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投降的安欣
我最早到一个新单位时（新获批百废待兴的单位），由于最初一共就我们5个人，1号就让我全权办了班子和我自己办公室的办公用品、生活用品采购等等一切前期琐碎事务。
到办公室的选择时，因为知道办公室的选位讲究很多，我就特意电话问了很多不同单位的办公室主任。前辈们都嘱咐我办公室选位我自己绝不能拍板，必须让1号自己敲定。
并且班子们的办公室，按职级、党内职务、任职年限等排位的不同，以风水、采光、办公室平米、楼层高度、窗户朝向、电梯位置、卫生间位置，尤其是老百姓能找到的难易程度等条件划分。
普通多人办公室是相互围绕还是形成拥簇还是没有要求，都要看1号的具体喜好。
于是秉着这样的心理准备，我为当时的一把手楼上楼下挑了3天的办公室做备选。而办公室位置的最终确认，不是源于大小平方，也不是朝向，也不是采光，而是因为风水。
并且在敲定了最高层中轴线东侧的那间屋子后，一把手又给了我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双对坐狮，高盆栽，一副无雾气有太阳的山水画”，能看出花钱买的纸条领导很在意，只是字迹稚嫩且潦草了些，狮字，写成了师，栽字，写成了裁。
前两样东西好找，但第三样我找遍了古玩市场也没找到相符条件的壁画。我问了很多协会，他们也都表示山水画，没雾气还必须得有太阳的，太少见。
我苦思冥想无奈只能在网上私人订制了同类要求的风景画。并且顺着领导的意思，我又在办公楼外找人设计了一个大石头。等我把石头的寓意跟领导汇报后，领导十分十分满意，说我年纪轻轻就懂得了体制内的内功心法和跑官秘籍。
咱们这个黄土地啊，一命二运三风水，自古流传。从朝到野，从帝王到百姓，风水，可以说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了。
大多数官员都非常热衷于风水学，并且官越大，资源越多，越热衷。对办公室、房屋地基，甚至自己家祖坟的位置布局都非常讲究。
分析这种神秘主义被官员推崇，在内涵逻辑上的原因，更多是多数人面对突如其来的成功、失败、突发变故难以理解其背后的真实原因，习惯于把无法认知的规律归为“命运”，并且用当时的科学确实解释不了，所以那些宗教、风水、算卦这些玄学，就成了一种合理性解释。
而外在逻辑，就是咱们的黄土地更多是伯乐相马，而不是赛马。用制度选马的根本缺失，导致了很多时候伯乐成为了解决问题的关键。
一切都是人为，就导致了操作性和可能性，而有些入了编制的皇马，地位和人脉资源有限，他们不能完全通过自己去跑官，不能通过主观意志把握自己的官运，于是就要把努力用到风水算卦上，用玄学去获取一个外界客观的信息源。
而且地位越高、掌握资源越多的马，对于未知越恐惧和渴望，对于前程越忐忑和期待，越希望通过攫取神秘力量改变自己的定数。
上半年去北京，接待我的老同学领我去他的一个“朋友”家里，并且当晚反复劝我下榻至他朋友家，我一直觉得借宿会给朋友带来麻烦不如到外边自在，直到最后他才神秘地说我不懂他的良苦用心，说一切都是为了我，多少天南海北的官儿排队来这，就为了住这几天。
我才恍然明白他的意思，才注意到内厢房里各式各样的古玩和装饰，尤其是最里面屋子里的一些合照照片。具体他家在这不能详细描述，我隐晦地说几个词，乾隆时期，13，双修，保荣华吉昌。去过的读者应该知道。
从规定来说呢，迷信绝对是政治纪律，并且是一票否决的那种。但当前环境下却很少以此为突破口的反F，在公开文章里就不展开惹麻烦了，我只和读者们探讨一下我个人关于玄学不成熟的一点疑问。
①当我幼年连烧几天打针吃药都没用时，母亲带着我让一位老奶奶对着我的脸吹了10分钟后我便退了烧。后来我女儿发烧也是一样，内科看不好，长辈们就要领着去看看外科，看后便好。
②前几年我的车经常出事故，但都是对方全责。要么我的车停在停车场被撞，要么雪天冰块从房檐掉下砸到机盖。反复六七次后朋友给看了看，说原因可能是我的车“撑”不起我的车牌，让我买一对玩具狗在内饰上前后摆放即可，照办之后我的车没再出过事。
③包括南、北京和十三朝古都的选址，开G和奥运的时辰选择，YQ雷神、火神医院的起名等等。
这些经历多了，就不得不想起了爱因斯坦的名言“上帝从不掷骰子”；就不得不想起了爱因斯坦、杨振宁、牛顿终其一生最后都研究起了神学；就不得不想起了邵雍的一元十二会；就不得不想起了国学大师南怀瑾、曾仕强，易学泰斗邵伟华以及数学博士孙振龙等等这些正统易经大师。
聊这点疑惑绝不是为那些特意改名而跪地拜先生为师、拿公款去捐香火、通过先生作为掮客进行权力交换的劣等皇马们开脱。我也活了半辈子，只是觉得除了官场上的道和术，读者们在工作中有些事还是要有所了解和敬畏的。
我始终是一名GCD员啊，也坚决信奉马克思主义，在这聊聊领导们的跑官秘籍呢，是因为风水往人文科学去讲，也叫人文地理美学，也算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范畴了。
最重要的，是因为我牢牢记得马克思主义关于真理相对性的表述：
“人们在一定条件下对事物的客观过程及其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总是有限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