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丨ONE文艺生活
ID丨one_hanhan
作者丨无言的
编辑丨姜姜
据日媒报道，现今“爸爸活”市场正活跃着300多万的年轻女性。
什么是“爸爸活”？
パパ活是日本独有的次文化，即通过跟中老年龄层的男性进行援交来获得现金报酬。
男女双方的年龄差距基本等同于父女，有的甚至接近爷孙。
其实早在2014年，“爸爸活”这个词就在日本的互联网上闪现。
但在后疫情时代的今天，日本女性以此为营生的情况，已经成了再普遍不过的日常现象。
在日本的社交网络上，只要带上「爸爸活」的关键词发帖，很快就会有一大批男性发来私信。
“爸爸活”的核心，就是为这些饥渴的男性提供各种形式的陪伴服务。
不同的服务内容对应着不同的收费标准。
“爸爸活”最初的形式，其实只是简单的陪吃、陪喝、陪逛街，不带肢体接触，只提供情绪价值；
后来，有人主动加钱，要求增加不越过红线的擦边服务；
再到如今，发生违反日本《卖春防止法》的性交易已经屡见不鲜。
日本爱知县的警察常年在网上监察此类信息，一旦发现就会手动对账号发出警告。
光是去年一年，他们就发出了3717条劝诫消息。
但“爸爸活”还是不可避免地走向了低龄化趋势。
有16岁的少女被假装“爸爸”的警察带回警局教育时，还表示：
“身边人都在做「爸爸活」，所以没觉得这是不好的事情。”
另一名叫做A子的女孩接受采访时坦白，自己13岁就开始从事爸爸活，到现在已经有5年了。
她的要求是单次收费25000日元（折合人民币1153元），开房费另算，必须做安全措施。
但做爸爸活，往往也伴随着暴力性行为，以及被偷拍、被直播的危险。
A子就遭遇过既没拿到钱，对方也没做安全措施的情况，只能自己半夜去急诊买紧急避孕药。
当然还有染上妇科病和性病，或是怀孕的可能。
除此之外，还有另一方面的危害。
因为来钱够快，很多未成年人的金钱观逐渐滑坡，并被摧毁。
赚得多的时候一个月有25万日元（折合人民币11557元），这个金额是普通大学生的兼职收入没法比的。
就像A子所说的，在这一行呆久了，自己的价值观也因此定型。
“身边很多人都在做一行，她们都挺有钱的，有一种我必须要追赶上她们的感觉。”
当手头的钱越来越少的时候，“还是「爸爸活」好挣钱”的想法就会像条件反射一样冒出来。
但“爸爸活”真的能致富吗？
有数据显示，做“爸爸活”的群体里，其实有61%的人每个月都赚不到5万日元，折合人民币2307元。
（图源@纳豆奶奶）
而在这背后，我们想要讲述的正是女性贫困的悲哀。
日本社会也一直在反思：
为啥靠“爸爸活”为生的年轻女性越来越多？
一是社会问题。
日本正在走向阶级固化的局面，草根的上升通道被方方面面锁死。
而当整个社会的普通人都挣不到钱的时候，女性更容易落入贫困的境地。
英国经济学人针对多个国家女性工作友好度调查的结果显示，日本排名倒数第三。
事实也确实如此：
日本职场上的性别地位差异巨大，男女甚至难以同工，更别说同酬。
很多女性根本拿不到企业的正式合同，只能做时薪低廉的临时工。
受疫情影响，日本的经济萎靡不振；
物价却直逼欧美，这两年还涨了消费税。
日本又高度崇尚男主外女主内，一旦男主人被降薪或裁员，整个家庭的经济都将面临分崩离析。
截止2021年，日本的相对贫困率为15.4%，这意味着大约每6.5人中就有1人处于相对贫困状态。
再加上老龄化严重，老年人的医疗费用连年增加，可以为学生拨出的教育经费少之又少。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大学生只能靠自己挣学费和生活费。
日本大学的课业极其繁重，如果用那一点课余时间去挣钱，可能连正常的生活都难以为继。
幸福总是不太好界定的，但不幸却是非常明确的。
《东京女子贫困》就呈现了种种不幸。
有被父亲私吞了助学金，还没毕业就被迫背上百万贷款的女大学生。
挣扎到最后，就只剩“爸爸活”这一个选择，勉强做到一边赚取生活费，一边偿还学费；
有法律系的大一学生，做“爸爸活”是为了挣钱给父亲看病。
父亲的治疗总费用大概在200万日元以上，但其实她一次“爸爸活”只能收到5000-10000日元的报酬。
大家可能已经看出来，造成这种局面的第二原因就是家庭问题。
做“爸爸活”的群体里，很大一部分人都有个共同特征：
正在离家出走，或预备离家出走。
日本每年大概有10万的失踪人口，10-20岁的失踪者超过了40%，其中又有三成会卷入或染指犯罪活动。
尤其是疫情之后，很多失业或收入大幅降低的父母，把巨大的生存压力发泄到了孩子们的身上。
因此离家出走的未成年人越来越多，他们身无分文，居无定所。
这些孩子就算走投无路也不愿意回家，因为回去了还要面临家暴和精神压力。
16岁的Rena成绩优异，单科年级第一，高考目标是关西国立大学。
但因为亲生父亲负债，有时候两周都给不了她一分钱，导致她连学校的教材费都付不起。
Rena靠兼职攒下的积蓄被父亲发现后，还会被强制拿走挥霍掉。
跟有家暴史的父亲住在一起的每一天，她都是提心吊胆的。
所以她才会说出：
“比起能从父亲身边逃离，做“爸爸活”这点代价不算什么。”
更多已经离家出走的未成年人连个稳定的住所都没有，因为拿不出身份证明，他们也找不到工作。
他们中有人直言“从来没有被父母爱过的记忆”；
坚信“自己被生出来就是个错误”。
有人离家出走后被政府送到收容所，父母却拒绝去收容所将她接回家。
还有被父母打断牙齿的少女，苦笑着说看到大家活得都一样烂就放心了。
有记者曾在东横歌舞伎町采访到一个16岁的“爸爸活”少女。
她面对镜头充满期待地说，等攒够钱就去读职业学院，毕业以后成为美甲师好好工作。
但是当两个月后记者再跟她偶遇，问起她的美甲师愿景，少女自嘲着回复：
“根本没办法考虑10年或20年后的事情，我连明天都顾不上。”
而日本对贫困者的态度，看起来似乎只有四个字：
责任自负。
整个社会对风俗业的默许，就像在对外昭告：
你看，我们不是还给你留了条路吗？
父母辈的贫困，叠加到了孩子们的身上。
孩子们半推半就地走上了违法的道路，彻底陷入恶性循环的漩涡。
在很多采访视频里，这些做“爸爸活”的年轻女性们都没有将自己的行为正当化。
她们表示，如果有一个同样贫困的女孩来向她们求助，自己绝对说不出来“来做爸爸活吧”这种话。
因为对她们而言，这甚至不算一条荆棘路，只是一条绝路。
无论是微观的家庭之爱，还是宏观的社会保障，都是奢望。
现实就像北岛的那句诗：
“这普普通通的愿望，如今成了做人的全部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