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一走，算是回不来啦，回不来啦！”。
1986年正月二十，在老家跟妻儿过完团圆年的陈永贵，动身返回北京。
此时，他已查出了查出了肺癌，还做了一次手术，虽然情况有所好转，但他却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了。
10年前，周总理就是因为肺癌离世，他不觉得自己的病能治好，更关键的是，他不愿意再花钱——再花国家的钱，来吊自己的命！
临走时，他看着自己的家，是满心不舍，一股壮士暮年的悲凉，油然而生。
也许是心生死意，也许是确实病的严重，到北京没多久，他的病情便恶化了，人也迅速衰弱。
在人生的最后时刻，他有两件事情放不下。
第一个，就是大寨，这个他曾经为之付出心血，让其闻名全国的地方没落了。
当年他离开时，大队的账上有17万元的集体积蓄，库房还有几十万斤粮食，可是，到他缠绵病榻的时候，集体的家当，已经贴光了，还贷了国家200万的款。
1980年10月，《山西日报》刊登了一篇《大寨背离了大寨精神》的文章，犹如一把尖刀，插在陈永贵心间，让他的心，不断滴血。
可是，对于这一切，他已无能为力了，只能在病床上低声囔囔：“我可没给他们带下饥荒，也没给国家拖下债……”。
第二个放不下的，就是他的小儿子陈明亮。
陈永贵有3子1女，头3个孩子，都是昔阳户口，文化程度都不算很高，他一直希望，家里能出个大学生，就把希望寄托在了小儿子陈明亮的身上。
陈明亮与哥姐不同，他是北京户口，之所以“特殊”，是因为当时陈永贵在北京工作，而陈明亮年纪太小，不带来北京上学不行。
照陈明亮的话说，若是他当时18岁，能够自理，老父亲根本不会把他带到北京，更不会把他的户口迁到北京！
陈明亮自幼聪慧，也不负老父重望，从小到大学习成绩一直很好。
陈永贵病重时，陈明亮正在上高中，他特别希望，自己能再活4年，看到陈明亮毕业结婚，但是，他觉得自己恐怕连4个月也活不了了，只能不住叹息：“我娃命孬，靠不上我了！”。
1986年3月26日，陈永贵离开人世，享年72岁，在他离世后，家人遵照他的遗嘱，将陈永贵全部积蓄6300块钱，上交国家，充作党费。
陈永贵死了，但是，他并没有在华夏大地上消失匿迹，反而引起了更多人的关注，有人惋惜，有人思念，有人想要了解他的过往。
卖妻、卖女、卖子
陈永贵，1914年生人，老家是山西昔阳一个叫石山的村子，其父陈科姐，是个穷困潦倒的的苦哈哈，他上面有个姐姐，下面有个弟弟。
在陈永贵四五岁的时候，天降大旱，庄稼颗粒无收，为了活命，没办法，陈科姐把老婆、大女儿、小儿子都给卖了。
老婆、儿子卖给了和顺一个农户，女儿则卖去了昔阳一个村当童养媳，只留下陈永贵跟他相依为命。
然而，灾年人也不值钱，卖掉老婆孩子后，陈科姐还是养活不了陈永贵。
看着饿的皮包骨头的陈永贵，陈科姐心疼不已，只能把他送给大寨村一个家境较好，姓贾的老夫妇抚养，自己则单枪匹马，去地主家挣饭吃。
陈科姐去的这户地主家黑心肝，不仅只管吃喝不给工钱，还在大年三十，对陈科姐等长工下了逐客令，让他们滚蛋。
身无分文，又饥又饿的陈科姐浑浑噩噩回了家，回想往日妻儿围绕，如今孤苦伶仃，一时想不开，就跑去祖坟，在那个百年巨松上上了吊。
父亲上吊时，陈永贵六岁，当时，他家穷的连一尺白布都拿不出来，还是贾老爷子的儿媳妇看不下去了，用鸡蛋去商店换白布，才算是给父亲戴了孝。
陈科妮死后，陈永贵就跟着贾老爷子夫妇生活，贾老爷子死后，又由他们儿媳妇拉扯长大。
对于陈永贵这个可怜的孩子，贾家是视如己出，而陈永贵也是知恩图报的人，在田里辛勤劳作，报答他们的养育之恩。
在陈永贵11岁之时，打听到了母亲、姐姐、弟弟的下落，他曾翻山越岭去和顺县看母亲，母亲捧着他的脸是泪如雨下，很想把儿子留下。
可她一个寄人篱下的妇人，又有什么办法？那个年代，多一个人就多一张嘴，是真的养活不起啊。
离别母亲后，他又去看了卖给人做童养媳的姐姐，姐姐一家，也是勉强糊口，对孤苦伶仃的他，同样无能为力。
好在一点，陈永贵一天天长大，他渐渐有了生存能力，只是，这时候贾家人也开始防备他，害怕他分贾家的家产田地。
当然，这里的贾家人，并不是指收养他的贾家老夫妇和儿媳，而是贾家的族人，在大寨，贾家是个大族，很霸道，尤其是地主贾存元，不欢迎杂姓落户，对他们各种排挤！
对此，陈永贵也不介意，他并没有想着要跟贾家人争什么，还是该干嘛干嘛，活一天是一天。
在陈永贵25岁左右，他去了一家店铺卖烧饼，每天的工作，就是用担子挑着箩筐沿街叫卖。
饱经苦难的他，并没有磨灭自己的善良，一次，他遇见几个讨饭的，求他给几个烧饼，他就给了。
可烧饼没了，他没法跟老板交代啊，怎么办？好办，那就不回去了！
于是，他买了箩筐，跑去太原打拼，可惜，在太原也没混出个门道，在返回大寨途经寿阳巴洲乡山庄头村时，他在一片玉米地里，发现一个十二三岁，骨瘦如柴的小丫头，正啃一穗青玉米吃。
这个女孩说，她实在饿得受不了了，还抱着他的大腿哭道：“大哥，你带我走吧，你救我一条命吧，你走到哪里，我跟你去哪里！”。
这话，让陈永贵心酸不已，可他是个一无所有的光棍汉，带着她，能去哪里？咋养活？
他虽这样说，但这个小女孩，已把他当成救命稻草，没办法，陈永贵只能承诺，让她再坚持2年，2年后，他来接她！
陈永贵说到做到，2年后，他真的去了趟收寿阳，把她给接回了家，这便是陈永贵的第一任妻子李虎妮，也是让陈永贵重新有了家的人！
另类的抗日
跟李虎妮结婚时，陈永贵房无一间，地无一垄，还是住在收养他的那对老夫妇家，此时的他，只有一个心愿，那就是在大寨立住脚，好繁衍自己的后代！
而想要大寨立住脚，就要“治一治”不愿他落户的地主贾存元！
这年正月十五闹红火，迎“龙虎吉星”，贾存元说要把吉星引到自己家里，盼个风调雨顺，就有佃农私下里埋怨：“再吉利还不是你发财？跟我们这帮穷兄弟有什么关系？”。
听了这话，陈永贵便知道，大寨村的人，对这个地主贾存元积怨已久，便开口道：“我有办法！”。
众人不信，陈永贵就说按他说的做，保证贾存元气个半死！
很快，时间来到正月十五，天公作美，还下了雪。
这天，贾存元早早便在山上等着迎接“龙虎吉星”的队伍，他的心里是美滋滋的，都说瑞雪兆丰年，正月十五下雪，这是好兆头啊。
听到山下的锣鼓声，贾存元脸上挂起了微笑，谁料，锣鼓声响渐渐没了，以陈永贵为首的这帮小子，竟然绕了个圈，直接回家了！
气的浑身发抖的贾存元回去质问谁让这么干的，一众穷兄弟都不说话，贾存元就不断骂骂咧咧。
陈永贵看不下去了，冷笑一声：“有什么话跟我说吧，不要牵连别人！”。
得知是陈永贵挑的头，贾存元一口唾沫就唾到了他的脸上。
可生气归生气，他却拿陈永贵没办法，这是陈永贵第一次在大寨村出头，并且赢得了一众穷兄弟的好感！
没等他继续跟地主贾存元作对，日本鬼子就打来了，当时昔阳有个汉奸，仗着鬼子的势，比鬼子还凶恶。
为了阻止日军进村扫荡，按照边区政府的意思，是成立一个伪代表组织，跟日伪接洽，来应付日本人。
当时，八路军的一个营长，就很中意陈永贵，而村里的穷兄弟们，选来选去，也选到了陈永贵头上，陈永贵当仁不让成了村里维持会的代表。
不得不说，陈永贵头脑不错，在当代表期间，用三寸不烂之舌，再加上送礼、请客、送钱、送粮，多次让大寨村躲过了劫难。
不仅如此，他还借此机会，为穷苦乡亲们从地主贾存元那里争取到了不少权益。
大寨村除了地主家，基本都是穷鬼，日本鬼子进村，遭殃的是地主家，穷鬼榨不出油水，也是因此，贾存元对陈永贵是有求必应。
不过这个贾地主啊，跟穷苦人可不是一条心，某次，陈永贵为了保护同志，引得了日伪注意，这个贾地主就临阵倒戈，捅了陈永贵一刀。
好在陈永贵应变能力超前，面对抽刀子的日伪军，他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我要是保护了共产党，早就在你面前出汗了！”。
一看陈永贵“坦然”的模样，再结合他之前的种种表现，日伪军信了他。
再后来，抗日形式变得严峻，陈永贵加入了革命队伍，前往阳泉参加战斗，还被选拔为班长。
在战场上，看到战士们一个个倒下，陈永贵心痛不已，为了多救几个伤员，他不畏生死，冒着枪林弹火穿梭在战场。
因为表现优异，部队还给陈永贵写了一封表扬信，可惜，这封信落到了村里义教贾志远手中，为了给自己脸上贴金，贾志远把陈永贵的名字划掉，换成了自己的名字！
1945年，经过8年抗战，中国人民把日本鬼子赶出了家园，此时的陈永贵，在大寨村的穷苦百姓中，威望已经很高，新征程，也在等着他！
激情燃烧的岁月
赶走日本鬼子后，八路军在边区开展打土豪分田地，一家也分到了地，算是在大寨村落脚了。
1946年，在共产党的号召下，陕甘宁、晋察冀等边区开始组织变工组、互助组，开始开展生产运动。
很快，在昔阳便出现了刀把口、白羊峪两个典型，大寨村民知道后，是蠢蠢欲动。
当时，大寨村的党支部书记是贾进才，他也在积极响应号召，并且当上了“好汉组”的组长，而陈永贵，则另立旗杆，成立了“老少组”，两组人憋着劲儿的干。
为了取得好成绩，贾进才的“好汉组”，大部分是年轻青壮，而陈永贵的“老少组”，净是老弱妇孺。
可即便如此，陈永贵也并不介意，一来，他身强体壮，有的是力气；二来，他这个人心善，见不得老弱无助。
三来，大家分的田地，是革命胜利的果实，他不希望这些土地种不好，打不下粮食。
于是，只要愿意进他组的，不管是“上不了马的老人”，还是“拉不开弓的小人”他全部接纳！
很快，比拼开始，“好汉组”的人见陈永贵带着一帮老弱，很是不屑，可谁料，没多长时间，“老少组”的进度，就超过了他们。
他们不知道的是，老有老的好，老人家虽然体力不行，但有经验，少也有少的好，年轻人听话，让干什么就干什么。
而且，陈永贵和组里的青壮们干的多，干完后是帮着老少们家里干活儿的，给自己家干，他们怎么会不使力气？
因为干的太猛，陈永贵不得不严令老人孩子们到时间就去休息。
对于众人的工分分配，陈永贵也做到了不偏不倚，甚至让有些人都觉得自己的工分给的高了，为了弥补心中的愧疚，还偷偷给组里干活儿……
反而是这个“好汉组”啊，勾心斗角不断，这个想沾点便宜，那个想找机会偷偷懒，难以拧成一股绳。
每天早上，贾进才都得按个去敲门，可敲了门，这些“好汉们”也是磨磨唧唧不想起，去了地里，一个个能磨洋工就磨洋工……
很快，到了秋天，老少组的49户人家，亩产达到了200斤以上，个别田地，亩产达到了500斤。
这个结果，让好汉组甘拜下风，不过，好汉组在贾进才的监督下，干得也不算差。
大寨村的两个组，都在县里评的了“先进组”，成了区里、县里的模范，有不少人来参观，大寨的名声，在小范围内传开了。
能带着老弱，赢了一帮好汉，贾进才对陈永贵是心悦诚服，当时的人，没有多少私心，为了大寨发展的更好，他就起了把大寨交给陈永贵的心思。
1948年7月，在贾进才的介绍下，陈永贵入了党，他郑重宣誓：“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当了党员的陈永贵，腰杆子挺起来了，对于许多认为不合理的事情，也敢据理力争了。
耿直的陈永贵，有时候会让贾进才下不来台，也有让贾进才恼火的时候。
但是，这位贾进才，也是个开明人，他明白，想要让村民们过富裕，就得向陈永贵这样的硬人带头，于是，贾进才决定把村支书的职位，让给陈永贵。
当时的陈永贵，还不理解贾进才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他们的关系，一直不算太和谐，于是他问到：“你是嫌我说你哩？还是开会点了你家的洋油？还是上头同志下来，吃了你家饭？你怕吃亏？”。
不得不说，当时的陈永贵，确实把贾进才给看扁了，可听了贾进才的解释后，他却死活不当这个村支书，只要了个副支书，还对贾进才陈诺，需要出头的事，他来干，有硬骨头，他来啃！
可是，贾进才实在不愿意让自己坏了大寨村的前程，他找到领导，硬是把陈永贵推上了村支书的位置，并且再三保证，坚决拥护陈永贵，绝无二心！
陈永贵成了大寨村当家人后，可算是可以放开手脚大胆干了，因为表现优异，1952年，被评为山西省劳动模范，还跟随山西劳模代表团，前往天津农村学习参观，这是陈永贵第一次出省，也让他大开眼界。
对于天津农村，陈永贵最眼红的，就是人家平整的田地，当时，他就起了一个念头，把村里的七沟八梁，都变成“平原”。
在回来的路上，他跟来自西沟的劳模李顺平聊天，李顺平告诉他：“干什么事儿都要有坚定的信心，问题是干不干，而不是条件不条件！”。
回到山西后，陈永贵又参加了一系列的培训，回到村子后，他先是把合作社给办了起来，然后召集村民，跟他们说：“东一小块、西一小块地的，种养下去没前途，咱们有些地连牛都放不下去，这不行啊！
天津的郊区我看了，都是连成片的，将来要上大机器的，不仅效率高，而且人也省力。”。
听他这么一说，村民们都心动了，然而，也有人提出了不同意见，这新开垦的荒地，打不下粮食，而且人手也不够……
对于这个问题，陈永贵早有想法，那就是让能顶半边天的妇女们先调剂土地，合力利用村里的闲散力量。
妇女们一听陈永贵要把这个重任交给他们，都很开心，没多长时间，都调剂了140多亩土地。
不仅如此，在陈永贵的鼓励下，妇女们热情高涨，5月份间谷子时，田里75％的谷子，都是她们间的！
当年，在合作社的带头下，亩产达到了360多斤，更是极大鼓舞了社员们的信心。
这年秋收结束，陈永贵带人开始整治白驼沟，这在昔阳县引起了极大震动，引起了无数人的关注。
也是因为开了这个头，陈永贵被昔阳县推选，年底参加了晋中的劳模会。
在接下来的统筹统购中，大寨村一下子卖出了4万多斤粮食，又引了了不小的轰动。
然而，在第二年开春，由于粮食卖的太多，大寨村就面临粮荒了，虽然不至于饿肚子，但确实吃不饱，这让陈永贵有些尴尬，也在村里村外遭到了不少骂。
好在他这个人坚韧，很快就调整过来心态，他告诉村民们，卖出去的粮食，是给工人、解放军吃的，工人吃了粮食，才能造农具，解放军吃了粮食，才能保卫祖国，要有大局观。
虽然还有很多人不理解，但陈永贵不在乎，因为他已经给自己定了新的目标，那就是条条荒沟变良田，块块坡地变梯田。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给自己制定了个“十年计划”，一点点让大寨村朝着他想象中的样子变化。
每当农闲的时候，在大寨村的山沟沟里，总能听见炮声、锤声、开山打石的号子声。
短短几年时间，白驼沟、后底沟、念草沟、小背峪沟、麻黄沟、狼窝沟，便出现了一片片良田，一条条石坝。
为了赶时间，陈永贵和村民们在寒冬都不回家，吃的是带冰的“冰碴饭”。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在陈永贵的带领下，他们克服了一个个困难，大寨村也一点点便好，陈永贵和大寨的名声，也一点点变大，也一点点影响着周围的人们。
到1959年，在昔阳县干部参加劳动，跟农民们一起挥汗如雨，已经成为一种风气。
而陈永贵，这时候也遇到了头疼的事儿，那就是他当上了昔阳县委候补委员，杂七杂八的事儿太多了，常常没办法下地干活儿。
还有一个事儿，就是浮夸风刮到了昔阳县，作为昔阳县的劳模，就有领导找他谈话了，问他产量能不能上去。
对此，陈永贵很反感，他是农民，踏踏实实了一辈子，怎么能胡吹大气？无论是市里的领导，还是县里的领导问，他都是一句话——上不去！
因为“落后”他的劳模资格被取消，处境也变得艰难，但他不管，他要的是踏踏实实的成绩！
1959年，新中国成立10周年，他受邀前往北京观礼，在这里，他见到了毛主席、周总理，虽然没机会与二人交谈，但依旧让陈永贵激动不已，也更加坚定了他建设好大寨的决心。
就在一切都在朝好的方向变化时，老天爷跟陈永贵开了个玩笑。
1963年8月份，一场百年难遇的洪水，席卷大寨村，山流，路断，坝塌，地冲，庄稼倒伏，全村270孔窑洞，塌了190孔，还有63孔成了“危窑”，70多户人家无家可归。
好在没有人员、牲畜伤亡，粮食也大部分抢救了回来。
看着洪水退后的惨状，陈永贵是欲哭无泪，但他知道，他不能把这种情绪展现在众人面前，他对众人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土地刮了，我们重新修起来，窑塌了，我们再盖起来，走了个旧大寨，会来一个新大寨！”。
在陈永贵的鼓励下，村民们再次打起精神，开始重建家园，有了以往的经验，短短两三年，新的大寨村，便重新屹立起来。
转眼之间，时间来到1966年，中国进入一个特殊的时代，陈永贵也进入一个特殊的时代。
如梦如幻的人生体验
早在1964年5月，毛主席就曾听过陈永贵和大寨的大名，还专程派农业部长廖鲁言一行在大寨考察了20天。
1964年6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主席提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口号，一时之间，陈永贵大名，响彻全国。
第三届人大召开时，陈永贵作为山西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上，周总理把大寨作为典型，给出了高度评价，这让陈永贵开心不已。那是自己的家乡，是自己带头把它建设好的。
令陈永贵没想到的是，会议结束后，周总理竟然叫住了他，让他跟着去吃饭。
到饭桌时，他看到了毛主席，周总理笑着解释：“今天是主席的生日！”。
跟他一起参加主席生日宴的，还有王进喜、钱学森、董加耕等各界代表。
一见面，毛主席就笑着介绍，说陈永贵是农民专家，这让他瞬间红了脸，宴会上，毛主席也很开心，总是说：“永贵，吃菜嘛，永贵同志，别客气……”，弄得陈永贵很不好意思。
期间，他们还聊了很多事情，比如让贤的贾进才、比如大跃进时期的一些事情，比如大寨村的发展前景等等，让陈永贵受益匪浅。
尽管当时陈永贵很热门，但是，他依旧避免不了一些“麻烦”。
1964年10月，四清进村，开始调查大寨村，口粮啦、工分啦等等，找了一圈，也没能找出陈永贵等村干部的毛病。
最后拿出一本63年的记功册，甩给陈永贵，问他扫雪工是个什么工，为什么别的大队没有？很明显，这是找茬。
但陈永贵并没有跟他们争辩，直接了当道：“别的队没有，那我们也不记了！”。
巧的是，就在询问“扫雪工”这个事情的当天，大寨村又下起了大雪，第二天雪停后，阳泉有人要上山参观。
这个雪，陈永贵当然“不敢扫”啊，四清的人无奈，只能求着陈永贵安排人去扫，这个“扫雪加工分”的事情才过去。
可也因此，他们更加坚定了找陈永贵麻烦的决心，用他们的话说，就是“抓虫虫”。
四清此举，引得大寨村村民很不满，一个村民站出来说：“我们的干部都是社员的贴心人，不要说贪污盗窃，就是连集体的一口汤也没有多喝过。可你们，硬要逼社员说白话，我不知道你们的心是怎么长的？”。
此话一出，立即引起村民们的共鸣，一个个散会离场，不再搭理四清队。
若是普通地方，村干部和群众这种态度，肯定没好果子，但是陈永贵是典型，大寨村是典型，而且是毛主席树立的榜样，他们也没办法。
1965年2月，中央、华北局、山西省委、昔阳县等派出的联合小组入驻大寨，在经过调查后，发现没有任何问题，给大寨村和陈永贵等干部做了定性，此时才算过去。
也是这一年，陈永贵的妻子李虎妮撒手人寰了，相伴30余年，发妻的离世，让他很伤心。
当时，陈永贵很忙，忙的脚不沾地那种，而他的两个孩子年纪又小，也需要人照顾，没办法，他只能同意再娶续弦，不久之后，他跟小13岁的妻子宋玉林结婚了。
过了这个坎，大寨村收到了一个好消息——周总理要亲自来视察了，一起来的，还有外国友人，这是大寨历史上，最高光的时刻，后来，周总理又两次到大寨视察。
1966年，陈永贵受邀前往阿尔巴尼亚，他开始走向国际，讲述大寨的发展历程，也学习新的知识。
等他回国的时候，浩劫已经开始，开始，陈永贵还不以为意，一帮毛孩子，能干成啥？
可是，事态的发展，却出乎了陈永贵的意料，先是昔阳有干部受不住，跳楼了，紧接着，山西省长卫恒也去世了。
就在陈永贵惴惴不安的时候，有人找到了他：“老陈啊，你是响当当的劳模，为什么不去上殿动本？”。
听了这话，陈永贵认为言之有理，动身前往北京，并且受到了周总理接见。
这次见面，他说了三件事情。
第一，能不能别让人老去参观大寨，动不动就四五千人，大寨村接待不过来，地里的玉茭穗都被掰走当纪念品了。
第二，能不能在昔阳办个化肥厂，种地需要化肥。
第三，有人威胁他了，不造反就夺权，还有人要试试铁姑娘（山西劳模郭凤莲）到底硬不硬，他们这么闹，严重影响了生产秩序。
对于陈永贵提的要求，周总理很重视，为了保障正常生产，还给了他三个红袖章，让他组织人维持秩序。
有了这三个红袖章，陈永贵心里就踏实了，他不管外面的风风雨雨，只管种好地，带乡亲们过好日子。
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陈永贵还是不可避免的卷入了浪潮1967年8月，陈永贵奉周总理之命，去平遥解决问题。
1971年，有人造谣陈永贵，说他是逃亡地主、恶霸，好在陈永贵立身正，上面也关心他，他并没有出什么状况。
这段时间，他一个农民，临危受命，接了许多担子，先后任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中共昔阳县委书记，中共山西省委书记，晋中地委书记等职。
因为表现不错，他的一系列举动，也得到社会认可，1975年，他被调到了中央，担任国务院分管农业的副总理一职。
这个情况，让陈永贵始料未及，陈永贵口才好，这是他的优点，但没文化，读书少，他也有自知之明。
因此，在副总理这一职位上，他是慎之又慎，小心有小心，可即便如此，他依旧觉得无法胜任。
不得已，他禀明了中央，希望把时间分成三块，一块放在大寨，一块放在各地考察，还有一块用在北京。
就这样，他在副总理的职位上待了5年，这5年没有出状况，主要是中央的同志帮助他。
陈永贵也直言不讳，他批阅的许多文件，华主席等首长都提前看过，划过圈，基本没有问题。
1980年，陈永贵卸任了副总理职务，去了东郊农场工作，若是换做别人，肯定会失落，但陈永贵没有，他最喜欢的，便是更土地打交道，在这里生活的十分快乐。
只是，夜深人静的时候，他还会时常惦念家乡，惦念大寨。
最后的旅程，以及身后事
1980年，《山西日报》登载的《大寨背离了大寨精神》这篇文章，扩散很广，甚至在国外都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陈永贵当然也知道，只是，对于这些事情，他也没有什么办法，要怪，只怪自己眼孬，看错了人。
话虽这样说，但陈永贵怎么能不心疼？这个事情，对于陈永贵来说，是一种折磨。
1985年，一向健康的陈永贵感觉胸疼、气紧，吐痰不止，去医院做了检查，医生给他治了半个月，依旧不见好，他就有些不想看了。
后来，陈永贵查出了肺癌，他就更不想治了，因为周总理的肺癌都治不好，他就认定了这是个绝症，不想浪费国家的钱。
再后来，他的病情加重，就只能一直在病床上躺着了，这时候的他，已经想着交代后事了。
陈永贵这个人，一辈子做到了大公无私，正如他入党宣誓的那样，为共产事业奋斗终身。
因为是干部，他看病，花的是国家的钱，当时他也有一定的积蓄，就想着死后，全部充当党费。
6300块钱，就是他为新中国贡献的，最后一份力量，这一举动，也为他的人生，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陈永贵离世后，家人将他的骨灰带回了故土，一部分撒在了大寨的土地上，一部分则跟他的发妻李虎妮合葬，至此，陈永贵魂归故里，守卫着他的大寨。
令人欣慰的是，大寨在低迷一段时间后，又重新站了起来，80年代末期，大寨开始发展乡镇企业，鼓励个体经济发展。
在经过新一代人的努力后，大寨再次在改革开放的潮流中脱贫致富，到2000年，大寨村人均交税达到1万块钱。
这在当时那个年代，是天文数字，毕竟，许多人1年，也未必能挣得下1万块钱。
除了大力发展经济，大寨村还被打造成了著名的旅游景点，并且被评为国家4A景区。
而他临终前，依旧放不下的小儿子陈明亮，也没让他失望，在陈永贵离世后，陈明亮成功考上了大学。
头脑灵活的他，在上大学期间，就尝试着做生意，毕业之后，开过发廊、餐馆，也当过公司经理、企业董事长，还曾前往欧洲留学，还是重庆山西商会的创始人和第一任会长，他的生意做得很大，很成功。
2002年，在接受采访时，陈明亮说了一件事，就是16年年前，他父亲的遗嘱，其实是改过的。
为什么会改呢？这个事情，跟陈明亮有关。
在陈永贵病重时，他老家的房子卖给集体，以及多年来的工资，加起来其实有8300块钱左右。
在病床上的陈永贵，想捐的其实是8300块钱，然而，这一举动，却被妻子宋玉林阻止了：“明亮马上要高考，上大学还要花钱，全捐了，我们将来吃什么？住什么？”。
听到妻子如此说，陈永贵才猛然惊醒，自己光想着国家了，忘了他们母子了。
当时，宋玉林也59岁了，年老体衰，若家里一分不留，将来儿子要用钱，她还真是没办法。
思索良久，陈永贵给家里留下了2000块钱，这2000块钱，在80年代购买力还是很足的，足以支撑到陈明亮读完大学。
至于读完大学，陈明亮母子怎么生活，那就是陈明亮这个当儿子的该考虑的事情了……
若陈永贵泉下有知，知道村民们的日子过得很好，儿子也有出息，一定很欣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