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在网络实名举报，成了一种时髦的维权方式。这本身带有些许无奈和悲凉的意味。可是，有时仍然面临不友善、不理解的处境。
清华大学毕业生、苏州工业园区商务局科员马翔宇举报自己局长的事情，有了一些新进展。马翔宇对媒体表示，他接到属地派出所民警电话，要求对其核实一些情况，但他因休年假在外，未与民警见面。此外，苏州工业园区组织部人员也到他家找到他母亲，提出同样的要求。还有人通过他高中老师施压，要求他删除视频，被他拒绝。
如果这些反馈是真的，我想大胆地给苏州提个建议，窃以为这样的“查案”方式不妥。
暂且不说，秉持“一人做事一人当”的原则，这件事跟举报人的母亲和高中老师完全没有关系，不该去打扰他们，更不该通过他们来给当事人施压；而一个人实名举报另一个人，下意识的正常操作，应是去查被举报的人有没有举报内容中的违法乱纪事项，而不是与举报人纠缠。
至于核实情况，举报人已经在举报视频中提供了大量信息，相关材料和问询也可以通过电话沟通、线上传输的方式对接。而且，他在选择网络举报前，去年就通过线下渠道反映过。
从女乡党委书记的父亲，到这位戴着帽子的清华小哥，他们为什么选择异地举报，甚至不敢公开自己的所在地，这是不言而喻的。该反思的是，为什么他们无法安心、不能放心，而不是苛责他们不够“配合”。
苏州号称国内最强地级市，无论是经济发展水平还是社会治理程度都走在全国前列，象征着国内的较高水平。也正因此，人们有着朴素的期待，希望苏州能在这件事上表现良好，最起码也能够像上饶市一样，迅速果断地查处万年县委书记。
当然，也有一种可能，举报内容纯属虚构，涉事的商务局长无罪无错，但如果真相是这样的，按说应该更容易查。在2023年3月，马翔宇向当地纪委反映之初，就应该及时澄清，也不能耽误局长正常开展工作不是？然而直到现在，我们都很少看到被举报的局长的相关信息。
除了事件的进展，马翔宇的一席话更触动我。他说，“有人说我是个理想主义者，这个提法是不准确的，理想主义畅想的是一个处处都很美好的世界，但我呼唤的只是基层工作人员可以依法履职的政治生态。”他希望自己能够按照公务员法的要求正常履职，而不需要成为某些人的“黑手套”，或者选边站队。
有些人开始教育举报者了，理想主义真的是一顶既可笑又可悲的帽子。这才是让举报者更害怕的地方。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谈理想开始变得羞耻了，理想主义似乎也成了一个贬义词。
前不久重温老电视剧《大宋提刑官》，弹幕里满是吐槽宋慈“做人不行”的，原因是他“过于”坚持原则，不把身在高位的老泰山当靠山，不搞裙带关系，不结交权贵，不懂得送人情，不愿意得过且过，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似乎人人都擅长中庸之学，充满了为人处世的智慧。
但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社会进步就是靠理想主义者推动的。理想理想，要先敢想，才有去实现的可能。如果没有理想主义的“傻子”，我们现在很可能还跪在地上喊老爷。
事实上，从马翔宇的话语中可以看出，他已经做出了妥协，将诉求仅限于自己的“工作正常”。如果理想只是想做一个正常人，不该这么难。正是因为较真的、执着的人太少了，忍气吞声的、逆来顺受的、灵活变通的、自甘堕落的人太多了，很多小圈子里的生态才难以改善。
如果连对美好、干净、公正的世界想都不想了，只会安于现状，甚至还试图在这样的现状里活出某种优越感，那这样的人在精神上基本已经算是“死了”。
现实的隐喻是，当一个人眼睛里揉进的沙子太多，也就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