携程的政策致力于减轻女性生与养的负担，但接触多位员工后，我们发现它并没有完全解决女性在生育后的职场安全感问题。
在很多公司，女性生育回归后很难晋升，很多时候连原有的岗位都可能都保不住。携程也没成例外。
梁建章作为一个男性成功企业家，站在社会更高的阶层，他有自己的盲区，但一个企业做些什么总比不做要好。
01
沙发边上挂着三个小孩，他们正看着座位上的人打游戏；远处餐台上，在妈妈的注视下，一个更小的孩子在有一搭没一搭地吃饭。
隔壁更欢乐一点，几个上小学年纪的女孩在玩桌面足球，其中一位为了用力转动“足球运动员”的操作杆，猛地跳了起来。在她们旁边，几个年轻人在打桌球，空气中响起清脆的撞击声。
这是中午时分，携程集团在上海长宁的办公区。
2023年开始，携程通知全体员工，寒暑假可以带娃来办公室上班。手续也不复杂，签一个《告知书》，在前台领个手环即可。
如果你恰巧在七八月份来访携程上海总部，你还可能看到趴在桌子上写作业的孩子，或者在工位上追跑打闹的孩子。
支持带娃上班只是携程众多鼓励生育的政策之一。
2015年开始，在创始人梁建章的推动下，携程集团在内就逐步加码鼓励生育的政策：
- 为员工提供零利率的 “超生罚款”；
- 为女性管理人员提供 10 万～200 万元及 7 天年假；
- 给女性高管提供冻卵等高科技辅助生育福利；
- 给怀孕员工发 3000 元的生育礼金，怀孕时打车有补贴。
2023年，携程还宣布给生孩子的家庭直接发钱，每生育一个孩子补贴一万元现金，直到孩子满 5 周岁。携程当时对外宣布，未来计划投入10亿元补贴，用于激励员工生育。
琳琅满目的政策，真金白银的投入，但女性在其中的真实体验如何？
前携程女员工阿玲（化名）回忆她从怀孕到生育的全程——产前，她的确感受到了友好的照顾，比如每天 50 元打车报销；中午可以申请孕妇休息室。她因产检出风险，医生建议卧床待产，产前还申请到了两个月带薪病假。
她也算幸运，遇到了一位刚有小孩的上级。推己及人，这位上级对她颇为照顾，在工作安排上，为她分配的也是长期且不紧急的任务。
但隐患此时就已经埋下。发现怀孕时，她正要准备晋升汇报，上级劝她主动放弃，她考虑再三把机会让给了别人。
4个月产假后，当她回归工作时，事情变得更加糟糕。这位曾经体谅她的上级，为她安排的是边角琐事；职场空白期里，没有跟紧的人事关系也在加速她的边缘化。这一年她成为了背最差绩效的人。
客观上，一个刚出产假，仍在哺乳期的女性精神状态的确更差。3个月以前的婴儿需要每3小时哺乳一次，6个月以前的婴儿难以整晚入睡，这意味着妈妈也难以有完整的睡眠。
产假也并非真正的假期。对多数生育的女性来说，另一半只有15天陪产假，哺乳、照顾孩子主力仍在自己，128天与其说是假期，不如说是另一个工作。
阿玲说她晚上需要起夜多次哄孩子，凌晨1、2点才能入睡，早上8点又必须起床上班。为了维持自己的竞争力，她也仍然保证着9小时的工作时间。
几乎殚精竭虑，但生育后，她在职场里仍步步后退。
一些隐形的歧视仍然存在。阿玲过去是业务主力，并不甘于只在边缘业务打工，当她尝试申请做更重要的业务时，被上级拒绝，理由是她可能没有精力顾及，哪怕她极力表现，保质保量，但机会已经在上级的预判中溜走了。
携程有诸多产前鼓励生育的政策，但对女性的产后处境关注不多。阿玲两年前生育，当时携程的哺乳室还只是茶水间改造的，“就加了一个帘子，很简陋，大家在里面吸奶特别尴尬。”
对女性产后职业危机的干预更无从提起。阿玲回归后的被边缘化，想争取重要业务而不得的情形，并没有通道可以反馈。
携程有居家办公的制度，但能否申请居家办公，哪一天可以居家，权限也都在业务负责人手上。阿玲曾因照顾孩子想申请居家，但她所在业务部门负责人说，“我们不搞这套”，她也不敢再提。
生育成为女性职场障碍这件事在携程并没有被真正解决。
阿玲对比自己与一位刚有孩子的携程男员工，他们的职业曲线是截然相反的。
她曾经与这位男性竞争，俩人同为组长，先后各自有了孩子。但怀孕后，她放弃晋升，产后又被边缘化，最后因请事假被裁员。
而这位升级为父亲的男同事，不仅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反而因在工作上投入更多时间而受到重用。
阿玲已经离开，但她有相熟的女同事还在，对方高龄刚生完孩子，领了1万元奖金，但一聊起来就忧虑，“天天都担心被裁。”
02
本质上，携程集团的政策是对一个生育者/已婚家庭的刺激、激励，其出发点并不是女性视角的，主要目的也不是营造女性友好的环境。
其中的差异在于，如何看待女性，如何看待生与育的责任，以及如何看待人。
这可以从携程创始人梁建章的公开发言看出端倪。接受《人物》采访时，他称，“单身女性整体教育水平其实是社会中的精英，她们如果不生孩子的话，不管是质量还是数量，对社会都是很大的一个负面影响”。
又说，女性的寿命更长，生两个小孩可能影响两年，但总体职业生涯并不会比男性短；他还觉得，连续生两三个孩子有规模效应，因为平均成本会降低。
在他的视野里，女性被当做生育的主要责任人，而不曾试图反思男性在养育中的缺位，有读者评论他，“一提到人口问题就只想着从女人身上找答案……这种思维，生育率持续下降是无解的。”
很多女性都在呼吁给男性放产假，即在生产之后，让男性更多地参与到育儿中，让女性真正得到休息，也减轻女性回归职场后被歧视的概率。
一家企业当然难以改变长期形成的性别分工惯性，但携程似乎也没有试图去反思这一点，梁建章觉得解决生养育问题，仍是解决女性问题，解决女性养育成本的问题——携程并没有给男性相关的生育政策。
这导致一个可能的结果就是，即便只是在携程这个小环境里，女性员工越被鼓励生育，与同级别的男性相比，其职场竞争力可能就越低。
03
回到携程这家集团最初鼓励生育的动机。
创始人梁建章在 2011 年以前，是一个成功企业家。2011年后，他更愿意对外输出的是他的人口观点。他注册微博时，先注册的ID是“梁建章-关注人口问题”；两年后，才又建了个新号，叫“携程梁建章”。
“携程梁建章”已经 3 年没更新，几条微博还停留在 2021 年初，关注人口问题的梁建章则以周更的频率在发微博。
今年7月11日“世界人口日”这一天，梁建章发了一篇长文，呼吁政府给家庭发钱。他说，“如果把钱发给了家庭，就可以通过家庭消费直达实体经济，立刻起到提振需求和抑制通缩的作用。”
没错，梁建章的算的都是经济总账。他不向个体催生，很多工作在推动公共政策的变化，希望用财政和公共设施建设的变化，让社会承担社会该有的责任。
但他的视角仍是企业家式的。
2007年，他辞任CEO去斯坦福大学读经济学博士，想做经济类的学术研究。学校在硅谷，他很自然也把“创新”当做重要研究课题，之后又发现了人口与创新间的关系。当时中国还在推行“一胎”政策，他觉得自己有使命和责任去扭转“人口等于负担”的观点。
2018年，他在新浪财经发过文章，结论是“在老龄化严重的国家里，平均创业率较低，而且各个年龄段的创业率均较低。”
操心中国人口问题的梁建章，出了几本书。最早是呼吁废除计划生育政策，写了《中国人太多了吗？》（2014年再版，名字改为《中国人可以多生！》）。此后则是论证人口的价值，鼓励生育，出版了《人口创新力》、《人口战略：人口如何影响经济与创新》等书。
他的新书《人口战略》中，核心的论点也是，一个国家的创新力 = 人口数量 × 人口能力 ×（内部交流量 + 外部交流量），其中人口数量即规模效应，人口能力即老龄化。
梁建章说，企业家会更容易理解为什么人多是个好事，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对人口问题都有盲区。
但他作为一个男性成功企业家，站在社会更高的阶层，也有自己的盲区。
他讨论人口问题的出发点始终是国家竞争力，是人口数量对社会创新的影响，高屋建瓴、看不见具体的人。
最能体现梁建章人口观点的是他经常举例的天才诞生几率。他认为，一千个人里出的天才和一万人里出的天才是不一样的，所以要多生。
人在这个语境下变成“耗材”，源源不断出生的人群则是被作为筛选出优质人才的一个巨大分母。人在这里不是目的，而成为一种管道。而女性生育的代价则被轻描淡写了。
但，不论发心，一个企业做些什么总比不做要好。
携程的生育政策在整体生育率断崖下降的大背景下显得杯水车薪，但也算可贵。对决定安定下来，决定生育的员工来说，至少在携程这个环境里是被鼓励的。
我们接触的携程女性都肯定公司做出的一切，但她们还有期待：产后更长的适应期；更完善的职业通道；更公平的竞争环境；以及能实现以上所有的组织制度。
而这些问题，被意识到、被提出才有解决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