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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喜马拉雅的小伙伴大家好，藏史德云社的老布，又来啦！
上期咱们简单梳理了牛李党争的脉络，这期咱来聊聊这件事情的影响。
首先来说说政治斗争和朋党之争的区别。
在一个人类社会集群里，小到一家公司，大到一个国家，存在管理路线差异是很正常的。
甚至可以说，有观点差异是正常，完全没有差异才属于不正常现象。
我们在生活里，就经常会说：“开个会吧，统一下思想”。
这就说明存在观点差异，否则就不需要统一思想了。
那么如何统一，统一到什么程度就是问题了？
如果大家开会的过程中，充分表述自己的意见，可以争得面红耳赤，但经过全体决议达成一致意见后，所有人都全力以赴为一个共同的目标努力，争取达到最佳的效果。过段时间再开一次会来进行总结，看看有哪些成绩、有哪些弊端，如何来进行调整。
这是最完美的状态，属于孔子说的“君子和而不同”。
开会时候的争执，就属于观点交锋，而不是党争。
陈述观点的时候，有人支持，有人反对，但目的是要解决问题，而不是要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所以不管是支持，还是反对都不能称之为“党”，自然也就不存在党争了。
但大多数情况下，开会都是大家都不表述意见，就等着领导拍板。等开完会了，在私底下说：“某某某说的那叫什么玩意儿啊！”
然后在实施过程中各种使绊子，这种情况就是孔子那句话的下半句“小人同而不和”。
出现这种情况最明显的后果，就是运行成本大幅提高。如果事情就到此为止了，还是算不上党争，它只是造成了一种很沉滞、很粘稠的运行状态，让每个人都感觉很不舒服，有劲儿使不出来。
可如果有两种泾渭分明的意见，每种意见又有一个明确的领导。大家为了各自利益纷纷站队，那么这种状态就开始有党争的味道了。
还有一种更严重的状态是思想统一到了完全没有差异的程度，所有人的脑子里完全没有个人的想法，所有人的思想全都均质了。
出现这种情况更可怕，我们几十年前曾经尝试过这种方式，事实证明它会引发灾难。
所以统一思想不是为了消除思想，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思想是个好事情，如何统一，统一到什么程度才是关键。
等到了党争的阶段，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
争论的目的不再是解决问题，而是解决有问题的人。
就拿牛李党争来说，在唐宪宗时期不管李吉甫怎么在皇帝面前连哭带嚎，也不管裴度和李逢吉如何唇枪舌剑，争论的焦点都在如何解决藩镇的问题上，依旧处在对事儿不对人的状态。
但长庆元年科举舞弊案爆发以后的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四朝，两党人员出现了齐刷刷的轮换，一派上台，另一派走远，反之亦然。
这就是赤裸裸的党争了。
这种状态就意味着，两种观念已经不能调和，妥协被从政治结构里剔除了。
政坛上只允许用一种声音说话，凡是不用这种声音说话的人，不管他有多高的才华、有多大的能力，都必须除之而后快。
党争所造成的政治生态恶化，恰恰给投机钻营之辈创造了空间，降低了官员的整体素质。
从中国绵长的历史上看，党争甚至可以看成是王朝运行的报警器。只要出现了激烈的党争，就意味着王朝的没落。
从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到唐朝的牛李党争，再到北宋的新旧党争，明朝的东林党和齐、楚、浙三党之争，以及后来的东林党与阉党之争，
这些党争的出现都标志着，王朝已经失去了自我更新的能力，主导国家运行的人从政治家变成了政客。这些政客也不再以国家的整体利益为目标，而开始纠结于个人和小团体的利益。
这样的例子不光发生在历史书上，今天也一样能看到。
现在美国政坛上的两党之争，也开始有党争的味道了。
这是不是意味着美国也奏响了黄昏的乐章呢？
我们拭目以待吧。
当政坛进入党争的氛围，任何人都没法逃脱，不管是愿意，还是不愿都只能身在其中。
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创作受党争的影响像中晚唐那样剧烈。以至于整个晚唐的文坛都笼罩着一股抑郁之气。生活在这一时期的著名诗人都无可逃避的收到了牵连，我们熟知的白居易、元稹、杜牧、李商隐、温庭筠，他们的人生道路和文学创作，都被打上浓厚的政治色彩。
我们就拿其中两位来做例子，讲讲身在局中的境遇。
这两位被后人放在一起，并称为“小李杜”。
李商隐，字义山，祖籍河南沁阳。
他在诗文里屡次提到自己是李唐皇族后裔，但这种淡泊的关系并没有让他的人生变得华丽。
李商隐的父亲只做过殿中侍御史和新乡县令，算不得显贵，而且还在李商隐不到十岁的时候便去世了。
父亲去世后，李商隐只能靠给别人抄书挣钱，过着艰苦清贫的生活。
在此期间，他跟着同族叔父学习，逐渐展示出了才华。大约在16岁时，他的古文就获得了一些士大夫的赞赏，其中就包括时任天平军节度使的令狐楚。
令狐楚出身敦煌望族，唐德宗贞元七年中进士，以文风华丽而名动一时。
在政治上令狐楚于牛党领袖李逢吉关系密切，曾经联手搞过李党干将裴度，破坏他用兵削藩的计划。他还跟元稹关系很差，曾被元稹上书怒斥。但他又跟和元稹并称为“元白”的白居易关系不错，经常诗文唱和。
令狐楚发现了李商隐后，对他十分器重，资助其学业，并亲自传授骈文写作，还让李商隐与其子令狐绹做朋友。
我们熟悉李商隐主要是因为他的诗，其实他是晚唐时期最重要骈文作家。甚至他诗词里重视音律格制，多用典故的特点，也跟骈文的文风有关。
从这个角度上说，令狐楚可以说是李商隐的老师，甚至是恩主。
另外，他在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年）中进士，应该也跟令狐父子的运作有关。
但到了开成三年的春天，他的人生轨迹出现了一个重大转折。
在这年里，得到了泾原节度使王茂元的聘请，去泾州作了他的幕僚。王茂元对李商隐的才华非常欣赏，并将女儿嫁给了他。
正是这桩婚姻将李商隐拖入了牛李党争的政治漩涡。
因为王茂元与李德裕交好，被视为“李党”的成员；而令狐楚父子属于“牛党”。
这就是李商隐的尴尬之处。
在牛党成员看来，令狐父子对他的栽培和帮助，李商隐绝对是自己人，“义山得举既由令狐，实与入党无异耳”。
而他入王茂元的幕府，又娶了他的女儿，自然是投靠李党的举动。这就是赤裸裸的“叛党”啊。
在李党成员看来，王茂元挖了牛党的墙角，这当然是件好事儿。甚至有的学者认为王茂元许嫁女儿就是一桩政治阴谋。[1]
但李商隐投靠的时间太差了，恰逢令狐楚去世。恩主尸骨未寒，学生就改换门庭。这件事别说是古代，就算现在也令人不齿。
所以李党人物认为李商隐与德有缺，反倒有点看不起他。
结果李商隐落了个两头不讨好，不管那边当政都不提拔他。这件事里唯一的亮色，就是李商隐与夫人的感情非常好。
这大概是唯一能让李商隐宽慰的地方了。
说到李商隐的诗，可能很多人都感觉读起来朗朗上口，但意思非常晦涩。
这恰恰是李商隐作品的特点，他的诗词音律格制非常工整，但因为包含着大量典故，所以晦涩难懂。
这种写诗的风格，在北宋年间非常受追捧。王安石就认为“唐人知学老杜而得其藩篱者，惟义山一人而已”。
北宋的文坛领袖杨亿深受李商隐影响，他跟身边的文人诗文唱和，一起编了一部《西昆酬唱集》。从此以后，这类辞藻华美、对仗工整、多用典故的诗词，就被称为“西昆体”。
对于李商隐的诗，我们比较熟悉的应该是《锦瑟》：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很多人把这首诗背下来了，但完全不知道写的是什么意思。
其实不光我们不知道，很多研究诗词的学者也不知道，所以针对这首诗的各种猜测就没断过。
今天我来说一个挺有意思的猜测：
考虑到李商隐一辈子都不得志，朋友在悼念他的时候，写的是“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
那么《锦瑟》一诗放在这个背景下，就可以这么理解了。
“锦瑟无端五十弦”的“锦瑟”说的是乐器，其实指的自己。锦瑟无缘无故就有了五十跟弦，而我也今天也快五十了。
写这首诗的时候李商隐四十六岁，所有“五十弦”的感慨。
第一句用锦瑟感慨自己的人生，然后才有了“一弦一柱思华年”。
下面两联是最不好理解的，李商隐放笔自然不留痕迹，完全不知道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
在这两联里他连续用了四个典故，“庄生梦蝶”、“望帝啼春”、“沧海鲛泪”、“蓝田日暖”，四个典故之间没有多少联系，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
如果放在咱们刚才预设的语境里分析，这两联诗说的应该是自己曾经非常迷茫，就像庄周梦蝶一样，但我的心里是有一个美好愿望的。
这个愿望就是为国效力施展才华，可惜我没有机会，只能向望帝一样化成杜鹃在春天啼叫。
“沧海月明”本来是写景色的，如果用来隐喻社会状态就是政治清明。可当时正值党争并不清明，所以才会“珠有泪”。
最后一句“蓝田日暖玉生烟”有个出处，中唐诗人戴叔伦写过一段话：“诗家美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 这样看来，李商隐用这个典故的意思，应该是说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就算有朋友想帮我实现抱负也是不可能的，属于可望而不得的情况。
这一点恰好和李商隐的经历相符，他在穷困潦倒之时曾向当年的朋友令狐绹求助，但遭到了拒绝。
解读到这一步，最后一联就比较好理解了。
相当于是李商隐对自己一生的总结发言，说的自己陷在牛李两党的恩恩怨怨里，终生不得志。现在接近天命之年，这些往事只能成为追忆，“此情可待成追忆”。[2]
“只是当时已惘然”的意思，就是回首当年一个选择就决定了命运，一步就是天涯。
著名作家柳青有句名言“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关键处只有几步”。
当然了，以上只是对《锦瑟》的一种解读，关于这首诗还有好多的解读方式。
说完了李商隐，我们来说另一位老朋友——杜牧。
杜牧出身于京兆杜氏，其家族是关中的顶级豪门，号称“城南韦杜、去天尺五”。
史书里对杜牧的评价非常正面，《新唐书·杜牧传》说其“刚直有奇节，不为龌龊小谨，敢论列大事，指陈病例尤切至。”
因此很多人都认为杜枚很有气节，刚介耿直，不屑逢迎权贵。
他跟牛僧孺私交虽好，但不同意牛僧孺姑息藩镇的政策；
他与李德裕有通家之好，李德裕的父亲李吉甫曾得到杜佑（杜牧的爷爷）的提拔，李吉甫又举荐杜牧的堂兄娶了岐阳公主。
李德裕还提拔了杜牧的弟弟杜凯，杜牧曾写诗表示感谢。[3]
但就是这种关系，杜牧也不肯趋炎附势去抱李德裕的大腿。正是因为这种刚直不阿的性格，导致他的仕途很不得意。
这种气节是不是真的呢？
杜牧能在党争的泥潭里独善其身吗？
我们来看一些证据。
杜牧在党争初期与牛僧孺走的更近，曾经进入他幕府，并由牛僧孺推荐为官。
等到唐武宗会昌年间李党得势，李德裕做了宰相，杜牧有没有因为跟牛僧孺的关系被打击呢？
这件事就得分成两头说了：
一方面，他确实在会昌二年离开长安去黄州做了刺史。
从这个角度上说，他确实是外放为官了，符合遭受党争打击的套路。
另一方面，杜牧在朝里的影响力似乎也没受什么影响。
在会昌四年，朝廷面临如何处理回鹘问题的时候，杜牧上书建议用武力打击，得到了李德裕的采纳。另外通鉴里还记载，杜牧上书陈述对平定泽潞节度使的计策，同样得到了李德裕的采纳。而且在两唐书的杜牧传里，都明确写着李德裕欣赏他的才能。
《新唐书·杜牧传》:“宰相李德裕素奇其才。”
另外在看杜牧在黄州期间的诗文，似乎也看不出遭到打压心情郁闷的样子。在此期间，他有多篇诗文都反复提到对出刺黄州很满意、对会昌中兴进行了歌颂。其中还有几篇特别提到了李德裕，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
可以这么说，杜牧在执政思路上跟李德裕有很多吻合之处，这也是他上书奏事屡屡得到李德裕支持的原因。
换句话说，在唐武宗会昌年间，杜牧与李德裕既谈不到有什么个人恩怨，也谈不到路线之争。
但事情在会昌六年出现了变化。
这一年武宗去世，宣宗继位，李德裕被贬出长安，白敏中成了新任宰相。
杜牧马上就写了一封《上白相公启》的书信，对白敏中歌功颂德，希望予以照拂。结果热脸贴了冷屁股，白敏中反倒把他掉去了更偏远的地方。
李德裕在一路被贬，直到崖州以后，有很多人都表示同情和怀念，所谓“八百孤寒齐下泪，一时南望李崖州。”
就连不受李党待见的李商隐都表明态度，称李德裕是“成万古之良相，为一代之高士”。
可跟李德裕政见相合，关系良好的杜牧不置一词。
之后在李党败落，牛党得势的背景下，杜牧的态度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
他在大中三年给牛僧孺的墓志铭里便多次诋毁李德裕，为牛僧孺站台。其中还特别提到了维州事件，认为此事是牛僧孺的善政。
另外，在大中五年杜牧写了《祭周相公文》，文中再次攻击李德裕，否定会昌中兴的政绩。
“会昌之政，柄者为谁？忿忍阴污，多逐良善。牧实恭幸，亦在遣中，黄冈大泽，葭苇之场。”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到了大中年间，杜牧把做黄州刺史归咎于李德裕的排挤了。
这种态度上明显的反差和《新唐书·杜牧传》里“刚直有奇节”的评价是否相符，大家可以自己来评判。
我们把李商隐和杜牧做例子，不是要证明谁的人品好，谁是道德楷模。
老布要说的是在党争的氛围下，所有人都身在局中。
要么就像李商隐，两边都不待见；
要么就像杜牧，谁当政就向着谁。
当这些官员身在局中之时，他们首先考虑的会是国家利益吗？
当然不是了，而是自己的立场。
当立场成了分辨好坏的标准，那么政治生态的恶化和官员素质的下降，就可以相见了。
所以一旦出现了激烈的党争，就意味着王朝开始走向末路。
说这里就有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了。
唐朝从宣宗开始进入了快速下滑的通道，我们可以把这种下滑归咎于朋党之争和宦官专权，那吐蕃也在赤德松赞时期快速下滑，吐蕃国内是不是发生了朋党之争呢？
我们肯定的说，吐蕃内部不存在宦官专权的问题，那么有没有出现过党争呢？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过这方面的研究成果。
下一期，我们就来看看赤德松赞都做了什么，导致吐蕃快速下滑。
然后再来分析一下，吐蕃有没有发生党争。
参考书目：
[1]、《王茂元与李商隐及牛李党争新释》 _汪梦川；
[2]、《从政治的角度解读‘锦瑟’》_李锐；
[3]、《李德裕抑杜牧质疑》_傅绍磊；
[4]、《杜牧与牛李党争》_任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