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2024“选举大年”的中期重头戏，美英法三国不约而同地在7月份迎来重要的政情转折：在美国，特朗普遇刺、拜登退选、贺锦丽接棒；在英国，保守党遭遇多年来最惨重的失败，而工党获得一场毫无悬念的“席卷式”胜利；而在法国，突如其来的议会选举一波三折，极右派一度看上去距离掌权仅一步之遥，随后撞上了“共和阵线”的防火墙，而在面对席位占优的左翼反对党频频逼宫时，总统马克龙使出了“拖”字诀，要求给各派政治力量“一点时间”，七月底盛大开幕的奥运会，此时成了他的“解围之神”（Deus Ex Machina）。
当地时间2024年7月25日，法国巴黎奥运会开幕式前夕，法国总统马克龙偕夫人布丽吉特·马克龙与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及其夫人克劳迪娅·巴赫共同出席国际奥委会晚宴。
和美国泾渭分明的两党制，以及英国小党穿插但仍以两党为主的格局相比，此次法国的政情演进，虽然不涉及马克龙的去留，却要更复杂得多。
当6月份的欧洲议会选举结果揭晓之时，马克龙领导的复兴党（Renaissance）-民主运动（MoDem）-地平线（Horizons）三党执政联盟遭受重挫，由复兴党牵头的“欧洲革新”党团在欧洲议会内的席位也大幅缩水。在这种背景下，马克龙出人意料地宣布解散本国的国民议会，提前进行选举。这一举动不仅让外界愕然，同时也仿佛打开了潘多拉盒子，释放出更多的不确定性。
在6月30日的首轮投票后，法国极右派“国民联盟”（RN）的迅猛势头让所有人瞠目，以33.2%的得票率显著领先于所有对手。国民联盟获得议会绝对多数、进而组阁执政，似乎已经不再是无稽之谈，许多媒体甚至开始描绘一位28岁的极右派年轻总理入主总理府的前景。一时间，法国前所未有地面临“变天”的风险。
但法国的两轮选举制，历来不能以单纯的比例论成败，必然带来两轮之间的合纵连横和弃保效应，因此6月30日之后的种种“舆论惊呼”显然为时过早。也正是在这种阴影之下，马克龙阵营和泛左翼联盟“新人民阵线”（NFP）之间结成了“共和阵线”，通过各自撤回得票落后的本方候选人，集中选票支持最具优势的非极右人选。最终，这种“弃保”操作成功地阻击了极右。在7月7日的次轮投票过后，“国民联盟”非但没有如愿以偿拿下绝对多数，反而从领跑位置跌落至第三。
即便如此，当选举尘埃落定之时，国民议会呈现出比选前更加明显的“三足鼎立”特征：“新人民阵线”跃居第一大党团，拿下193个议席；此前在议会勉强维持相对多数的马克龙阵营，则退居次席，仅掌握166个席位，比选举之前折损90余个；国民联盟虽然势头遇挫，但仍然斩获126个议席，加上从共和党分裂出去投靠的16席，比选举前大幅增加了53席。
当地时间2024年7月7日，法国勒图凯，法国总统马克龙抵达投票站，参加法国国民议会选举第二轮投票。
与这种此消彼长格局相对应的，是选后的组阁形势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因为在这种“悬浮议会”中，三大集团都没有掌握足够多的议席，任何一方提出的组阁构想，都很难得到另外两方的首肯，有可能在不信任投票中被另外两方联手否决。不过，当下法国政情最耐人寻味的是，三大集团都不是铁板一块，无论哪方阵营都有暗流涌动，加上其他规模更小的势力，彼此间合纵连横，酝酿着新的变局。
问题根源：马克龙为何要引火烧身？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打开潘多拉盒子的马克龙，都很难说是这场豪赌的赢家。毕竟，失去了此前的议会相对多数，将组阁主动权拱手让给政敌，怎么看都不是一笔划算的买卖。就在首轮投票结束后，《纽约时报》甚至言之凿凿地宣称，这是马克龙的一场“自残式失败”。不过，在一度濒临崩盘的局面下，马克龙阵营不但稳住了阵脚，甚至还在随后的政治博弈中成功扳回几局。
在欧洲议会选举遇挫的明显不利局势下，马克龙为什么要“引火烧身”、解散国民议会提前举行立法选举？这个问题既是此次法国政情动荡的源头，也是令政治观察人士大惑不解的关键所在。
通常而言，外界的一个普遍理解是：面对极右翼在欧洲议会选举的得势，马克龙希望用某种方式来进行回击；而鉴于极右派历来更着力于欧洲议会选举（选举结果也不免会放大极右派的声量），同时国内的议会选举又遵循着不同的政治逻辑，因此以解散议会、提前选举作为“对冲”手段，或许可以阻遏极右的上升势头，将局势重新稳定在正常轨道上。
但问题在于，政治不仅有“术”的一面，也有“势”的一面。一派政治力量的兴起，往往会在不同层级上产生连带效应。一个最明显的例证，就是近年来法国总统任期制度改革后（七年变五年，和议会相同），总统和议会选举同步进行，尽管二者的政治逻辑亦不相同，但新当选总统麾下政党往往也能借胜选声势，进而拿下议会多数。按理说，马克龙对“势”的一面不应该陌生。毕竟他从无到有地亲手缔造的这支中间派政治力量，在2017年的上升周期中随着他一起大获全胜，又在2022年的徘徊中痛失议会绝对多数，加上1997年希拉克解散议会结果弄巧成拙的历史前例，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都已具备，为什么在极右上升势头迅猛的节点上，非要撄其锋芒不可？
对这个问题，外界有很多猜测。其中一种是认为马克龙赌定，此前矛盾重重的左翼阵营在议会选举之前就会分裂，难以对他形成挑战，但后来显而易见的是，左翼捐弃前嫌，迅速形成了“新人民阵线”，让马克龙的期望落空；另一种更加晦暗的猜测是，马克龙或许甚至已经准备好看到极右派在议会中获胜，但他坚信极右派并没有执政能力，即便真的上台组阁，很有可能在接下来的两年中搞得一团糟，届时反而可以让法国人民认清现实，降低极右派在2027年总统大选中获胜的几率。
马克龙的父亲日前接受的一次采访，或许可以从后一种角度，让人得以对这位“总统儿子”的心态窥得一瞥。按照让-米歇尔·马克龙（Jean-Michel Macron）的说法，马克龙解散议会并不是心血来潮，两个月前他就对父亲流露出这种想法，因为在他看来议会已经变得“无法治理”。而对于法国来说，用两年时间来忍受极右执政，总好过要忍受五年，“这大约就是欧洲议会选举两个月前我儿子对我说的”。
但具体到战术层面，在什么时机、用什么手段来完成这一步，却不乏讨论的余地。法国媒体曝光称，马克龙作出决定时，不仅执政团队绝大部分人都不知情，甚至都没有征求总理阿塔尔的意见，当后者接到总统电话得知即将宣布解散议会时，这位刚上任六个月的年轻总理大吃一惊。
而曾经陪同马克龙一起访华、有过近距离观察的Politico欧洲版主编安德里尼（Jamil Anderlini）则在一篇笔调辛辣的文章中称，被“一小群马屁精”包围的马克龙，在“没有同任何人商量的情况下”，作出了解散议会的决定，用这个鲁莽的决定来满足他扮演一个“无畏的、英雄式总统的梦想”。
事实真相如何，或许只有马克龙本人能回答。在7月23日的访谈中，他给出了迄今为止最明确的解释——“我出于良知、非常严肃地作出了这一选择（指解散议会），我们已经看到（执政党仅掌握）相对多数的两年间所积累下的种种困难”——这个解释看上去仍然很模糊。
然而从结果来看，尽管选后避免了最糟糕的局面，但执政联盟从此前的相对多数位置上跌落下来，丧失了组阁的主动权，这却是不争的事实，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政治误判。他本人直到同一次访谈中也才公开承认这“显然”是一场“失败”。
当地时间2024年7月24日，法国巴黎，法国总统马克龙出席爱丽舍宫博物馆和商店的落成典礼。
在执政七年之后，马克龙似乎正在逐渐丧失判断力。面对经历黄马甲、退休改革、移民改革等一系列恶战而导致的民意流失，他的心态似乎仍然停留在2022年甚至2017年，自认为仍然能够将多数法国人整合在自己身后。即便这样一个公认为聪明、勤奋且有洞察力的超凡领袖，在被权力浸染了七年之后，作出这种误判并遭受挫败，显然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对于这位具有马基雅维利式气质的总统来说，极右派被暂时阻遏，并没有让接下来的政治日程变得更轻松。用经典的《君主论》比喻来说，倘若极右派真的获得组阁大权，总统和总理之间形成对立的“双头政治”，那么马克龙当仁不让地扮演“狮子”的角色，成为抵抗极右势头的一道堤坝；但如今事态并没有发展到这一步，相反，变成了更加复杂的三足鼎立格局，而马克龙不得不将更多精力花在如何应对此前的“共和阵线”盟友上，一味扮演“狮子”显然行不通，必须更多地扮演“狐狸”的角色。
马克龙主义，何去何从？
当6月30日首轮投票结果出炉后，马克龙阵营的得票率远远落后于国民联盟和“新人民阵线”，这不仅让人担忧执政联盟的一时胜负，而且隐隐出现的崩盘风险，甚至开始让人担忧其存续前景。在次轮投票结束后，马克龙阵营的席位数量反超国民联盟，跃居第二，这无疑大大缓解了此前的担忧，“马克龙主义”似乎显示出自己的韧性。
然而，这支中间派政治力量仍然面对着自己不确定的未来。
如今，执政联盟三党一共仅有166个议席，比上届议会中的245席大幅缩水，距离议会半数（289席）相去甚远，必然要面对寻找政治盟友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马克龙派的内部分裂，比移民法案投票之前的分化局面更甚。以内政部长达尔马宁（Gérald Darmanin）以及“地平线”党魁、前总理菲利普（Édouard Philippe）为代表的右翼，主张优先同共和党分裂后的“共和右派”进行合作。这一派人马多数是2016-2017年间从共和党投奔而来，如今要同老东家重修旧好，对于他们来说不仅轻车熟路，而且在战略上也最为有利。
而以复兴党秘书长、外交部长瑟茹尔内（Stéphane Séjourné）为代表的党内左翼，则呼吁同左派阵营中除极左翼“不屈的法兰西”（LFI）之外的其他力量达成妥协。更危险的迹象是，此前政府强推移民法案等一系列右倾争议措施，其后果仍然在发酵，党内部分左翼议员在选举期间已经显露出自立门户的苗头，只是在观察局势的下一步走向，来决定是继续留在复兴党、还是单独成立党团、抑或索性投入到其他党派麾下。
目前看来，除了组建中立的技术官僚政府之外，对马克龙阵营最有利的局面——或者说几乎是唯一的选择——是能够说服“共和左派”（指左派阵营中除“不屈的法兰西”的其他力量，尤其是社会党）和“共和右派”（拒绝同国民联盟合作的共和党温和派），成立一个从中左到中右的大联合。在上届议会中，马克龙阵营只要与共和党合作，基本上就可以达到多数票，但这一次，双方相加也仅有213票，即便加上部分中间派和无党派议员也无济于事，必须得到左派阵营中部分温和派议员的支持。
然而，法国本来就缺乏跨党派大联合的传统，而在当下的碎片化局面中，各方都觉得自己奇货可居，竞相要价，实现联合又谈何容易。在左派阵营中，此前长期处于低谷的社会党，此次咸鱼翻身，手握66个席位，几乎快要追平“不屈的法兰西”的72席，因此开始理直气壮地提出自己的诉求；而在“共和右派”中，虽然前党主席西奥蒂（Eric Ciotti）等十余人已经同国民联盟合流，但目前党内主事的仍然是立场偏强硬的沃基耶（Laurent Wauquiez）。该党7月22日提出一份“立法契约”，列举了应当优先处理的十余部法案，这相当于展示给马克龙派的“入场券”——如果想要实现合作，那么就要对此全盘买单。
不过，战略方向上的合作前景不明，并没有影响马克龙阵营在战术层面上的操作，甚至还颇有斩获。其中最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是在失去议会相对多数之后，马克龙阵营竟然保住了议长的位置。前任议长布劳恩-皮维（Yaël Braun-Pivet）虽然在首轮投票中大幅落后于左翼联盟推举的法共候选人，但在随后两轮投票中得到了共和党的支持，最终后来居上、成功连任；而作为交换，马克龙阵营则支持共和党在议会主席团中获得了两个副议长和一个总务主管职位。这种战术上的配合，似乎也暗示了战略上的动向。
而在具有关键意义的议会内部委员会选举上，马克龙阵营同样守住了阵地。八个常设委员会中，马克龙阵营拿下了经济、法律、国防、可持续发展、外交、社会事务六个主席职位，但在至关重要的财政委员会中，来自极左派“不屈的法兰西”的高克雷尔（Éric Coquerel）成功连任。马克龙阵营不仅没能拔掉这颗倔强的钉子，而且上届议会中原本占据的该委员会总报告人和三位副主席（共四位）位置，如今都悉数失去，这预示着今后在事关财政收支的法案上，政府将面临着更艰难的恶战。
在“马克龙主义”的未来接班问题上，也远远没有到水落石出的程度。此前复兴党内普遍看好内政部长达尔马宁和经济部长勒梅尔（Bruno Lemaire），党外则是“地平线”创始人、前总理菲利普，但近期法国公共赤字危机愈演愈烈，经济部长勒梅尔为此备受指责，地位遭到削弱；而围绕议会选举的弃保操作，“地平线”的多位议员拒绝撤出，加上菲利普又被爆出曾和国民联盟领导人马琳·勒庞（Marine Le Pen）共进晚餐，也让他对“马克龙主义”的忠诚度打上一个问号。相比之下，内政部长达尔马宁近期最为活跃，不仅有媒体暗示他可能是马克龙解散议会的幕后推手之一，而且在选举后力主同老东家共和党进行合作，而且还向左派伸出橄榄枝，称不反对提高最低工资，力图左右逢源，可见其志不小。
至于现任总理阿塔尔（Gabriel Attal），这位年轻总理上任后颇有一番新气象，而且在连续两次选战中也显示出不错的操盘能力，但马克龙此前不征求其意见、直接解散议会的做法，也让他意兴阑珊、无意恋栈，在请辞获准之后，兼管“看守政府”之余，早早锁定了议会中的复兴党党团主席，作为下一步发展的平台。
不过，在奥运会的背景下，阿塔尔的“看守政府”可能将会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马克龙来说，在奥运前夕或者赛事期间任命总理、筹组政府，显然只会徒增混乱，既无必要也不明智。因此执政党成员已经早早放出风声，要就新政府达成一致，可能需要数周甚至数月之久。而马克龙本人在提出奥运期间“政治休战”之后，在7月23日的媒体访谈中更公开把话挑明：在8月中旬之前，他不会考虑任命总理，即便到了那时，也要根据“讨论的进展”而定。至此，他在不利处境下采取的拖延政策已经显露无疑，并且不出意料地激起了左翼各党派的集体愤怒。
渴求权力的左派
被外界惊呼“异军突起”或“仓促成立”的“新人民阵线”，其实算不上新生产物。很大程度上，它可以被视作从此前的“生态和社会大众新联盟”（NUPES）脱胎而来。在2022年的议会选举中，“不屈的法兰西”党魁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牵头组织左翼联盟，最终欧洲生态绿党、法共、社会党以及多个左翼小党陆续加入，组成NUPES，并在选举中拿下142个议席，成为议会中仅次于马克龙阵营的第二大党团，同时也顺理成章地成为头号反对派。
但在2022年的胜利之后，NUPES内部龃龉不断，裂痕很快就显露出来。尤其是中东危机外溢到法国国内后，梅朗雄亲巴勒斯坦、反以色列的论调加剧了左翼联盟内部的紧张关系，使得温和派（尤其社会党）更趋于划清界限；加上欧洲议会选举之前，左翼各党派未能达成联合参选协议，其成员各自为战，使得NUPES此时几乎已经名存实亡。
然而，此次议会选举中极右派的狂飙突进，反而为这个濒临瓦解的联盟打了一剂强心针。左翼各党本能地追溯到1936年为遏止法西斯势力上升而建立的“人民阵线”，因此没有花费太大力气就建立了“新人民阵线”，以唤起历史记忆，激发更大的道义感召力。事实证明，这种历史记忆仍然具有强大动能，不仅成功阻击了国民联盟，更顺势把“新人民阵线”推上了第一大党团的位置。
议会席位数的领先让“新人民阵线”及其支持者大喜过望，各成员党派都频频喊话，催促马克龙尊重“民意”，授权左派上台组阁。“不屈的法兰西”阵营中甚至有人急不可耐地提出“向马提尼翁宫进军”，即试图发动大规模街头运动来“夺权”，但这种“反建制”声音隐含着逸出轨道的风险——连极右派都不失时机地攻击“不屈的法兰西”想要颠覆现行体制——因此很快被自己的盟友划清界限。
事实上，左派所谓尊重“民意”的诉求，并不能直接化作他们期待的宪制安排，因为“新人民阵线”只是取得了相对多数而已，并不是绝对多数。虽然总统任命总理不需要议会投票批准，但一个无法获得跨党派共识的总理人选，可能在上台第二天就会被不信任案推翻（国民联盟已经多次扬言，只要有“不屈的法兰西”或者绿党成员入阁担任部长，该党都会提出不信任动议）。按道理说这层利害关系不难领会，但左派目前采取的策略是“拿相对多数当绝对多数来用”，营造“谁领先谁就有权组阁”的氛围，以此向马克龙施压。
尴尬的是，“新人民阵线”各党派在选举之后很快就展开协商，酝酿推出各方能共同接受的总理人选。但“不屈的法兰西”和社会党始终僵持不下，其间谈判还一度中断。“不屈的法兰西”方面先是推出一个和本党接近但显然远离政治舞台中心（甚至远离法国本土）的边缘人物——留尼汪大区议会议长贝洛（Huguette Bello），遭到社会党拒绝；后者推出了曾一手促成《巴黎协定》的前法国气候变化大使图比亚纳（Laurence Tubiana），但“不屈的法兰西”认为她和马克龙政府“过于兼容”而坚决反对。一直到奥运开幕前三天（23日），各方才达成一致，推举37岁的巴黎市政府财政和采购事务主管卡斯蒂茨（Lucie Castets）作为总理人选。
然而，就在左派推出卡斯蒂茨之后，马克龙随即就在当天的媒体访谈中表态称：“问题关键不在这里……不是某个政治派别所提出的名字”，而是“议会中能凝聚起哪种多数，让政府能够推进改革、通过预算并且让整个国家前进”。这意味着马克龙隐晦地否决了这一提议，暗示左派人选无法获得多数共识，相反，他在访谈中表示对“共和右派”提出的立法契约更感兴趣，称之为“方向正确”。
马克龙的一拉一踩，显示出当下阶段执政党的重心所在——仍然是先要争取到“共和右派”的支持，然后才是分化左派阵营。从这个意义上说，左派内部经过讨价还价最终提出总理人选，固然是内部纷争的终点，却只是对外讨价还价的起点。毕竟，这一人选首先要能够平衡左派各党的立场（卡斯蒂茨没有正式加入任何一党，但此前在社会党名单内参加过选举），但最终出线的人选却几乎只是一个无名小辈，其他党团对她既不了解，更谈不上欣然接受，这显然和马克龙提出的“凝聚多数”标准相去甚远。打个比方来说，如果围绕总理提名和组阁的政治博弈是一顿法式大餐的话，左派提出人选，只构成其中一道前菜，此后马克龙阵营提出的人选，以及由此产生的政坛攻防，才是真正的主菜。
当地时间2024年6月12日，法国巴黎，法国总统马克龙就解散国民议会召开新闻发布会。
如果说，马克龙在选前的算盘是寄希望于左派分裂以便乱中取胜的话，那么如今则寄希望这一局面“虽迟但到”。毕竟从历史经验和近期进展来看，左派阵营的一个特征是可以同患难，却难以共富贵。“不屈的法兰西”在选战期间上演将帅失和、内部决裂，以及各方围绕总理人选的旷日持久争吵，再次印证了这一点。
虽然回绝了左派的总理人选，但政府的倾向也很明显，从总统到部长，始终对“不屈的法兰西”报以冷脸，但频频对社会党释放善意（例如内政部长称“在重大问题上我们总归是可以商量的”）。如何恰如其分地施加离心力，把社会党争取到自己这一边来，需要非常微妙的策略和过人的手段，毕竟社会党和“不屈的法兰西”仍然维持着同盟关系，如果对左派整体过于强势，或者和右派过于迅速地接近，都有可能让社会党更深地和“不屈的法兰西”绑定在一起。要到马克龙阵营提出新的人选作为“反要约”时，左派的内部团结才会经历真正的考验。
极右派：上探不成，下潜蓄势
在6月30日的议会选举首轮投票结果出炉之后，法国内外舆论一片哗然，渲染极右派即将上台的恐慌气氛。但资本市场已经敏锐地嗅到了风向，在巴黎股市7月1日开盘后，股指一改6月份因为政情前景不明导致的颓势，当天反而微涨1.09%。因为在极右派高歌猛进的表象中，市场发现这种势头并没有达到此前预计的高度，尤其是此前外界最担心的极右派掌控议会绝对多数的可能性，虽然当时还不能完全排除，但考虑到对手的弃保操作，事实上已经希望不大。因此当舆论大喊“狼来了”时，投资者却判断这只狼难以越过藩篱。
遵循同样的逻辑，当7月7日第二轮投票结果出炉后，舆论一片欢呼，纷纷庆祝“共和阵线”见效，但股市却在8日和9日连续下挫0.63%和1.56%，因为投资者此时意识到，虽然极右的势头遭到遏制，但选后形成的“三足鼎立”格局意味着各派力量极有可能僵持不下，无论是组阁还是后续推进政策议程，都面临着相当大的不确定性。而众所周知，市场最厌恶不确定性。更不用说，居于领先地位的左派提出的废除退休制度改革、提高最低工资、加大公共开支等措施，都将显而易见地导致财政赤字的恶化。
当地时间2024年7月8日，法国巴黎，这是法国第二轮立法选举后的第二天，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主席若尔当·巴尔代拉抵达“国民联盟”总部。
在两轮选举之间的一周空当里，在前半周，党魁巴尔德拉（Jordan Bardella）还踌躇满志地宣称，如果在议会拿不到绝对多数，他就不会出任总理，但到了后半周，目睹“共和阵线”成型，国民联盟明显感受到危机，开始指责政敌联手搞“一党制”。最终，一度看上去唾手可得的议会第一大党位置，被硬生生连降两级。难怪极右派愤愤不平，认为自己在两轮都获得了比对手更多的选票，最终却只能沦落到第三，都是这个体制“扭曲民意”造成的。
在选举受挫后，不仅党魁巴尔德拉出面表态承担责任，国民联盟的总干事皮奈勒（Gilles Pennelle）也因此辞职，成为此次选举失败的“背锅侠”。他此前负责该党的“马提尼翁计划”，即一旦议会解散、重新选举，该党应确保有能力在全国577个选区中迅速推出候选人，进而争取赢得议会多数、进军总理府马提尼翁宫。
然而实战检验发现，即便不论外部阻力，这个“马提尼翁计划”本身也纰漏百出，主要体现在许多极右候选人被曝光曾有种族歧视、亲纳粹、反犹、恐同、质疑气候变化等言论，甚至还有人竟然有过暴力犯罪前科。相关丑闻在选战期间被曝光后，大部分当事人输掉了第二轮投票，这不仅直接折损了可能到手的议席，而且还对该党形象造成打击，间接地拉低了其他选区同党候选人的胜率。如果要追究责任，“马提尼翁计划”在执行过程中对候选人资质审查不严，无疑是首要因素。
虽然巴尔德拉事后矢言要清除党内这些“坏苹果”，但极右派候选人在两轮之间被“起底”的窘境，本身也能说明很多问题：一方面来自于左翼媒体（比如Mediapart）的针对性打击，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尽管国民联盟近年来极力强调纪律，并通过在高层“杀一儆百”的姿态（最典型的就是马琳·勒庞对待自己父亲的手段），向社会表明他们正在转型成一个“正常”政党，但在全国性的大型选举中，仍然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暴露出其骨干群体及支持者的底色，正如两轮之间反极右示威中一个“谐音梗”所揭示的，国民联盟的基本盘当中，仍然隐藏着“仇恨时代”（Ere haine，发音同党名缩写RN）的潜流。
选举结果尘埃落定后，国民联盟安静了许多。虽然身为三大党团之一，但下一步政局走向的主导权，显然不在自己这一边，再力拱党魁巴尔德拉上位当总理，只能徒增讥笑。
不仅如此，在刚刚结束的议会内部职位分配博弈中，国民联盟似乎也采取了不同策略。上届议会中，拥有88席的国民联盟分到了两个副议长职位，但此次他们席位大增，却在议会主席团中销声匿迹，没有得到任何一个副议长、财务主管或者秘书职位。
对于这种格局，对立双方各有不同说法，勒庞声称本党遭到了政治对手的抵制，尤其是马克龙派和共和党的联手杯葛，但执政党议员则认为，国民联盟是在试图通过“集体自沉”、扮演“受害者”角色，来获取更大的政治利益，因为这样一来，它可以理直气壮地指责议会“无法无天”，不必被政治协商捆住手脚，从而放手推行“反体制”的策略。
结语：体制面临更大的失衡风险
和1950年代第四共和时期曾经出现过的“六边形议会”（六个主要政党势均力敌）相比，如今法国的“三角形议会”看上去似乎还不是最糟糕局面，毕竟政治力量的碎片化还没有达到相同的地步。“三足鼎立”听上去颇有稳定性和安全感，但事实上正好相反，它恰恰蕴含着极大的不稳定性。因为这三方中有两方都被极端力量所主导，如果它们形成协力，就可以形成压倒性多数，另一方的机动余地极为有限。尤其来自于极右方向的不可预测性，对于政府未来的稳定施政造成了更大的风险。
当地时间2024年7月7日，法国巴黎，法国总理阿塔尔准备发表演讲。当晚，法国总理阿塔尔在法国国民议会选举第二轮投票结果出炉后宣布将递交辞呈。
作为例证，眼下迫在眉睫的一个议题是，尽管总理人选还没有定论，极左派“不屈的法兰西”所主导的“新人民阵线”已经宣布，将发起提案要求撤销退休制度改革，而国民联盟也迅速响应，称将会支持这一提案，因为“这本来就在我们的纲领之内”。倘若“新人民阵线”内部缺少牵制力量，双方实现联手，将会轻而易举地跨越半数席位门槛。极左极右虽然口头上水火不容，但在具体政策上可能会共同逆转此前马克龙政府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推动的改革进程，导致其前功尽弃。
正是鉴于第四共和时期议会权力畸重，导致政府如走马灯一样更迭，无力应对国家面对的重大挑战，戴高乐才打造出第五共和，确立半总统半议会制。然而，即便已经运作了近七十年，如何在议会制和总统制这两种趋向之间保持平衡，始终是一个复杂而棘手的难题。马克龙在任七年间，凭借议会多数席位（哪怕是相对的）和总统权威，强力推动了多项改革议程。如今，因为一次重大决策失误，导致形势发展隐隐然有重回历史窠臼的迹象。新兴的反对派力量，一端保守阴郁，一端激进张狂，但二者的共通点是对过去七年充满怨恨。站在中间的马克龙，以及他身后的整个第五共和体制，恐怕都要折冲樽俎一番，才能走出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