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西坡
这几天最值得关注的事情，除了奥运，就是库尔斯克这个地名又重新进入历史了。除了前线战事的进展，同样值得关注的还有，这样一种新动态对人的心态会产生什么影响。
我读到BBC的一篇报道，作者Steve Rosenberg。他提出一个疑问，战斗离家乡越来越近了，这会让俄罗斯公众舆论反对战争吗？他说，不一定，然后讲了一件事：
“去年，我访问了别尔哥罗德，这是一个俄罗斯地区，和库尔斯克一样，与乌克兰接壤。它正被从边境对面炮击。我遇到的每个人都告诉我，在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前，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在2022年2月之前，别尔哥罗德地区一切都是和平与安宁。
但与我交谈的大多数人没有得出’特别军事行动’是一个错误的结论，而是呼吁俄罗斯加强军事行动，深入乌克兰领土。”
真是一个引人深思的观察。面对同样的事实，不同的人群可以通过思考，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这或许是许多悲剧的根源。
对Steve Rosenberg和他的读者来说，俄罗斯的与乌克兰接壤地区，在“特别军事行动”之前，一切都是和平与安宁，在“特别军事行动”之后，却遭到炮击、侵袭、占领、流离失所，这只能说明“特别军事行动”是一个错误。你不打他不就没事了？
然而对于当地人来说，虽然“特别军事行动”前后的事实没有变化，但他们得出的结论却是，早就该打他了，打得还是不够狠。
库尔斯克遭到入侵之后，梅德韦杰夫就是这样呼吁的：“我们可以也应该占领乌克兰剩下的更多领土。我们应该去敖德萨、哈尔科夫、第聂伯、尼古拉耶夫，然后到基辅，继续向前推进。”
我们仿佛望见一个深渊，表面是吞噬生命的战争机器，底层却是自己不想好好生活也不想别人好好生活的人性黑洞。就像波兰诗人辛波斯卡写得那样：“如果他可以选择，/或许他不会成为敌人，/而会让他们过上某种生活。”但他们好像是没有选择的。因为每个人眼前的选项并不是天然存在的，而是被自己所属的文化和成长经历赋予的。
我在读《二手时间》这本书的时候，对俄罗斯这个民族有一种很复杂的情感，我不知道同情和厌恶到底哪一个更多一点。那些接受访谈的俄国人说：
“我们的生活就是在劳改营和暴乱之间摇摆，现在这个钟摆正好悬在中间，全国一半人都期待出一个新的斯大林。只有他来到，才能带来秩序。”
“我们的时代，我的时代，是个伟大的时代！谁都不是为了自己而生。”
“我们不只是一个大国，我们还有特殊的俄罗斯文明，有自己的道路。”
“事情不在于叶利钦也不在于普京，而在于我们都是奴隶。灵魂中充满奴性！血液中流淌着奴性！”“人们不仅不会在意自己的奴性，反而甚至会钟爱自己的奴性。”
很多时候我们只能感慨，一种土地一种人。文化是一种具有巨大惯性的东西。如果一个家庭习惯于用家暴来解决问题，那么孩子长大之后，习得的也就是这种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在这样一个以家暴为文化的家庭里，如果哪个家庭成员出了心理问题，那么其他成员也不会反思“打人是不对的”，他们只会得出结论，打得力度和角度不够精准，下次好好发挥。
全世界的人类，不管什么国家什么人种，在人性深处是相通的，这是我们可以交流的生物学基础。这个基础可能并没有那么条理那么和平。心理学家荣格提出了“集体无意识”的概念，指的是一种人类共有的、超个人的心理结构。集体无意识是通过遗传传递的，包含着自古以来积累的各种文化、宗教和神话中的原型和象征，这些内容潜藏在每个人的心理深处，影响着个人的思想、情感和行为。用诗人米沃什的话说：“在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只发疯的兔子四处乱窜，还有狼群嚎叫，连我们自己都害怕被别人听见。”
但是文明社会和野蛮社会的区别就在于，文明社会不会让狼群的嚎叫变成狼群的撕咬，更不会让嚎叫变成公共生活的唯一表达。比如我是一个纯正的体育盲，但奥运会给了我很多的慰藉，因为我们可以看见人的身上可以有那么多的色彩，人与人之间可以有如此本真的交流。
一种土地一种人。你可以从悲观的角度去理解这句话，也可以从责任的角度去理解，我选择的是后一种。我们都是耕作者。一个写作者是没有太多权利是抱怨的，因为你的每一篇文章，也都是正在形成的新的文化的一部分。你在思想中走过的路，没准会照亮哪个正在找寻方向的行路人。其实我觉得我们的文化真的有很深很正的部分，只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被弄得不伦不类。就比如说关于战争，“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是几千年未变的文化常识。还是那句话，我们有义务想象一种新的主流。
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