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霞姐。
喜欢看战争电影的朋友，一定看过《血战钢锯岭》。
电影是根据真实战争故事改编的，男性的热血，历史的沧桑，时代的浮沉，都浓缩在这部电影中，令人叹为观止。
电影2016年在中国首映，有个意外走进影院的观众看完后惊呼，这不就是盗版我的故事吗？
这个观众叫张兴武。1984年4月28日收复老山的战役中，他是主攻营9连的卫生员。
就在上周五，他来到我们编辑部，讲述了40年前比血战钢锯岭还悲壮的一天。
那一天，在老山，到处都是呼喊他的声音。
我人生中有两件冥冥中注定的事。
先说第一件给你们听听。
那是2016年12月，我在昆明参加一场活动，那天是8号。
活动结束我就自己先出来了，还鬼使神差走进一家商场，又冥冥中上了四楼。
看到一家电影院，我平时从来不去商场看电影，但那天就无意中买了一张电影票，走进了电影院。
好巧，是《血战钢锯岭》在国内首映。
我之前根本没听说的这个电影，也不知道电影讲什么的。
我坐着看完了，心说，妈的，这盗版怎么这么快呀？电影跟我刚讲的完全一样嘛。
电影结束没多久，我的电话就响了。
是北京总参谋部的一个战友，他在电话里激动地给我说，兴武，赶快去看《血战钢锯岭》，跟你讲的完全一样。
是的，我和电影里那个卫生员一样，也是不愿带枪上战场。
不仅如此，他救战俘，我也救了，他救了几十个战友，我一天也救了47个。
他血战的是钢锯岭，我血战的是老山。
我是1982年10月份入伍的，当时刚满16周岁，为了能当兵，就虚报了年龄。
你要问我为什么当兵，说实话，就是不爱读书，太调皮了。
我是河北定县人，父母都有工作，我又是家里的独苗，在家里，那也是饭要递到嘴边来的。
当时，云南那边还在打仗，我们家在内陆，也是知道情况的。家里人也支持我去当兵，没想会不会上战场，主要还是想让我锻炼一下。
到了部队后，我还是个娃娃兵，人也机灵，领导很照顾我，可能又看我文化水平是高中，就抽我去做卫生员，其实我初中都还没毕业。
很奇怪，在家不爱读书，可到了部队，我学习特别刻苦，门门都在95分以上。
一大本厚厚的战地救护书，我背得烂熟。现在回想，要有那劲，什么好大学都能考上。
除了学文化知识，就是刻苦练习阵地救护，拿毛巾把眼睛捂上，摸人的伤，打开急救包进行救护，练习不同伤怎么包扎、腿部如何固定。
我是118团3营9连唯一的卫生员，权利不小，查房，照顾请假的战士，报告装病的人，等于是连长的眼睛，大家都有一点怕我。
连长李玉成对我们训练要求非常严格，爱骂人。
我第一次投弹，很紧张，从坑道扔出去，没投远，刚过坑道，连长上去就把我按在地上揍。
我知道那是为我好，也不生气。
我们连长他是老兵，79年、81年都上过战场，打仗中指挥就很到位，我们非常崇拜他，团里也很重视他。
我在部队最不习惯的就是拉练走山路，特别是走梯田田埂，一会儿就摔进去，浑身都是泥巴。
云贵川的战友就不一样，走田埂也如履平地，走一晚上最多湿个脚面。
我玩得最好的战友就是史光柱，他是4班班长。
光柱非常机灵，每次班战术指挥，在我们团都能取得好名次。
1984年4月，收复老山战役即将打响。
奔赴战场前，我在背囊和野战药箱中塞满了急救包、杜冷丁、吗啡等急救药具药品，还告诉班长说要多带救急包和药品器，我不带枪了。
班长一听，不能同意，跟我争吵起来，还踹了我两脚。
我也没生气，知道他的出发点是为我好，毕竟战场上随时有可能遇到敌人。
但我还是坚持不带，我想我是抢救伤员的，背了枪，急救包就背不了。再说，我带着枪，我是该去战斗，还是该抢救人。
我说，如果不带枪我违反军规，等打完仗后，你再处罚我。
这事还闹到连长那里，连长出面调解，说我不想背就不背了。
上战场的时候，我身上只有四颗手榴弹，但却携带了60个急救包，有大量药品和医疗器械，超过了部队规定的连队卫生员标配的好几倍。
光柱知道我没带枪，就把他防身用的匕首给了我防身。那不是部队发的，是他个人自制的，他最喜爱的匕首。
他还很认真地对我说：“兴武，如果我在战斗中牺牲了，你一定要尽量把我的尸体找到！”
这把匕首我也没带，被一个河南老兵借走了。
我和光柱20年后再见，见面第一句话他就问我，我给你的那把匕首还有没有啊？
1984年4月28日，收复老山正式打响。
我们9连作为老山主攻营的左翼攻击连，担负着突破57号高地，夺占50号高地，而后向老山主峰进攻的艰巨任务。
按照计划，2排、3排攻打57号高地，拿下阵地。3排转攻为守，既可掩护1排、2排穿越纵深攻击50号高地，又可协助8连正面攻击主峰。
57号高地位于老山主峰一侧，离主峰300多米，草深林密，地况复杂。
战斗还没开始，敌人就在阵地前沿我军有可能潜伏的区域设立火炮封锁区，进行地毯式轰炸。
很快我就遇到了我的第一个伤员。
他叫任泉伟，在往敌人阵地冲锋的途中遭到敌人炮火覆盖，腹股沟的动脉被弹片击中，血流个不停。
如果伤口低一点在腿上，就好固定住，但这个位置无法止血。
我将他紧紧抱在怀里，失声痛哭着却无计可施。
他也双手搂着我，对我说你不要管我了，最后，他就以这个姿势牺牲在我怀里的。
我来不及悲伤，又有一个战友突然倒下去，我匍匐着过去一看，人不行了，却看不到伤口。
我趴在地上，把他的衣服剪开，发现身上有一个小孔，指甲盖还小的弹片，正好打进他的心脏，人就这么没了。
更可恶的是，越军没有围绕高地半山腰不间断地埋设地雷，而是有选择地设置不规则雷场。
只要是隐蔽处不便于火力覆盖的地方，都埋设了地雷，留下虚虚实实不同的缺口供我军进攻，以便集中火力打击我军。
6点30分，上级命令2排发起进攻。
光柱率领4班，担任排的主攻班，向敌阵地冲过去。也没时间等着爆破排雷，直接就在雷区上蹚过去了。
敌人发现了冲锋中的2排，疯狂地炮火拦阻，封锁他们的进攻路线。
光柱灵活指挥，带领战士们继续向前冲击。
冲击路上，左侧树林中的敌人就向他打来了几梭子曳光弹，光柱第一次负伤，左小腿中弹。他自己估计伤不重，连伤口都没有看一下，就继续向前冲击。
4班轻机枪手秦安金，左脚掌被地雷炸断，我匍匐过去，捆扎好他大腿根的主动脉，让他下去接受治疗。他拖着炸断的脚掌，不听我劝阻，又往前冲过去。
4班战士郭从周腿部和肩部被炮弹炸伤，浑身是血，我给他包扎腿部伤口时，急于杀敌的小郭大喊道：“卫生员，请你快点！我还要继续参加战斗！为牺牲的战友们报仇！”
我刚刚给郭从周包扎好肩部伤口，他就迫不及待的站起身，继续冲向战场。
还有一个叫张相华的山东战友，轻机枪手，说话比较粗犷。
他是胳膊负伤，我给他包扎的时候，他拿枪指着越军阵地骂，“，我端了他们去。”
他妈的
我刚给他包扎完了，他就冲上去了。
后来，我在50号高地的第一道战壕旁看见了他，他头朝下，头部中弹牺牲。
要说我们9连战友，那个个都是勇敢的。
战场上还是到处听到“担架，担架……急救包……”的声音。
我根本没时间用眼睛去看，因为还要想着怎么包扎、怎么固定，手上不能停。
而且，敌人火力猛烈，我只能爬着或者躺着，侧身为战友包扎。
好在我的手非常利索，抢救完一个伤员，已经耳朵听出哪边叫声比较近，我就赶紧匍匐过去抢救。
经我抢救之后，很多战士都负伤坚持战斗，像5班副班长粟多武胯部负伤，5班班长杨孝，胳膊枪伤、臀部大面积炮弹伤。
副连长孙明玉双腿负伤无法站立，依旧不愿撤离，一边坚持指挥，一边为赶来增援的战友指示目标。
许多经我救护包扎的战友，像郭从周、田应民、王龙贵、季光能等等，都是负伤包扎后再次投入战斗。
炊事班班长文明勇负责搬运重伤员，他的眉骨被敌弹片击中，鲜血涌出，他一手捂着伤口，另一只手将一名重伤员揽在腋下，从暴露在敌人火力的地段，急速飞奔将战友抢送到我身边。
我们抢救一个战士，他就能多一些时间战斗。
所以，战场上有专门针对卫生员的狙击手。
我虽然没有佩戴任何标记，但药箱上依然有小小的红十字标，越军狙击手观察到了以后，就针对性地进行攻击。
但万幸的是，我竟然幸运地躲过了全部子弹，连根头发丝都没伤到，实属奇迹。
我印象最深的是救罗光华。
他是胳膊负伤，我低姿匍匐爬到他的身边，撕开急救包给他包扎。
把罗光华的伤口包扎好后，让罗光华负责两个地雷炸掉的脚掌和脚后跟的伤员后撤，我则继续去抢救其他伤员。
刚走出二三十米远，一发炮弹就落在他们身上，三人当场牺牲。
四十年了，每当我回想起这3位战友牺牲的情景，常常流泪。我当时离他们那么近，我没事，不就是老天爷要我活着，多救几个人吗？
这些人都是我战友的，那都是一起同生入死的，一起入伍的，也都是在一个军旗下，在一个锅里吃饭的战友。那还有什么想呢？抢救啊？没什么想的，就是抢救。
很快，我带的60个急救包就用完了。
老山地况复杂，战前规定，凡是掉队的，迷失方向离开本部的，不管是谁，身处何地，哪里枪响就向哪里靠拢，枪声就是命令。
还有其他连的战友加入到9连攻打57、50号高地战斗行列。
1连有个班掉队，听到57号高地厮杀，匆匆赶来。几排炮弹砸来，班长和两个战士负伤，我匍匐爬到他们身边，一摸身上的急救包只剩一个，一个急救包如何救护？
情急之下，我只能拉上两个轻伤员一起顶着狂轰乱炸到烈士身上搜寻急救包。
烈士的急救包也用完了，受伤的战友太多了，绷带没了，战友还在流着血，止不住血，腿没地方固定。
我一激动，抓起自己当时穿的白衬衣，用牙咬，用手撕，扯下来布条当绷带，包在战士的伤口上止血。
这边战友的伤口还没处理完，另一边又在呼喊卫生员。
我扶着伤员，把他送到隐蔽部位，然后又撕衬衫，把布条系在树上当标识，告诉之后上来的担架队，这里有伤员。
这件衬衣撕掉三分之一多，破破烂烂的，我就一直穿着，直到从阵地上退下来，在南温河洗衣服时才脱下来，看这件衬衣实在没法穿了，就随手扔掉了。
没想到第二天，四个兜的干部来人找我要这件衬衣，说要送到军史馆去展出。
我只能说，你们早来一天就好了，刚扔掉。
现在说起来，战友们还遗憾呢，说那件衬衣不是你一个人的，那件衬衣应该是国家的，是全世界的。
我哪知道，我一个18岁不到的卫生员，哪有那么高的境界，想那么远。
战场上，很多时候行为都是本能反应，不可能深思熟虑。
记得在一处被炮弹炸断大片树木的丛林中，一个胳膊负伤、正流淌着鲜血的伤员对我吼道:“你是干什么吃的，赶快给老子抢救伤员!”
他穿着四个口袋的干部军服，是重机枪三连副指导员熊永宁，要求我立即抢救躺在地上的4个重伤员。
他是中弹负伤，他们连的通信员负重伤，还有两个战友被炮弹炸伤。
我十分理解他的心情，没有辩解，跨了两步来到一名重伤员身边，双膝跪地用最后一个急救包为他包扎。
我还太着急，抱着熊副指导员大哭，告诉他我携带的急救包已用完了。
此时，他还一边继续带伤指挥战斗，一边通过步话机，向营部报告部队的战况及伤亡情况。
我一把抢过指挥员的步话机，哭喊着说:
“首长，我是9连卫生员张兴武，我的急救包全部用完了，还有许多伤员急需抢救。
如果你们再不送急救包过来，许多伤员就没命了，请求首长马上派人送急救包过来!快!快快!越快越好!”
接到我的呼救之后，臧雷营长命令把营指挥所全体人员的急救包都收集起来，命令营部通讯班班长熊自祥务必克服一切困难，以最快的速度将这些急救包送往9连阵地。
等待的时候，我把许多伤员集中在大树下，有的伤员的伤口包扎好了，有的因没有急救包而没有包扎，鲜血不断地从伤口往外涌。
熊班长很快赶到9连连部，把将数十个急救包交到李玉成连长的手中，接着就跃入枪林弹雨，飞速原路返回到营指挥所。
为此，营长当场宣布给熊班长报请三等功一次。
刚拿到急救包，我就听到李副连长在喊我，“卫生员，4班长负伤了。”
夺占了57号高地之后，史光柱迅速调整了全排的战斗部署，一鼓作气，和跟上来的代理副连长李金平同志一起，带领战士们开始攻打50号高地。
又经过几次受伤之后，李金平副连长踩响了一颗敌人埋设的压发地雷。
随着一声爆炸，史光柱被地雷的碎片打倒在地上，脸部被打进几十块地雷碎片，左眼球被炸出眼眶吊在外边。
我过去一看，李副连长脚断了，我先给他止血包扎，固定好后，我才在交通壕里找到光柱。
光柱已经先后四次负伤，光重伤部位就有八九处，之前包扎的很简单，都散开了，还在流血。
光柱他早可以退下战场，但真的是轻伤不下火线，英雄得很。
而现在，光柱的左眼球被炸出眼眶，右眼也被两块弹片击中，脸上很多弹片，全肿起来了。
现在想想，我应该是他失明前，最后见到的一张脸。
当时我就急了呀，这是我最好的战友，赶快给他打了一支杜冷丁止疼。
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把他抢救过来，把他送下阵地，让他活下来。
经过急救后，当时阵地已经被我们拿下，就准备和另外5个战友一起护送光柱下火线。
没想到，敌人的炮弹还在打，2个战友负伤了，3个战友怕敌人反扑丢失阵地，只好选择继续坚守阵地。
阵地刚收复，没有路，雷区也没清理，我只有凭自己的印象去判断，避开地雷带着我最好的兄弟往前冲。
我最担心的就是光柱死掉，路上不停喊着他的名字。
终于，撤到了57号高地连指挥所里。
光柱短暂清醒了一会儿，很快又陷入昏迷之中。
我给他打了急救针，看他到处是伤，把能够用的药物都给用上了，并使劲掰开他干裂的嘴唇，勉强喂了一点点水。
按理这个时候，应该给他打抗休克、抗感染的急救针，但药早已用完，没办法。
我那时是真悔恨自己当初为何不再多带一点急救包和急救药品。
差不多半个小时，光柱醒了过来，第一句话却是：“连长，对不起，我没有完成好任务！”
我对这句话记得特别深，因为当时就是我扶着他，他突然说出来的。
你说，谁听了不感动。
连长命令我迅速把光柱往后送，因担架队目标太大山路太险上不来，我只能一个人把光柱送回团部卫生队。
我搀扶着光柱慢慢走，没走多远，他再次昏迷。
连续十多个小时的战地救护，我的体力早已严重透支，只能背着光柱一步一步地挪动。
后面，实在是背不动，我就用一根背包绳绑住他的武装带，平路我就拽着他走。碰到悬崖，有两三米那种，我就将他吊着慢慢放下去，然后我再下去，到了上坡的地方，又拖着他往坡上拉。
有时，拖在地面上的光柱撞在石头和树桩上。每次发生碰撞，我都觉得把他撞痛了。
后来才知道，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怎么下来的，他早疼昏了。
我倒是记得光柱被撞醒过来一次，他断断续续地说：“兴武兄弟，我快不行了……别管我，你自己撤回安全的地方去吧，这样下去，我们谁也活不了。”
我能扔下他不管吗？我是卫生员，也是他的好战友，只要战友还有一口气，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我也要救他呀。
路上还真有炮弹打过来，这是后方的越军漫无目的地打炮。
炮弹爆炸的瞬间，我一把就将光柱扑倒在地，炸飞的泥土和碎石，落了一身，还好我们安然无恙。
几公里路，经过好几个小时的跋涉，我终于将光柱送往团部卫生所，团卫生队紧急输血，作了抗休克、抗感染处理后，把他的命保住了。
光柱受伤是下午一两点钟，我送完他再返回到连指挥所，已经是晚上八九点钟。
连长又给我了一个任务，要我送一个越南俘虏。
连长还说，你送他，他如果要死了，你也死。
我知道了，这任务有多么重要。
我抢救了一天的战友，刚刚才送回一个自己最亲密的战友，现在要送一个战俘，心里的滋味我说不好。
首先是不敢打。连长给我下了命令必须保证他的安全，我得保护他。
但心里早想打他了，甚至恨不得枪毙了他，可是我也知道，救一个俘虏就等于抢救了我们一个战友。
日后对换俘虏，他能换回我们一个战友。
所以只能忍着。
这个俘虏右腿伤得不轻，走的时候他只能动一个腿。
当天晚上又下了小雨，那个俘虏和我，我们两个披一件战士配备的雨衣。
他看着我这边雨衣少了，还扯扯雨衣给我多披一下。下了雨的山坡特别滑，一站起来走就要摔跟头，我和他都蹲在地上，一点点蹭下去的。
我身上就剩一块压缩饼干了。他一半，我一半。
水壶里还有半壶水，我们吃干的饼干后口渴，也是他一口我一口。
路上，我们没有太多交流，俘虏全程都很老实，没有试图逃跑和袭击我。最终，我就是这样怀着复杂的心情，把俘虏送到团指挥所。
说起来那场景我印象深刻，团指挥所首长都等着这个俘虏呢，帐篷里灯火通明，桌子上放了好几个菜。
首长见到我们先安排俘虏吃一顿，然后给我说，你任务完成了，回本阵地去。
我也好几天没吃饭了，回去的路上，看见牺牲烈士在地上躺着，还没往下抬，就在他们身上搜东西吃搜水壶的水喝。
我就一个人，走到第二天早上七八点钟，才到我们守的阵地上。
刚到防御阵地，见大家开始给自己挖猫耳洞，那是救命的地方。
我连续走了几天几夜，实在太困了，刚挖了一个小坑，就坐在里边睡着了。
当天的老山战报的头条就有我的名字，授予我为阵地二等功，和“模范战地卫生员”称号。
后来，我的战友们讲，他们查了所有资料，一天之内在阵地上救护47个伤员的，唯独我自己。
现在想想看，那时候我 18 岁都不到，我也为自己自豪。
收复老山后，我们就在老山参与防御作战，直到8月16日才撤下来。
那三四个月，我每天都要在雷区中穿梭，跑来跑去看护战友，当时并不觉得危险，大家踩出来的一条小路，跑着就过去了。
年轻，心态好，身体素质好。
我的18岁生日，也是在老山度过的，连我自己都不记得生日这回事了。
都说生日，也是母亲的受难日，这话真不假，我在老山三四个月，人成长了，而我41岁的母亲，三个月头发全白了。
4·28战斗打响后，烈士遗物和消息开始陆续往家里送。
我母亲是商场的售货员，她单位离邮局不到一公里，她每天都要走去邮局看一眼。
这一公里，母亲是用尽全身力气，一步步挪，动不动就坐下来休息，走上好长时间。
她是既盼邮局有我的来信，又怕邮局有我的消息。
每次到了邮局，她也是不敢进门，在门口徘徊。
邮局工作人员隔着门看见她了，跟她摆摆手，告诉她没事，她这才敢再进邮局看看。
母亲的头发就这样全白完了。
我退下战场后，在医院时赶紧给家里写信，除了报平安，最后还加了一句，战场上太苦，给我寄20块钱，我要买烟抽。
等我复原回家，我母亲哭着跟我说，别说20了，就算你要200我也给你寄过去。
父母那时工资加起来，一个月才二三十块，可想母亲知道我活着是多么的开心。
我的母亲是这样，我那么多牺牲战友的家里，又有多少个白发的母亲，不敢想呀。
我回家快20年，等来了光柱的电话。
光柱在收复老山战斗中，荣立一等功，被中央军委授予"战斗英雄"称号。
他真的很坚强，双目失明后，开始自学写作，是中国第一位获得文学学士学位的盲人。
光柱创作的作品，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被誉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
我想着他肯定早忘记我了，没想到他一直在找我。那时候通讯不方便，找人很困难。
有一回，光柱去贵州省博物馆剪彩，认识了当地武装部的部长，那个部长正好是我的战友，也是老乡。
光柱这才有我的消息，我们通上电话，马上约了见面。
20年没见面，一见面他就问我，给你的匕首还在吗？
在光柱家，我们喝了一夜的酒，直到第二天中午才清醒。
光柱名气大，有号召力，他一直在做慈善公益，帮扶伤残老兵和困难烈属，我也就跟着他一起做。
那种生死与共的战友情，一般人理解不了的。
这些年，我们这些幸存的老战友也经常聚会，免不了要回忆起4·28那一天。
很多我自己的事，我都不记得了，他们帮我记着呢。不仅我们9连的战友记得，其他连的战友也都还记得。
118团3营机枪3连指导员熊永宁回忆说：
“ 担架……担架……这一声声救命的呼叫，是我在老战斗中的亲身经历。每当想起，我泪流满面，因为那是血的教训。
老山战斗中，当我们进攻到57号高地时，我通信员负重伤，半小时后，我又中弹负伤。
正当我连刘陆昌，马正土，李学斌抢救我时，敌人一发炮弹在我们不远处爆炸，当场炸伤两个，三个血淋淋的躺下，李学斌傻眼了。
就在这关键时刻，一位北方小战士出现，他就是九连卫生员，来到我跟前，他抱着我大哭，因为我们都没有救护器材，被先负伤的用完了，他就解下我的绑腿进行止血固定。
这时我指挥机传来了教导员刘学帮安慰和鼓励的声音，卫生员接过耳机撕心裂肺的呼叫着担架。那哭声，呼叫声几十年还在我脑海出现。”
118团主攻营主攻连8连张川排长也回忆说：
“我在攻击阵地前沿，亲眼目睹张兴武抢救我连战土徐明忠全过程，惊心动魂，永生难忘。
徐明忠被弹片击中头都天灵盖(前头盖骨，至今缺损，垫钢板)，当时脑浆血水井喷，生命危急，张兴武冒着枪林弹雨，置生命不顾，硬从死神手里抢下一条活生生的生命，至今徐明忠逢人便说此故事，兴武是我们战士活着的英雄，无可非议。”
这几年，我每年都回云南，我不去老山，但麻栗坡烈士陵园每次都去。
这里躺着的很多烈士，都是通过我的手抢救的，或牺牲以后我整理的遗物，所以我和别人感情不一样。
我第一次去，心里真的太伤心。
我就说战友们呀，你们别让我上碑前去了，你们上烈士塔来吧，我在这儿陪着你们喝两盅。
这些话是发自内心说出来的，不是说作秀的。
上墓碑前，看到他们的照片，都是十六七岁的小娃娃，而我们都苍老了，心里头能不难受呀。
真实的战争太残酷了，用语言形容不了。
想想麻栗坡的战友，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
我有家庭，有儿女。他们呢，什么也没有，就墓碑上一张小照片，过个几十年，谁还记得他们，谁还记得我们。
我前面不是说过有两件冥冥中注定的事吗？
给你们说说第二件。
2018年，我接受《对话国家英雄》的采访，从浙江回来，在家里喝两天酒，是喝得有点多，但我自己并没什么不适。
但9月15号那天，我就突然的想上医院去查查。
到医院先看见副院长，我说查个心脏去，他说，你那里不舒服吗？
我笑着说，没事，预防为主。
然后我就上了7楼心内科，查查心脏，做彩超、CT。
医生在电脑上看见检查结果就傻了，说你赶快躺下，给我输上液。
我还想，喝酒输什么液。
很快，他们把专家们都叫过来了。
我心说真有事啊？可我自己什么症状也没有呀。接着，我上了手术台，6个小时大手术，给心脏换了主动脉，还搭了桥。
这件事和《血战钢锯岭》，都让我感觉到，冥冥之中，是那些战友在看着我，在保护我了。
所以，我经常说，我们这些幸存者，都是为牺牲的战友活。
能多活一天，多活一年，就尽自己的能力，多做一点事。
所以，对你们记录老兵故事，我是非常支持的，很多老兵都不在了，减的越来越快。
抓紧机会搜集我们这点资料，也给以后的年轻人看看。
现在有人说，一代人不如一代，我不这样认为，祖国需要到你们，你们也会挺身而出，甚至比我们做得还优秀。
因为这种爱国，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
客观来说，张兴武不是擅长讲故事的老兵，但我却莫名被他打动。
他一开始就很认真地告诉我，完整连贯的他没法讲，让我来提问，他来回答。
张兴武的故事看似零散，但主题明确，就是怎么救护，救一个是一个。
现在他能想起的每一个细节，都是环绕在他记忆里四十年的场景，是真正的刻骨铭心。
我也沉浸在他所说的冥冥之中，是呀，他在雷区跑来跑去，竟然毫发无伤，这个奇迹更像一个神谕：
他得活着，因为战友需要他。
我们总是把奖章送给死者和先烈，歌颂他们为国家和后人做出的牺牲。
但我们是否曾想过，战士们其实最想要的嘉奖，是活着看到和平与胜利到来的那一天，而不是成为一座被缅怀的冰冷墓碑。
在战场上，为国家而战和为自己而战并不矛盾，死亡在炮火中是最轻而易举的事情，相反，活着却难得多，而救活一个人，则难上加难。
能给那满山遍野的呼救声，一点活的希望的，只有卫生员，哪怕他还未满18岁。
这也是为何一个战地卫生员如此打动我的原因。
因为他不仅减轻了士兵对死亡的恐惧，更重新定义了什么是勇敢和忠诚。
编辑：霞姐 思聪
图片来源：张兴武提供，部分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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