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平按：此文系我的抗战大学内迁第三篇，已刊《南方周末》。前两篇写浙大和武大，也刊南周，并为《新华文摘》等转载。此系列计划写十篇并合成一书，打算在明年抗战胜利八十年之际出版。目前还未签约，有兴趣的出版商欢迎联系。】
光阴恍如白驹过隙，转眼间，青葱少年垂垂老矣。然而，老去的李景骞依然记得年轻时的那堂课。
那是新生必修的《论理学》。老师的义乌口音颇为难懂，他一连点了十几个学生的名，李景骞很奇怪：为何这么多同学的名字都是四个字？直到点到他时，他才恍然大悟。原来，老师念的是“李景骞君”——称学生为君，甚至为兄，那是彼时教授们的习惯，细节里透露出对人的平等和尊重。
在李景骞眼里，那位身着深灰色长袍和圆口布鞋，头发有些蓬乱的老者，“要不是他手臂间还挟着一只公文皮包，我简直以为他是一位乡下教私墪的先生。”
这位“乡下教私塾的先生”，就是《共产党宣言》的中文全译本首译者，中国现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和语言学家陈望道。其时，他的身份是复旦大学教务长兼新闻系主任。
几十年后，我来到陈望道为李景骞和他的同学们上课的地方。那是嘉陵江挣脱缙云山的羁绊后，在北碚城区对岸形成的一块小平原，四川话称为坝子。一条东西向的小溪将坝子分成南北两部，当地人分别称为上坝、下坝。不过，自从上世纪40年代起，下坝更名夏坝。
更名者就是陈望道。改下坝为夏坝，意为华夏之坝，以示不忘根本。从1938年到1945年，西迁的复旦大学在嘉陵江畔度过了八载抗战岁月，夏坝也从北碚的一个小乡场，一跃而为与成都华西坝、重庆沙坪坝齐名的文化三坝。
向西
如同万里长江的滥觞，只是雪山下的一曲缓缓溪流一样，如今跻身顶级名校行列的复旦大学，其源头，也只是一家不起眼的民办高等学堂：震旦学院。
震旦学院的创建者，乃是精通七国文字的中国第一位神学博士马相伯。1902年，马相伯在上海徐家汇创办震旦学院。于右任、邵力子、张鼎丞等现代史上的重要人物，都曾是震旦学院学子。
两年后，耶稣会欲改震旦学院为教会学校，马相伯被排挤，愤而离职。当于右任和邵力子等学生找到马相伯说，“我们已经散学了，但我们还要读书”时，六十多岁的马相伯泪流满面，决定再办一所大学。
1905年中秋，上海吴淞 ，一所新大学宣告成立，这就是马相伯任校长的复旦公学。
复旦这名字，出自《尚书大传》，相传是尧帝作的一首诗：
卿云烂兮，糺缦缦兮。
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从此，复旦横空出世。
马相伯之后，续任校长为著名翻译家、思想家严复。几经周折，1913年，复旦迎来了校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位校长，即毕业于耶鲁的李登辉。
从这一年起，李登辉拉开了他长达二十三年的复旦大学校长的序幕——他的学生中，单是大学校长就多达二十七人。尤其重要的是，从李登辉起，复旦大学确立了“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办学宗旨。
1917年，李登辉任校长期间，复旦公学改名复旦大学。作为一所私立大学，复旦早年的日子并不好过。它没有固定的经费来源，主要依靠校长、校董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四处化缘募捐，甚至自掏腰包——像1912年，复旦校舍经费皆无着落，马相伯遂向于右任求援，已任南京临时政府交通部次长的于右任施以援手，问题才得以解决。
复旦大学成立后，学生日多，校舍不敷应用。1918年，李登辉亲赴南洋找华侨募捐，得到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老板简氏兄弟等各界人士鼎力相助，得以在江湾修建了一批校舍。
荜路蓝缕地惨淡经营多年后，到1936年，复旦发展为具有文、理、法、商四大学院和十六系科的综合性大学，并附设中学、实险中学各一所，小学两所；复旦校友还在广州和重庆创办了复旦中学。至此，在当时全国一百余所高校中，复旦声名雀起。
当复旦如旭日初升时，中国遭遇了一场巨大的灾难——日本侵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七七事变后，日军策划了对上海的进攻。1937年8月13日，日本军舰炮轰上海闸北，海军陆战队进攻闸北和江湾等地。复旦的校舍，正好就在江湾。隆隆炮声中，大批校舍化为瓦砾。十多天后，新学期开校，前来报到的学生寥寥无几。
此时，校长李登辉已在一年前因学生运动而被迫离职，由吴南轩以副校长身份主持工作。吴南轩意识到，战火纷飞的国难年代，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复旦显然无法再在上海办下去了。
黑云压城之际，教育部派员来沪，要求复旦、大同、大夏和光华四所私立大学，效法平、津的北大、清华、南开，组成临时联合大学并内迁。大同和光华因缺少经费而退出，余下复旦、大夏组成临时联大，并分两部：第一部以复旦为主体，迁江西；第二部以大夏为主体，迁贵州。
今天，从上海到九江，高速公路行车约八小时。如若回到只有水运的八十多年前，溯江而上的火轮，至少得三天。九江城东南，庐山如黛，翠扫青天。
民国时期，庐山修建了不少洋人和政要的别墅，以及配套的公共设施。从淞沪会战炮火中西行的复旦师生，在吴南轩的带领下来到庐山，租下一座医院作为校舍，并于当年11月8日开校。
孰料，开校仅四天，还没来得及喘一口气，噩耗再次传来：上海沦陷，日军逼向南京，庐山不再安全。在庐山办学不到一个月的复旦师生，不得不再次踏上西行的旅途。
最初，他们的计划是辗转贵州，到贵阳与大夏大学汇合。然而，贵阳方面办学条件差强人意。于是，一路西行的复旦师生在宜昌等候半月后，终于分三批入川。他们迎着滔滔江水，穿三峡，入夔门，来到了嘉陵江与长江交汇处的西南重镇：重庆。
其时的重庆，不仅有复旦校友组建的同学会，还办有复旦中学。前一年，校长李登辉曾到重庆，参加重庆复旦中学成立纪念。复旦师生抵渝时，位于市区菜园坝的复旦中学已放假，空出来的校园正好暂借给复旦大学。
借房子只是权宜之计，当复旦与大夏组成的临时联大实际已不复存在，双方确定各自办学后，在重庆寻找一个适合的地方，建设新的复旦校园，便成为迫在眉睫之事。
北碚
岩石随水曲折曰碚。嘉陵江冲出温塘峡等峡谷后，终于迂回挣脱了缙云山的阻挡。庙嘴江心矗立着一块白色巨石，是为北碚得名的由来。距巨石不到一公里的下游，一座大桥凌空水上，两岸的来往，由从前坐船需要半个时辰，到现在坐车还不到一分钟。
更有意思的是，大桥联接的东西两岸，各有一座纪念馆——它们隔着嘉陵江，隔着那块无言的巨石遥遥相对。一座是位于江东的复旦大学校史纪念馆，一座是位于江西的卢作孚纪念馆。
以个人力量而塑造一座现代化城市的企业家，全中国只有两个，一个是张謇和他的南通，一个是卢作孚和他的北碚。
嘉陵江自陕西曲折南流，经川北、川中后，于重庆朝天门注入长江。重庆成为西南重镇，最初，和它地处两江交汇处而得交通之便不无关系。
从朝天门码头溯流而上，60公里外的嘉陵江两岸，青山隐隐，草木迢迢，那就是著名的缙云山。缙云山麓，掩映着小城北碚。
今天的北碚，山环水绕，宁静整洁，走在街上，无意中抬起头，便能看到郁郁葱葱的缙云山。风过云起，草木和山峦投下淡淡的阴影，有一种难得的恬淡与舒适。
然而，若是回到一百多年前，这座园林风格的城市，却是肮脏、零乱且逼仄的无名乡场。让北碚化蛹为蝶般蜕变的，就是卢作孚。
从卢作孚纪念馆外沿嘉陵江上行，几公里处，是沥鼻峡、观音峡和温塘峡组成的嘉陵江小三峡。这一带原本地处江北、巴县、壁山和合川四县接合部，属于四不管地带。自古以来，就有不少匪徒依靠山深林茂而嘉陵江上又商船往来的便利，啸聚山林，抢劫客商，峡区遂成为令人谈虎色变的匪窝。
卢作孚最初的身份，就是负责剿灭匪患，维持治安的峡防局局长。从本质上讲，峡防局是一个治安联防机构，主要职责是剿匪，是维持地方治安，类似于清朝末年的团练武装。
但卢作孚“越权”了。他一边剿匪，一边进行地方建设，努力实现他上任之初提出的目标：“将嘉陵江三峡布置成为一个生产的区域、文化的区域、游览的区域。”
北碚因地处嘉陵江之滨，在康熙年间形成了一个微型乡场。到卢作孚的峡防局时代，这个小乡场仅有几条由低矮民房夹峙形成的小街。小街蜿蜒曲折，伏在嘉陵江畔的小山坡上。整座乡场，没有工厂、作坊、学校，只有一些茶馆和小食店，庙宇、烟馆和赌场却星罗棋布。
在卢作孚殚精竭虑的努力下，十来年时间里，北碚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街道被改造、扩建，乡场有了公园、学校、博物馆、医院、图书馆和工厂……
按梁漱溟的说法，卢作孚“将原是一个匪盗猖獗，人民生命财产无保障、工农业生产落后的地区，改造成后来的生产发展、文教事业发达、环境优美的重庆市郊的重要城镇”。
抗战军兴，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北碚的重要性更加彰显。与两江汇合处的重庆市中区相比，几十公里外的北碚优势明显：
其一，日机经常轰炸重庆市区，而北碚离市区较远，且有缙云山蔽护，空袭危险相对较低。
其二，北碚毗邻广阔的川中农村，那里是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区，物产丰饶；与米珠薪桂的陪都相比，这里物价便宜。
其三，绕城而过的嘉陵江，提供了便利的交通条件。其四，经过卢作孚的苦心经营，北碚已是一座初具规模的城市，各种配套设施较为完善。为此，全面抗战爆发后，北碚被划为重庆的疏建区和迁建区。
于是，众多内迁机构，纷纷把落脚点选在了北碚——国民政府立法院来了，中央研究院的四个研究所来了，中国西部科学博物馆建起来了，河南中福煤矿来了……
据统计，抗战期间，内迁北碚的单位，包括二十九家党政机关，九家工矿企业和三十个科教文卫单位——这其中，便有一路西行，终于在北碚这条诺亚方舟中站住了脚的复旦。
不过，早在吴南轩计划将复旦迁到下坝之前，别人已经看上了这块风水宝地，他就是林继庸。林继庸时任行政院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主任委员，组织工厂内迁，正是他最重要的职责。
后来，他回忆说，“一月三十一日，我曾往重庆附近青木关、歇马场、高坑岩、北碚、北温泉等处，勘察水力及工业环境，初时本拟在北碚对过上坝及下坝地方设一工业区。”
关键时刻，卢作孚出面斡旋。他致函林继庸说：“将北碚下坝让出校地一所，以为复旦大学永久校址”。最终，林继庸同意为复旦让路。对此，吴南轩感叹，（复旦）“与当地人士感情异常融洽，而得当地父老之助力亦殊多，尤以卢作孚先生最热心爱护，得迁北碚，卢先生之力居多。”
今天的复旦大学校史纪念馆大门外是一条公路，公路一侧，有几十级石梯，通往嘉陵江。那里，曾有一座码头。废弃多年后，石梯鲜有人行，铺满杂草，江边的石头上，三两只鸟儿呆立不动，盯住清幽的江水，宛在沉思。
1938年2月，早春的微风里，吴南轩多次坐着吱吱呀呀的木船，从北碚渡河而来，沿着我看到的这些已经被岁月磨得无比光滑的石梯一步步走上来。
那时，这里是一个叫下坝的小村庄。下坝属临近的黄桷镇管辖，这片方圆千余亩的坝子上，星星点点地居住了几十户人家，几乎都是清一色的低矮茅屋。初春的风中，它们像一头头怕冷的幼兽，在瑟瑟发抖。
复旦大学的新校址，就选在了这里。
一方小小的弹丸之地，一下子涌进一千多名师生，并且，作为一所大学，还得有教室、食堂、图书馆、实验室和办公室，夏坝——陈望道已经把它从下坝改名夏坝——完全不具备相应的安置能力。
一切，只能因陋就简。吴南轩撰文说，“人烟稀少，屋宇湫溢，自然没有现成的校舍可资应用。于是以庙宇为办公厅，以煤栈为宿舍。大风雨之夕员生衣被之淋漓，毕业典礼席上瓦片的飞坠，都是我们校舍简陋的最好说明。”
校办是一所破庙，教室、图书馆、食堂都是租用的民房。教室不仅破烂，昏暗，而且连桌凳也不够，学生们都养成了尽早占位的习惯。不然，稍微晚了，只能站在门外。至于“图书馆”，更是小得可怜——那是租用的两间邻街的小屋，二十来名师生挤在里面，就已经人挨人了。
抢修出来的几排平房，充当学生宿舍。这些平房，泥土筑墙，稻草覆顶，非常潮湿。女作家苑茵是当年的复旦学生，据她回忆说，“住在这种房子里真是‘一步一个脚印’。在我们的女生宿舍里，晚间鞋子脱下来放在床下（双层床），第二天取出来时就可能在鞋上发现一层白霉。”
川渝多茶馆。几张八仙桌，几条长板凳，一个终日热气缭绕的老虎灶，以及几十副由三件套组成的茶具，便是一个茶馆的全部家当。茶客只需很少一点小钱，就可以在里面坐上半天乃至一天。中途有事离开，向老板打个招呼，或是折一根小木棍放在茶盖上，老板就会为你把茶水和位置保留好。
这些平易而民间的茶馆，成为复旦学子最好的自习室。
北碚的夏天非常闷热，不过，幸而有嘉陵江流过，江边有风，便比其它地方略微凉爽。复旦校门不远处的江边，有几株高大的黄桷树，黄桷树系常年阔叶树种，一株大树，就能投下一大片绿荫。一家名叫江风的茶馆，便座落在黄桷林中。
江风茶馆不仅因既有江风，又有黄桷树而凉爽，并且，“老板态度可亲，泡一杯茶，坐上半天，仍然和颜悦色，毫无怠慢之意。”因此，江风茶馆成了复旦师生最爱去的地方，他们在这里看书读报，或是交流探讨。
那时，北碚城区已经通电，一江之隔的夏坝以及黄桷镇却与电无源。入夜，面西而望，北碚灯火灿若繁星，而空寂的夏坝，则是一片浓酽的黑暗。习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人早早上床睡觉，只有复旦学生宿舍里，油灯如同萤火一般闪烁。
按规定，学校为每两名学生准备一盏油灯。学生们坐在简陋的宿舍里，两颗头碰到一起，就着微弱的光芒在自修。农舍里，偶尔传来一两声低沉的犬吠，似在提醒：夜深了……
复旦是私立大学，政府扶持极为有限。随着抗日进入持久阶段，大后方物价暴涨，而社会给予复旦的捐助却越来越少。学生学费，原为学校收入之一，但流亡异乡的学生，不仅无力缴纳学费，连生活都无着落。最困难时，吴南轩的夫人不得不将昔年陪嫁的珠宝首饰变卖后以解学校燃眉之急。
由此，吴南轩等人考虑将私立改为国立，以期获得政府资助。1941年底，复旦顺利转制，校名由私立复旦大学改为国立复旦大学。改为国立后，复旦的办学条件有所改善：过去所欠债务一百一十三万全部免除，教育部除每年拔给行政经费一百二十万外，还增拔一次性临时费用十七万。
于是，在吴南轩主持下，一所颇具规模的大学出现在了嘉陵江边的原野上：四幢教室——分别截取复旦校训命名为博学楼、笃志楼、切问楼和近思楼；四幢女生宿舍、六幢男生宿舍和六幢教师宿舍，以及食堂、图书馆和登辉堂——几十年后的今天，登辉堂保存完好，成为复旦在北碚的校史纪念馆。以后，还相继开办了农场，增设了农学院。
抗战时，川渝地区有文化三坝之说，即重庆沙坪坝、成都华西坝、北碚夏坝。客观地说，尽管复旦迁来之前，在卢作孚的经营下，北碚的文化设施已初具规模，但仍然无法与沙坪坝和华西坝相提并论。只有当复旦扎根于斯，江苏医学院、国立剧专也先后迁来，北碚跻身文化三坝才毫不逊色。
先生
距复旦大学校史纪念馆大约百余米的地方，是联接北碚城区和夏坝的嘉陵江大桥。桥下一角，有一方小小的墓园。整日里，呼啸的车流像瀑布一样从高处滚下来，但墓园在几株大树的庇护下，依旧十分宁静，静得能听到从嘉陵江边飞来的鸟儿，落在香樟树上，宛转而自在地歌唱。
鸟儿的歌唱中，孙寒冰已经长眠八十多年了。
在周谷城题写的“孙寒冰教授之墓”墓碑东西两侧，各有一块碑。一块立于1988年，立碑者为复旦大学校史研究会重庆分会，名为《孙寒冰墓志》；一块立于民国三十年（1941），立碑者为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代理校长吴南轩和副校长江一平，名为《复旦大学师生罹难碑记》。
孙寒冰，江苏南汇县（今属上海浦东区）人，早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尔后留美，毕业于哈佛大学。1927年回国后，一直在母校任教，并升至政治系主任。
1938年底，孙寒冰由香港经昆明抵重庆，出任复旦大学教务长兼法学院院长。半年后，他因事前往香港。此后，于1940年3月再次返回复旦。然而，回到复旦仅两个月后的1940年5月27日，三十余架日机飞临北碚上空，狂轰滥炸中，孙寒冰遇难。
据孙寒冰当年的同事张十方回忆说，“就在当年初夏时，日本侵略者竟对黄桷树小镇进行狂轰滥炸，他与六位同学同时遇难。我当时住在一所平房里，从被炸垮的乱瓦砾堆中钻出来，听到这消息后立刻赶到校卫生室，只见孙教授躺在一块木门板上，旁边站着校长吴南轩，流着泪，不断哀唤着‘寒冰，寒冰……’”
另一位见证者、复旦学生张宗曾一直还记得孙寒冰遇难的细节：“那天中午，孙先生正从王家花园教授宿舍里出来，鬼子扔下了炸弹，一块弹片击中他的头顶。他昏倒在地，不省人事。伍蠡甫的夫人周炜等，立即拿来急救药物，打了强心针，吴校长和许多教授都围拢在他身边焦急地等待着他睁开双眼，但时间一秒一秒过去，他终究没有醒来。表面上看不出有什么伤，实际上致命的伤已深入脑颅内，手足渐渐冰凉，叹出最后一口气，便结束了他年轻的生命。”
孙寒冰遇难后，不仅重庆、桂林和香港等地为他举办了隆重的追悼会，行政院特颁褒扬令，蒋介石、林森等政要为之题词，郭沫若、胡愈之、夏衍等文化名人都撰写了纪念文章，胡愈之称他“是一个真正的学者，是一个为真理而奋斗的文化战士。”
孙寒冰在彼时文化界、教育界乃至政界的巨大影响，不仅在于他是复旦教务长兼法学院长，更在于他是一个优秀的出版人。他创办的黎明书局和《文摘》杂志，尤其是后者，对他生活的时代，产生过举足轻重的影响。
1929年，孙寒冰与友人一起创办了黎明书局，他任总编辑。在孙寒冰主持下，黎明书局出版的图书兼容并包，凡有影响的著作，不论书局是否赞成其思想，均可出版。书局既出版孙寒冰自己的著作如《社会科学大纲》《西洋文学名著选》，也出版郭沫若的著作如《豕蹄》，进步作家如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或是共产党人钱俊瑞和陈翰笙主编的《中国农村》月刊；甚至，就连臭名昭著的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也是由该书局出版的。
与黎明书局相比，对普罗大众影响更大的是《文摘》。《文摘》是一本杂志，1937年，孙寒冰在上海复旦创刊时，他给《文摘》的定位是“杂志的杂志”，即把国内外各种杂志的文章精华摘录或翻译刊登，每期近两百页。
孙寒冰意识到，作为一本有影响力的杂志，鼓动抗日，宣传救亡图存，乃是《文摘》的历史使命。于是，他确定了《文摘》的编辑方针：暴露敌人阴谋，促进全国团结，为抗战做准备。
不久，为适应瞬息万变的时局，孙寒冰把《文摘》改名《文摘·战时旬刊》。编辑方针调整为：宣传抗战必胜，日本必败。《文摘》刊登的文章，几乎都围绕这一编辑方针。比如，七七事变次月，出版了“芦沟桥浴血抗战”特辑；以后，又在国内第一次翻译并刊登了斯诺的《毛泽东自传》。
孙寒冰死后，《文摘·战时旬刊》并没有停刊，而是由复旦师生继续编辑出版，直到抗战胜利——自孙寒冰遇难，以后出版的每一期杂志封面，都印上了几个醒目的大字：孙寒冰创办。
大轰炸中殉难的孙寒冰没有迎来日本人投降的那一天，他的同仁们却见证了那个激动人心的日子，并且，他的一名法学院的同仁，还成为抗战胜利后审判日本战犯的中国法官。
他就是梅汝璈。
1946年1月，复旦大学校长章益收到了一张不同寻常的请假条，请假的是法学院政治学系教授梅汝璈。梅汝璈系江西南昌人，毕业于斯坦福大学，后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1928年回国，先后在多所高校任教。
日本投降后，盟军组成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拟对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进行审判。作为同盟国重要成员，中国应盟军统帅部之请，要派出司法人员到东京参加审判。
国民政府接到邀请，指示外交部和司法部遴选相关人员。最终，经过综合比较，来自上海高等法院的向哲浚为检察官，来自武汉大学的吴学义为顾问，来自复旦大学的梅汝璈为审判官——梅汝璈的复旦大学，吴学义的武汉大学，以及向哲浚曾任过教的北京大学和中央大学，都曾在抗战岁月里内迁。
1946年3月，梅汝璈从上海江湾军用机场飞往日本——那里，距西行北碚前的上海复旦校园近在咫尺。如果飞机上的梅汝璈透过机窗向下俯瞰，他会看到那所曾在沉沉暮气中艰难熬过八年的校园，此时，又渐渐恢复了生机。
在东京两年多时间里，作为中国派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大法官，梅汝璈在席位安排时引经据典，使中国排在英国之前；在坚持死刑处罚时，他辩才无碍，使东条英机等战犯被处以极刑……
梅汝璈坦言：“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军国主义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帐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术业有专攻，复旦在北碚的八年里，它所设立的五院二十二系，可谓名师如云，精英如雨。他们的事迹或许不像孙寒冰、梅汝璈那样曲折复杂，但他们在各自领域里，或是开先河的大师，或是启未来的泰斗：
如原为实业部官员的李蕃，他在复旦主持统计学系，是为中国统计学系的开创者；如后来曾任新中国首任农业部副部长的吴觉农，他在复旦创建了中国第一个高等院校的茶业专业；如中国近代植物学奠基人钱崇澍，每周都要带学生到野外考察，而校园对面的缙云山，就是天造地设的最佳课堂。
此外，复旦的一大批兼职教授，都是各自领域里久负盛名的重量级人物，如作家老舍、端木蕻良，剧作家洪深、曹禺，史学家顾颉刚，法学家潘震亚……
抗战时期的重庆，不仅是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大后方，也是荟萃各界精英的龙吟虎啸之地。尽管复旦离主城区尚有几十公里距离——据当年往来于主城与北碚的复旦学生回忆，坐火轮需要大半天时间：
早晨从千厮门码头上船，下午两时抵北碚——但复旦师生仍想方设法，邀请各路知名人士来校讲座。
当年莅临夏坝的，据不完全统计，至少包括了李约瑟、于右任、郭沫若、梁漱溟、王芸生、竺可桢、孙科、邵力子、宗白华、梁实秋、黄国璋、胡小石、余上沅……
不论是就职于复旦的大师，还是偶尔前来讲座的名流，他们对复旦学生的影响如同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恰到好处地论证了那一著名论断：“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学子
“那一天，敌人打到了我的村庄。我便失去了田舍、家人和牛羊。如今我徘徊在嘉陵江上，我仿佛闻到了故乡泥土的芳香。”
这是作家端木蕻良的诗作《嘉陵江上》，后由贺绿汀谱曲，在流亡师生中广为传唱。端木蕻良于1938年至1940年在复旦任教，作为辽宁人，他对故乡东北的沦陷之痛噬骨锥心。
复旦在上海时，学生主要为江浙子弟，很少有东北人。复旦迁北碚后，开始有大批流亡的东北学生考入。与江浙学生相比，东北学生的生活更加困苦——他们大多数早就和家人失去了联系，只能像无根的浮萍一样，在异乡的洪水中随波逐流。
邵嘉陵回忆说，投考复旦时，为了节省几顿饭钱，不得不卧床减饭。即早上十点以后起床，吃一顿饭后睡觉，天黑时再吃一顿，这样就可节约一餐。
对于没有经济来源的学生，国民政府尽管极其困难，仍然发放贷金，每人每月可领八元，其中六元作伙食费。伙食由学生自办，教职工大多与学生同灶吃饭。以复旦而言，早餐为稀饭，以榨菜或花生米佐餐；午餐和晚餐，每桌有两荤两素一汤。
这伙食标准，看上去似乎不错，但分量其实根本不够。身强力壮的年轻人，正是能吃能喝的年龄。僧多粥少，总是不够吃。由是，学生们发明了吃饭战略：盛第一碗时，要少，这样就可以抢先多盛第二碗。
大学四年，虽然吃饭不花钱，但衣服和其它生活所需，仍然要钱。为此，一些学生又发明了轮流休学——几个要好的同学，一人休学工作，挣钱供给另外几个同学，大家轮换进行。
今天，翻看上世纪40年代那些内迁大学师生留下的照片，会有一个惊讶的发现。原本，我以为他们在国破家亡之际，弹尽粮绝之时，神情应该是痛苦的、焦虑的、麻木的；但是，我错了。
大多数照片上，他们的笑容都真实而生动，有一种令人意外的从容。这从容，我想，它最直接的原因，乃是从骨子里相信未来，并愿意为未来而抗争。
复旦在北碚八年，学生总人数约三千，其中，选择投笔从戎的多达七百余。尽管他们因学历较高，一般都充任译员或技术人员，伤亡比例不像一线战士那么高，但是，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仍然在锦瑟华年为国捐躯。
飞行员梁添成即其一。
与其它大学相比，复旦有尚武的传统。创始人马相伯在复旦公学时期，就特别重视体育，特聘英美教官训练学生。
九·一八事变后，复旦学生组建了一百二十人的抗日救国义勇军，男生训练军事，女生训练救护。此后，他们不仅上街宣传抗日并进京请愿，还有近百人前往华北，参加了抗日游击队。淞沪会战期间，复旦义勇军配合国军，从事运输、后勤、护理和宣传工作。
1933年考入复旦的梁添成，就是在这种风气的熏陶下成长的。梁添成祖籍福建南安，系印尼华侨。事实上，早在复旦内迁北碚前两年，他就投笔从戎，考入中央航校。当复旦迁到北碚时，他也从航校毕业，成为一名中尉飞行员——他守护的蓝天，正是包括他的母校在内的陪都重庆。
“我最少也要打下一架敌机，即使我牺牲了也值得”，毕业典礼上，梁添成如是说。
一年后，在中日第一场空战中，梁添成击落了第一架敌机；此后三天，他又连续击落三架敌机。
1939年6月11日，二十七架日机偷袭重庆，梁添成奉命升空拦截。激战中，梁添成的战机中弹起火，坠毁于距重庆市区几百里的涪陵山中。
这一年，梁添成只有二十六岁。此时，他的妻子夏伊乔怀孕三个月。后来，夏伊乔生下遗腹子梁国秀，由梁添成的父母养大，夏伊乔则改嫁著名画家刘海粟。
同为上前线的复旦学生，曹越华要比梁添成幸运。
复旦校史馆的展厅里，有一幅婚纱照。拍摄时间为1945年11月24日，拍摄地点是与夏坝一水之隔的北温泉公园。照片上这对年轻得让人羡慕的伴侣，他们的爱情之火，是一封战地情书点燃的。
战地情书的书写者就是曹越华。情书中，曹越华深情地写道：
“当您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参入在捍卫国家和民族第一线战士的队伍——匍伏在密支那阵地的战壕里了……亲爱的，给我一个答复吧，您深情的目光辉映着我曾经苍白的青春，我将回报你最倾心的微笑和任何风浪都无法剥落的温柔。战争结束后，我将在黄土地上筑起一座小小的城堡，让我俩相偎守着炉火倾听那杜鹃鸟清啼的声音，咕咕—咕咕—咕咕。”
陪都时期，重庆云集了不少中美合作机构，这些机构，需要大量译员，而复旦外文系除了为这些机构培训译员外，还有不少学生直接加入。外文系毕业生曹越华，原本应召外事局后到昆明充当英语译员。
不想，一年后的1944年7月，他突然接到命令，从昆明调往印度。接到通知次日，他被送上了军用飞机，甚至来不及向亲朋——包括他的心上人——写信辞行。
在给女友王德懿的情书中，曹越华详细描写了他的艰苦卓绝的战地生活：
“我被浸泡在新一军新30师88团第3营在前线阵地上专门搭建的一个‘人’字形架战壕里，热带气候暴雨如注，刹那间就灌满了水。伸手不见五指漆黑的夜空，火光升腾、硝烟弥漫，四周的枪声、炮声、雨声交混在一起。这情形将一个从未摸过枪的人推到极度的考验之中。”
艰难与恐惧中，这个第一次上战场的年轻人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在复旦的美好岁月——他对曹禺讲解莎士比亚的名作《罗蜜欧与朱丽叶》记忆犹新，用他信中的话说，“如痴如醉，流连忘返。”为此，他写了一篇万言书表达立志从事戏剧事业的情怀与梦想，并得到曹禺的赞赏。
然而，“这一切却被眼前万恶的战争毁灭了”。令曹越华欣慰的是，王德懿带给了他安慰与鼓励。信中，他说，王德懿曾对他讲，“你来前线为盟军服务，一定要彻底打败他们，雪耻相报真正的国仇家恨。”
泡在水坑里听着枪炮声的那个不眠之晚，曹越华还不知道，那是盟军收复缅甸的第一次大战，它意味着在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上，日本的所谓武运长久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收到这封情书大半年后，身着白色旗袍的王德懿，看到了自己日夜思念的熟悉身影。然后，是北温泉拍下的婚妙，是嘉陵江见证的婚礼，是七十年相濡以沫的深爱。
后来，百岁高龄的曹越华年事太高，几乎什么都不记得了，却一直还记得那封在热带丛林里写下的滚烫情书。
和曹越华同年毕业的复旦统计系学生吕德润，没有从事统计工作，而是作为《大公报》战地记者，派到缅北战场。一年多里，这位二十五岁的年轻人或搭B52轰炸机，或坐前线战车，甚至徒步穿越丛林，采写了上百篇来自最前线的战地报道。
这些用军用密码发回国的报道，向国人介绍了中国驻印军队反攻缅北，日军节节败退，以及开辟中国当时惟一国际通道滇缅公路等影响抗战史的重大事件。国人从这些报道里，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力量。
复旦新闻系毕业的朱启平是《大公报》的另一位战地记者，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长期跟随美国太平洋舰队。1945年9月2日，停泊在东京湾的美舰密苏里号上，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如期举行。
见证这一重大事件的记者有两百余人，来自中国的只有三个，朱启平即其一。次日，朱启平发回了长篇报道《落日》。这篇报道，不仅经常被记述二战的书籍引用，还被当作新闻通讯范文收入大学教材。
当带着油墨味儿的《大公报》送到北碚，复旦师生们读完这篇跌宕起伏的文字，忍不住又一次欢呼雀跃——如同二十天前，当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学校时，那一夜，奔走相告的师生点燃火把，在小小的夏坝一遍又一遍地游行。那一夜，他们流下了无数眼泪，也绽放了无数欢笑。而原本炎热的夏坝，那一夜，出奇地清凉。空气中，涌动着泥土、荷花和即将收割的水稻的气味……
八年辛苦不寻常。复旦西迁史上的重要人物吴南轩曾总结说，
“我们的学校，由沪滨迁入四川，是不幸，也可说是大幸。巍巍学舍，沦于敌手，三十载经营，毁于一旦，逼得我们千里长征。半年颠沛，得喘定息于荒村茅舍之间，这可以说是不幸，然而在相反的一面，也正唯敌人的炮火，使我们这支文化队伍，得有机会开入夔门。列阵于民族复兴根据地的四川，能更直接的参与这一次存亡续绝的民族大搏战，这可以说是大幸。至于员生生活上的颠沛困苦，更不妨当作环境对于我们的磨炼，时代对于我们的洗礼看。”
昔日复旦校园最漂亮的建筑，非正对嘉陵江的登辉堂莫属。如今，经过修缮，登辉堂辟为抗战时期复旦大学校史纪念馆。
一个天气阴郁的冬日下午，我漫步于纪念馆，仔细阅读那些记载了这所大学非常年代非常往事的文字。地板仍是初建时铺下的木头，质地坚硬，行走之际，立生脆响。也许，历史就是一串又一串远去的脚步声，如果我们仔细聆听，或许还能听到脚步声里，深藏着一个逝去时代的风雷与一代人的沉吟和呐喊——天空不留痕迹，但鸟儿已经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