门沟通，但对方已经喝得醉醺醺，好不容易约定到晚上12点就不再唱，歌声却一直持续到凌晨1点。
但火把节是村民非常重视的节日，他们必须理解这样的狂欢。在尊重原住民风俗和带来现代改变之间，他们必须慢慢找到平衡。
汪星宇觉得要承认自己能力有限。“我们一直只是在摸索，还没找到乡村振兴的正确答案。只有当我们不再讨论乡村振兴，乡村才算真的振兴了。”
汪星宇去乡村讲课，当地老师在台上语调激昂地介绍他是“全国乡村振兴青年先锋”“福布斯中国30岁以下精英”。他在台下尴尬地笑，搓着双臂问摄影师，“是不是有点怪怪的”。
他说，他身上的名校标签和各种荣誉，让乡村笔记得到了更多关注，但这同时也成了一种压力，让他感到自己“德不配位”。“因为之前没有其他人做这件事，我就显眼了，其实我们做得没那么好，虽然我们一直很努力。”
04
创造“非共性成功”
有人说，汪星宇“一手好牌打得稀烂”。
名校毕业生，海归青年，参加江苏卫视益智答题节目《一站到底》，夺得世界名校争霸赛冠军。这些履历本可以为他创造一个物质更丰富的未来，但他选择了一条“土”路。
汪星宇不以为意，把这些评价当作自嘲的笑话讲给别人听。
他应对“同辈压力”的方式是，完全不看别人，只关注自己的目标。“比起让自己变得‘更厉害’，我更想让自己变成一个更加温暖的人。”汪星宇说。
让他感到工作意义的时刻很多，曾经参加城市职旅的学生考上理想大学，给他发来长长的“小作文”感谢和鼓励他；曾经到乡村研学的学生大学选了“乡村治理”专业，暑假来乡村笔记帮忙；带凉山孩子到城市体验后，凉山的英语老师见到他就哭了，说以前从没人听英语课，出去回来后学生开始认真学英语……
甚至是更微小的事，比如改新村的孩子跑到研学基地玩耍，隔着玻璃窗对他们比一个心。
改新村的孩子给乡村笔记成员比心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汪星宇说自己上了五六个商学院，“还是学不会赚钱”。直到第一次给员工发工资，他才意识到自己创业了，在此之前，他觉得自己像在做一个社团，大家聚在一起做自己想做的事。
他把在农村创业看作一场巨大的田野调查，“做成了也是一本书，做败了也是一本书”。一切见闻和实践，都是他学习的过程，这学习甚至并不为了什么结果，求知本身的愉悦也足够让他享受。
他曾经花100天，每天直播和网友分享书籍。即使现在凌晨2点睡觉，早上7点起床，到处出差，工作电话不停，他每天还是会挤出1/4的时间看书。
“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希腊小庙，相比权力我更爱好智慧。”他喜欢沈从文这句话。
他说，世界的排位是稀缺的，如果所有人都追求同一种价值，必然有人受到挤压，永远追赶不上。只有离开单一的价值评价体系，创造“非共性成功”，才能为世界祛魅，变得更加多元和包容。
但汪星宇现在也想赚钱，目标不大，至少要让团队继续运转。现在他有了100多位员工，“团队变大了，成本也会变大。”
汪星宇和团队成员在改新村合影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他身边聚集了一群与他相似的年轻人。他的合伙人之一本来在上海当公务员，他一个电话过去：“辞职吧，跟我一起创业”，人家就真的请了个长假，陪他开车1600公里到湘西踩点调研，回来就辞了职。
澜沧项目刚动工时，找不到合适的负责人，广东江门人卡卡自告奋勇，独自跑到这个边境小村“开荒”，成了孩子们口中的“卡卡姐姐”。
梁宏伟是团队的商务负责人，曾做着奢侈品直播运营的高薪工作，他跟我说：“要是为了待遇，我就根本不会来这里了。”
汪星宇希望乡村笔记的成员不仅仅是“打工人”，而是像社团或合作者，各自有自己的目标和理想，在合拍的某段路上一起前行。
告别改新村，坐上回程的飞机，城市在我眼前缩成小小的一粒，在地面时我们很难注意到，拥挤的城市之外，大地广袤而辽阔。
撰写 I 郑璇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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