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的一天,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遇到了一个难解的谜。主席让他给章士钊送去了两只鸡,对方收到后说:“我明白了,这是主席给我的回话。”
这可把田家英给弄蒙了,他怎么也弄不明白,不就是两只鸡吗?上面又没有写字,章士钊凭什么说是主席给他的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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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家英当时才三十出头,性格直率,好奇心强,为这事他开始冥思苦想,百思不得其解。越是这样,他越是难受。这时候,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康生到中南海去,看出了田家英的心事后,问明情由,便哈哈一笑说:“年轻人,你拿来陈寿老先生的《三国志》一看,就解开谜底了。”
田家英不解地问:“《三国志》那么厚,上哪儿去找答案?康老,您就告诉我吧,不然我心里憋得难受。”
康生又大笑道:“你啊,真是书呆子,去看看曹操与乔玄的交往那段。”
田家英听后,急忙到毛主席的书房,从那里拿出一本《三国志》,在那里认真阅读起来。
毛主席心中纳闷,问道:“小田啊,怎么突然对古籍感兴趣了?”
田家英确实是个诚实的年轻人,不会对主席隐藏任何事情,见伟人问自己,就实话实说。
毛主席一听,也哈哈大笑说:“这个康生啊,真是太鬼了,就像曹操的手下的杨修,没有他不知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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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士钊是谁?跟毛主席有什么过往?毛主席的回复到底是什么意思?三只鸡又出自什么典故?
毛主席虽然只是师范学历,没上过大学出过国,但一点也不妨碍他自学成才,到满腹经纶。
陈独秀李大钊两位创党元老学历较高,还曾在日本留学,回国后凭着海归的金字招牌,先后担任了北大教授。
主席是师范学历,在北大想找个工作很不容易,那是个论资排辈的年代。
1918年8月中旬,毛主席率领湖南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第一次来到北京。
经自己的老师、杨开慧父亲杨昌济和北大校长蔡元培推荐,毛主席认识了在北京大学担任经济、历史系教授的李大钊,在北大图书馆当了图书助理员,开启了自己的“北漂”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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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除了是北大教授,还曾是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所以才有这个权力。当时主席在那里的主要工作就是管理图书,发放借书证,登记借书人借书还书的时间。
毛主席的工资每个月只有8元,这是个什么概念?鲁迅先生当时在北大做兼职讲师,月薪就有360元;陈独秀当时是系主任,他的月薪是400元。
曾经担任第六届中央委员、中央妇委书记的张金保回忆说,当时她从乡下来到汉口第一纱厂做工,一个月后,“领到半个月的工资——七块大洋……”后来她成为正式工,一人可以看管两台织布机,月薪有30多块钱。
就是说,主席当时的月薪,还远不及一个纺织女工。很显然,这份工作薪水实在是太低了,但主席非但不嫌弃,而且还特别喜欢。因为在北大,可以看到在湖南看不到的书籍,能开阔视野,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更全面地了解马克思主义。
不光如此,北大是顶级学府,这里人才济济,毛主席可以接触到那些闻名遐迩的教授和学霸,跟他们探讨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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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都说英雄不问出处,但是北大却是个论资排辈的地方,当时毛主席还没有机会开始大展宏图,北大的教授都忙忙碌碌,根本就瞧不起他这个默默无闻的校工。
若干年后,毛主席曾对外国记者斯诺回忆这段经历:“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他们都不愿与我来往。”
“在那些来读书看报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导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我曾试图与他们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去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一口南方土话。”——节选自《红星照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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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毛主席的这段话,我们不难体会到一个初出茅庐的学子心中的无奈。
一个怀揣救国梦想的进步青年试图与文学大腕交流,但是对方往往是不屑一顾。也并不是所有人都这样,其中还是有人独具慧眼,从毛主席不俗的谈吐,看出了他的非凡。
他不是别人,正是章士钊。
对很多人来说,章士钊的名字有些陌生,但是在民国初年,这个名字却是十分响亮,可以说是如雷贯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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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03年,他就和革命者章太炎、张继、邹容结为兄弟。他还首次将日本人的著作翻译过来,编译成《大革命家孙逸仙》,向国人介绍孙中山先生。
孙中山那时候名叫孙逸仙,别名“中山樵”,在这本书中,章士钊首次称“孙中山”,将这个的名字叫响。
1904年,章士钊还和黄兴等人携手,打算在长沙发动起义,因泄密而被捕,后被蔡锷等人营救出狱。
辛亥革命成功后,他当选国会众议员。
章士钊跟我党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是至交,1914年他们曾在日本合办《甲寅》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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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陈独秀到了北大担任校务,把好友章士钊邀请到了那里,担任教授,兼任图书馆主任。正是在章士钊的邀请下,李大钊和杨昌济才来到了北大任教。
也正是在此时,章士钊认识了毛泽东。
章士钊出生于1881年,比毛主席大了12岁,不是同一代人。而且章士钊也大名鼎鼎,而毛主席当时是默默无闻。二人的认识,得益于杨昌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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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昌济曾经在湖南师范任教,是毛主席的老师。对这个学生,杨昌济非常赏识,他常常在章士钊面前,有意无意谈起自己的这个得意学生。
起初,章士钊并不在意,对他这么一个“大鳄”来讲,一个师范毕业生太渺小了。但说得次数多了,章士钊也就有些好奇,就提出看看毛主席的文章。
阅读完毛泽东的文章后,章士钊惊叫道:“后生可畏,湖南怕是要出皇帝了!”
其实章士钊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他具有彻底的民主思想,不但反帝反封建,而且反对国民党一党专制。袁世凯曾经让他出任北大校长,还赏给他豪宅,章士钊没有答应。
章士钊虽然参加了辛亥革命,却没有加入国民党,因为他觉得国民党不正规。这样一个人推崇民主的人,脑子里是没有帝王思想的,他说湖南“出皇帝”,只是借喻而已。不过能够让章士钊用“皇帝”来评价毛泽东,足以看出他独具慧眼。
章士钊是主张中国实行两党或者多党制的,认为执政党没有在野党的监督,无法完善自己,改正错误。
看了毛主席的文章后,章士钊的观点来了个180度地大转弯。他认为,在一个实行了两千年封建专制的国家,实行多党制是不现实的,不符合国情。
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最适合中国。
他觉得,毛主席和李大钊、陈独秀等人是中国的精英,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尽管如此,章士钊为校务操劳,毛主席为图书馆的事忙碌,二人很少共事。
章士钊和毛主席真正开始打交道,是在1920年。当时毛泽东和蔡和森成立了“勤工俭学会”,来帮助进步青年去欧洲勤工俭学。
留学的方式是半工半读,参加者都是穷人家的子弟,学费可以通过打工解决,去法国的路费谁来拿?
毛主席和蔡和森都是草根阶层,囊中羞涩,根本承担不起高昂的路费。没有路费,去法国的事就会泡汤。因此毛主席和蔡和森为此大伤脑筋,一筹莫展。
当时,毛主席的恩师杨昌济已经去世,唯一能帮自己的,只有章士钊了。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是北大校长蔡元培发起的,作为北大教授章士钊积极支持的。而且章士钊也对毛主席充满期望,对方一开口,他便一口答应说:“此事包在我身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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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士钊的月薪不低,但也没有什么积蓄,毕竟要养家糊口,维持自己庞大的开销。他之所以敢答应,是因为他有着崇高威望,能做到一呼百应。在章士钊的号召下,竟然募捐到了两万银元!
如果按照毛主席在北大的工资计算,不吃不喝干200多年,才能积攒那么多钱。
民国初期发行的银元叫“袁大头”,是硬通货。在不同时期,袁大头价值也不同,1920年正是它最“值钱”的时候。当时在北京“五环”内买一套四合院才300多大洋,鲁迅买的三十间房的大宅子才花了3000大洋,现在恐怕要值十个亿。
章士钊的这笔钱简值是雪中送炭,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实在是太大了。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这笔钱让很多人受益,其中不少人成为我党精英,其中有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向警予、李富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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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士钊之所以愿意不遗余力地去相助,主要是出于对主席的信任和看重。如果是别人出面去找章士钊帮忙,能不能如愿都很难说。
此时的革命事业在中国刚刚起步,共产党尚未成立,谁会出面帮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团体?
抗战胜利之后,毛主席到重庆跟蒋介石谈判的时候,章士钊是既高兴又担忧。
高兴的是,自己当年的预言即将成为现实,共产党在毛主席地带领下前途远大。担忧的是,蒋介石言而无信,只怕他会加害于毛主席。
因此他连夜看望毛主席,在手心上写下七个字(三十六计,走为上)让主席看。虽然毛主席没有走,但是这种关心是无比珍贵的,让伟人非常感动。
在1949年的时候,章士钊利用自己的影响,促成了湖南军政要人程潜、陈明仁的和平起义。
章士钊的这些帮助,尤其是在毛主席和中国革命处于低谷时期的帮助,实在是难能可贵。毛主席对章士钊的帮助从未敢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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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时,百忙之中的毛主席没有忘记章士钊。在他的安排下,章士钊担任了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还担任了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常委。
章士钊还先后在中央人民政府法治委员会、全国人大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职,担任过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
回到文章开篇,毛主席派人给章士钊送去两只鸡,跟《三国志》的典故有什么关系?
曹操祖父曹腾,是东汉混得很好的宦官,权势很大。曹操的父亲曹嵩是曹腾的养子,也沾光不小,官至太尉。
东汉是讲出身的,曹操并不被当时主流社会所认可。袁绍讨伐曹操的时候,檄文中就揭短曹操,说他是“阉竖之后”。
但是当时的“时事评论员”(名士)乔玄却不以出身论英雄,他很看好曹操,给他下了一个评语——“今天下将乱,安生民者其在君乎!”
意思是说,东汉即将打乱,能稳定局势的,恐怕只有小曹。
乔玄的话很有分量,他给谁好评,谁就火;因为那些精英们很相信他,他说谁行的话,大家都去投奔。
曹操成就霸业,乔玄年迈的时候,拜托曹操在他去世后帮忙照顾一下自己的后代。乔玄还说,今后曹操如果从自己坟墓前经过,一定要拿一只鸡去祭奠。
不这样做的话,“车过三步”,你曹操就会闹肚子,腹痛不止。曹操是个无神论者,不相信车过三步就会肚痛,但是牢记对方的帮助,每次路过乔玄坟墓都会停下祭奠。
曹操其人被后世小说塑造成奸雄,但是毛主席却很欣赏他。让人给送章士钊鸡,显然是说我像曹操对待乔玄那样,没有忘记您。章士钊是著名学者,学富五车,一看到毛主席送的鸡,当即回想到曹操,就对来人说:“主席地意思我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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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家英是年轻人,古书看的少,对此一无所知;康生年龄大,博览群书,对古书的研究更是透彻,所以他像杨修那样善于揣摩,很快明白主席的用意。
1962年,章士钊生活陷入困境,毛主席得知后,心里很是难过,决定偿还当年那两万元的“债务”,一年还两千元,分十年还清。
为什么要分期偿还?因为毛主席没有动用公款,是从自己稿费中拿出一部分来还的。本来这笔钱该国家还的,毕竟当时的钱用于中国革命事业上了。但是当时国家处于困难时期,全国人民都在节衣缩食,共渡难关。毛主席考虑到国家很多地方也需要钱,所以就用自己的稿费来偿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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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士钊在收到第一笔钱后,极力推辞,毕竟当年这笔钱也不是他自己的,而是靠募捐得来的。
毛主席听后说:“那就当是给他的生活补助,他对中国革命的帮助,是我能用钱偿还不了的。”
是啊,章士钊对中国革命的帮助是用金钱无法衡量的。毛主席那样做,其实就是在饮水思源,变相地给予章士钊补贴。毕竟章士钊是名士,讲究名节,如果直接硬给,章老是不会接受的。
毛主席的钱对于生活陷入困境的章士钊来说,无疑是及时雨,也等于报了当年的恩。
1973年,92岁的章士钊先生人生走到尽头,主席专门让人送了花圈,既是表达悼念,也是对他的一生表示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